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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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发生后，租界当局认为：“此租界事，当于租界决之，为保障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权。”1903年7月8日军机处给端方、魏光焘的电文也说：“沪上各领事称，在租界犯案当在租界定罪、受罪。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租界工部局对“苏报案”被捕人员的安全，曾作了周密的布置。开庭前一周，工部局董事会接到口头指示：“如果发生对这些羁押犯中任何人撤回起诉，或宣判无罪释放的事，要求采取步骤防止他们重遭正常或非正常逮捕的可能性。”董事会作出指示：“在此种情况下，将护送羁押犯登上驶往香港或日本的轮船，随他们意愿。”百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苏报案”的会议记录、会审记录，至今静静地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那是历史的见证。因为他们的坚持，先是清廷的引渡计划失败，最后也未能按自己的如意算盘处置章、邹，对一个从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眼里的王朝来说，无疑大大地失了颜面。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僵尸般腐朽的清王朝，一头是两个“志在流血”的知识分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苏报案”成就了章、邹的英名，在百年前的沉沉暗夜里，他们如同启明星，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孙中山后来这样评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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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章太炎、邹容被罚做苦工，经常遭到拳打脚踢，章曾绝食七天抗议。虽然环境极其严酷，他们还是以诗唱和，他们的《绝命诗》联句已载入文学史。1905年2月邹容病倒，就在会审公廨同意保释出狱的前一天，在服用了工部局医院的一包药之后，于4月3日凌晨去世，这一天离他两年的刑期期满不到三个月。章太炎入狱之后，仍和外界保持着接触，他的诗文不断见诸报刊。被称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报》创刊后，1903年8月9日，他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学问渊博的国学家从字源学意义上重新诠释了“维新”的内涵。8月23日，上海举行沈荩追悼会，他在狱中写祭文，为章士钊的《沈荩》一书作序。1906年6月29日，他熬过三年的刑期，出狱当天就登上赴日本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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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道到上海狱中探望素不相识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1904年10月，《重庆日报》创刊后，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苏报案”消息及章太炎等在狱中的情况，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超过三千份。1905年，他的处境已很危险，有人劝他出走，他说：“我决不负邹、章嘱咐。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我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质皇天后土，下可对四万万同胞。”这年6月1日，卞小吾被秘密逮捕，《重庆日报》被查封，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1908年6月13日，他在狱中被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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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章、邹，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他们的故事也早已进入历史教科书。值得一说的是，《苏报》馆主陈范虽然没有入狱，但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03年陈范已年过不惑，对《苏报》言论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不是没有清醒的估计，他也有过“声容惨阻”的“大骇”。但他还是让章士钊等放手去做，这与他办一个“主持清议”的舆论机关的理想吻合。《苏报》以言获罪，最终酿成“苏报案”，陈范“为实行主张起见，自始预料及此，无所于悔”。自他接手《苏报》，“宗旨本别异于各报”，从呼吁变法到倡言革命，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苏报》留在革命史上的光焰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他的名字被章、邹显赫的名声所淹没。其实，没有陈范，又哪里会有“苏报案”？一百年后回过头来，探求历史的真相，这样一个人物实在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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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6月30日，陈范侥幸走脱，在忧愤交加之中带二妾二女东渡日本。匆匆离沪之际，他曾口占一绝：“东风习习拂征衫，别绪离情百不关。却怪舵楼回望处，眼中犹著旧河山。”陈范流亡东京，“贫困几无以自给”，两妾改嫁；长子出走，不知所终；次子仲彝出狱以后，清廷一直迫他交出父亲，只得逃走。名动上海的《苏报》馆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坐对风烟殊旦暮，似闻歌哭满江湖”是陈范的诗句，也是他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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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参加过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三点会。1905年夏天，他返回上海。“苏报案”早已过去，但清廷岂会放过他，找个借口将他下狱。“骨肉隔山河，眷怀无已时”是他狱中的诗。关押了一年多之后，1906年秋天他才被保释出狱，辗转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后，他回到上海。他为新生的共和而兴奋不已，一度重操旧业，参与过《太平洋报》、《民主报》的编辑。那时，革命告成，民国新建，多少人以功臣、元勋、伟人、志士自居，无不以为“手造共和”，应该论功行赏，而他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共和国民，只口不提自己当年倡言革命的辉煌历史和惨痛遭遇，更不谋求一官半职。1914年，他的“南社”同人柳亚子为他写的传中说：“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及《苏报》的功绩，曾多次要求民国政府，发还被清廷没收的《苏报》、《女学报》财产，抚恤陈范和他在常州的寡媳孤孙，一直没有下文。陈范却说：“请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力。”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在上海贫病交加，幼孙病故，两个女儿不在身边，1913年5月16日去世，年仅五十四岁。章士钊说，“苏报案”后，他“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这是知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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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苏报》当年，“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犹如一道闪电出现在百年前的暗夜，难怪清廷视之如敌国，如果没有陈范这样的“潮流中之长厚君子”（章士钊语），没有《苏报》，仅章士钊他们，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页将完全不同，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文字恐怕也难以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正如章士钊所说：“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苏报》之名垂史册与陈范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在百年报业史上自有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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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苏报》以其言论激烈而触怒当道，但如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说，《苏报》论说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语句，“在中国视为大逆不道，译成英文则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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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5月27日到7月7日，年轻的章士钊主持《苏报》最后四十天，然而在拘捕名单上却没有这位主笔的大名，对此他在《苏报案始末记叙》解释，他当时一个人掌理《苏报》笔政，竟然逍遥法外，主要原因是俞明震的有意保护。他是南京陆师学生，深受俞的赏识，虽然在1903年的学潮中，他带三十多名同学集体退学，进入上海爱国学社，还曾多次在报上抨击俞明震，俞读了只是置之一笑。“苏报案”发前，查办员未定，俞“恐伤士类”，主动争取这个机会。俞一到上海，即去拜访陈范，陈推说出门，不见。俞通过儿子俞大纯约见了爱国学社教员、《苏报》重要撰稿人吴稚晖，透露了捕人的信号，即章太炎说的“赐面请安”。俞明震思想开通，对倡言革命的知识分子不无同情。洞若观火的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称他“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及这位“恪士先生”。拘捕名单上没有吴稚晖、章士钊，故意写了陈范的两个不同名号，以及几个无足轻重的人，似乎是有意的安排。俞当时不可能不了解章士钊的情况，不过是有意开脱罢了。即使章太炎如果想逃，机会也是有的，但他不逃，对此，吴稚晖不无揶揄地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可谓求仁得仁矣”。7月6日，端方致电袁树勋、俞明震将吴稚晖缉捕归案，显然已察觉这个名单有遗漏。章士钊因为只用笔名发表文章，外界不知其名也有可能，所以他不仅没有逃离上海，而且在案发后继续在《苏报》放言无忌。《苏报》被封仅一个月，他就创办了“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1903年7月6日，湖广总督端方密电两江总督魏光焘，通报俞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剪辫入革命军”，要魏对俞“不可不防”，并转告袁树勋“随时留心”。7月15日，“苏报案”第一次开庭当晚，俞明震就离开上海，不再参与此案，之后也没有再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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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吴稚晖，在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面前不同的选择，成为百年史上一场聚讼纷纭的公案。章、吴笔战不断。先是1907年3月，章太炎在日本出版的《革命评论》发表《邹容传》，直指吴向俞明震献策出卖章、邹。1908年1月，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发表致章的反驳信。章接着在2月25日出版的《民报》发表《复吴敬恒书》，斥其为“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者”，但并没有拿出吴出卖他们的有力证据。4月25日，吴在《新世纪》发表《答章炳麟书》。7月10日，章在《民报》发表《再复吴敬恒书》，指斥吴为“洋奴”，“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虽文采斐然，却不是求实之作。9月5日，吴又在《新世纪》发表《再答章炳麟书》。“反反覆覆，二人在巴黎与东京之间，三问三答。”1936年初，吴旧事重提，在《东方杂志》发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直到1943年，章去世已经七年，吴还发表洋洋数千言的《上海苏报案纪事》，为自己辩白。鲁迅病危之际撰文评说此事，也是站在章的一边。数十年后徐铸成仍持此见。只有历史学家唐振常经过严密考证，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说法。单从上面所说俞明震的情况来看，指控吴稚晖卖友就缺乏根据。在一场轩然大波面前，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抉择，临难的表现往往分出人格的高下，但不能因此而不顾事实，任意编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