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我关注杨东平很多年了：

杨东平，男，1949年9月生，1969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曾经参加红卫兵。后赴黑龙江农村上山下乡。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

杨东平对于新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是他的主要研究课题，他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


链接：

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_爱思想

选摘：

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

1949年月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这一方针在随后的实践中迅速发生了变化。
50年代初，采取“一边倒”、“以俄为师”的方针，模仿苏联教育重建新中国教育制度。从教育理论到学制、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教材、方法等各方面对“苏联经验”系统地全盘移植。 毛泽东对高度集权、科层化、正规化的苏式管理一直心存疑虑，担心专家路线会导致削弱党的领导，并对教育逐渐疏离农村的城市化、正规化发展不满。大致从1956年左右起，毛泽东开始探索走自己的道路。

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他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过教育的不断政治化，用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批判压制“专业化”和崇尚专家的路线；同时，用战争年代习用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方式冲击他所反感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
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无声

无独有偶，与杨东平研究类似的外国人也来对中国教育革命的历史评头品足：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链接：

人文与社会- 文章- 布拉莫尔：教育领域的革命

布拉莫尔：毛泽东在教育领域的革命

选摘：

正如我们所见，晚期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战略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个改变上层建筑的方案关键在于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转变。[1] 这个方案的激进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致力于扩展乡村教育，以此来保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享有同等机会，同时扩大受教育劳动力的数量。其二，它尝试通过将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来达成教育制度的质的转变。第三，它力图扩大城市基础教育，使工子弟获得进入中学的机会。以上尝试都不是全新的，在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延安地区以及大跃进时都有过类似试验。晚期的毛泽东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尝试转变的规模

关于此转变的影响，有很多种观点。Hannum（1999：202）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多数人看作教育的灾难，却成功地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并减少了城乡教育差距。"她进一步将之与1978年后的制度的失败做出鲜明对比，论证晚期毛泽东主义在此层面上的成功："所示证据······指出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干预（radical intervention），教育机会的扩展缩小了城乡差距，并与之后的1980年代的教育机会缩减形成鲜明对比。"（Hannum 1999：209）。Deng and Treiman（1997）也正面评价了晚期毛泽东主义在社会不平等与分层方面取得的成绩。Suzanne Pepper（1996）亦是如此。但Seeberg（2000：458-9）的观点则相反："农村教育成绩下降，识字能力降到一个不可持续的低水平。城市基础教育不能使学生具备基本识字能力，城市教育成果降到和农村教育同样低的水平。"

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结论多数源于对于证据的不同阐释。不过，首先让我概述一下毛时代的教育政策演变。

六十年代早期的中国教育制度

1966年后的中国教育改革源于毛泽东的观点--上层建筑的改变是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而中国教育从1949年到1960年代早期是失败的。

毛泽东的批评

但毛泽东并不完全满意。一个问题是关于学生在中小学和大学所接受的教育的性质。这种批评可以在文革中的关于教育政策有名的"两个估计"中看到：

"（在1949年后的17年里），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了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过去17年培养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换言之，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Teiwes and Sun 2007：57）。"

此外，人们认为中国1960年代中期的教育制度的主要有几个弱点。首先，虽然教育规模在1950年代有所扩大，但是入学率与毕业率仍然非常低。为了提高并保持增长率，需要增加教育系统中在全方面受过训练的毕业生。第二，中国教育仍没有脱离其儒家传统。教育过于强调学术知识，在工作经验（实践）上强调太少。《实践论》（1937b）中最好地呈现了毛泽东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不能只依靠观念（包括通过教育获取的观念），也同样需要依靠实践（经验）。[11]或许更有名的是他在1930年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Mao 1930）

第三，毛泽东认为教育体制充斥着不平等。考试体制仍有利于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因为，尽管收入与财富不均已很大程度减少，但只要孩童从父母那里继承文化资本就能得以升学。[12]无论是什么家庭背景，只要考试成绩好，就可以升学，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学龄儿童是平等的。这些因素导致体制内高度的等级分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只有6%的学生是工农子弟（Andreas 2002：472-3）。

19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教育不平等

1960年代中期的体制仍然是高度精英化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56年国务院令声明农村的脱盲标准是认识1500个汉字，而城市的标准则是2000个汉字。这并不导致城市更难达到脱盲的标准，毕竟国家的资源分配基本集中在城市。但是这里的明显含义--农村孩子不需要认识那么多汉字--反映了1950年代的心态。类似的精英主义案例不少。考试名义上是唯才是用，但实际上有利于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给他们极大的优势。学习与实践分离，教师的学术能力也依照求学年限来评判。这导致如下结果：

"精英教育体制的真正受益者是精英自己，因为正是他们接受特权教育以服务民众的过程扩大了他们与民众的差距，并把精英自己放在了权威的位置。简而言之，新精英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同其它统治阶级一样，他们不愿意自动放弃他们的权力......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教育优先权应该回到社会经济的底层--无产阶级、穷人和贫下中农--把他们的位置提高到与其它社会群体一样的位置（Seybolt 1971：666-7）。"

毛泽东时代晚期的教育政策

看到这些失败，毛泽东时代晚期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重新提倡延安道路。一个目标就是扩大农村教育，一方面积极提高升学率，另一方面送知识青年、城市教师去新建的农村学校任教。在城市里，通过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以工人、农民背景而不以分数录取学生，城市教育也会变得更加公平。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半工半读都将成为常规；正规教育和民办教育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将迅速消失。

毛泽东时代晚期德治（virtuocracy）得到了发展（如Shirk所称），也就是说，教育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的背景，而非考试的成败。通过这样的方式，取消了子女从知识分子父母或1949年以前富裕背景的父母处继承的文化资本。因此当1970到1971年大学重新开放之时，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学）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而这些条件往往取决于学生的政治忠诚度（反过来基于他们的政治承诺的水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干部身份对进入大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干部能够通过他们的关系，利用没有明确规定的招生标准占便宜（Kwong 1983:94-5）。

晚期毛泽东主义教育体制的效率

勿庸置疑，晚期毛泽东主义给中国的教育实践带来了巨变。然而中心问题并不是转变的程度，而是其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吗？还是教育系统内学生数量的增多是以学生所受教育质量的剧烈降低为代价的？这些就是效率的主要问题。[14] 在公平问题上，毛泽东主义明确主张希望缩小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消除知识分子、干部以及1949年之前发展好的人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这些目标达到了吗？

无声

接上：

中学与大学教育质量

如果毛泽东晚期有失败的地方，则并不是在初等教育和识字率，而是在中学大学教育上。我们知道大学关闭了很长时间，也知道受教育的长度被平均缩短了两到三年，我们同样知道很多学校的教师并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积极性也不高。看来，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尽管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晚期降低文盲率上很成功，但是在其它的学术教育上则不尽然。

很多下放到农村的中国教育者对毛泽东晚期路线持可以理解的严厉批评态度。Pepper（1996：408）所访问的一位老师断定初中毕业生只认识2000个汉字，而与此相比文化大革命之前毕业生一般认识3000个字。我们也看到之前Treiman也得出结论晚期毛泽东路线的影响等于减少一年的教育。其他研究也有结论表示毛泽东晚期政策因缩短教育年限而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对于那些受到下放影响的城市青年人（Giles et al. 2007）。[19]

进大学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干部的推荐，而下放的青年不大会被选上。但是纵使下放的城市青年受到影响，这并不代表晚期毛泽东战略的全部后果。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农村青年的获利是否补偿了城市青年所受的损失。而且，尽管城市孩童可能由于晚期毛泽东战略的影响，上山下乡使得他们接受教育的年限减少，但他们开阔了视野。

晚期毛泽东教育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降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在1960年代早期这种不平等很尖锐。城市的孩童相对农村孩童更有优势，而且家长的教育程度是他们后代教育机会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问题上的证据远比效率问题上的证据清楚：无疑，

晚期毛泽东政策取得的结果是全面降低了教育不平等。

晚期毛泽东战略在提高农村升学率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这一大步并不足以缩减城乡差距。在农村，升入高中的几率远比城市要低。

而且，尽管在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农村的高中数量激增，但那里的教育质量并不高。主要由于内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公社缺少办高质量中学所需资金。而且，户口制度使得出生于农村的人很难迁到城市，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口流动（Wu and Treiman 2004b）。

毛泽东时代晚期平等主义的效果很显著，还因为它削弱了家长教育与子女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并改变了家长职业和孩子教育程度之间直接的联系。家长的高学历在不是以考试来获得升学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孩子而言不再是优势。相反，晚期毛泽东主义的效果之一在于提高了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并降低了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地位。父母的职业对孩子教育成就仍有重要影响，但旧的职业阶序被倒转过来了。

1966年前和1977年后的全国考试体制只在很狭隘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在实践中，它使得有着知识分子或干部身份的子女的特权合法化。由于高阶层的父母往往住在城市里，城乡差距的背后实际是父母教育地位的差距。

然而，在1960年到1965年，升大学的几率与父亲的教育有系统性关联。父亲受过良好教育（高中或大学学历）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那些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在文化大革命（这里定义为1966年到1977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的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反而更低（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主要的输家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他们失去了一直自认为与生俱来的特权。由此可以理解在农村定居的红卫兵的苦楚。他们不光被剥夺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而且也很难进入大学（进大学需要一封公社、农场或工厂的推荐信，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拿到）。然而这并不是不可能，而且选择工人、农民身份也有助于他们改变阶级标签。悖论般的事实是，在1970年代，工人身份为人追求，它意味着很大的进大学的可能性，从事的工作也没有农业那样辛苦，而且面对针对49年前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工人身份会提供一定的保护。

对有着通常来说优势家庭背景的非农业男性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具体而言，（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家庭背景带来的优势大大减小。文化大革命暂时性地打破了重新出现的社会分层体系，保障了农民的利益。

应当承认，这些结论有其局限性。Deng-Treiman样本只选择了城市家庭，而且也只涵盖了儿子仍同父亲共同生活的家庭。但中国农村的数据同样说明了分层的减弱（declining stratification）。实际上有一些证据表明由于农村干部家庭可以利用他们的关系使其子女获利，他们从毛泽东晚期政策中获利最多（Giles et al. 2007）。Shirk（1984）认为，毛泽东时代晚期的中国是以德治（virtuocracy）而非以考试为基础的能人统治。在美德（"红"）这些无形因素对教育机会有很大价值的社会里，"机会主义、阿谀奉承和互惠互利(patronage)"（Shirk 1984：58）有广阔空间。的确，农村干部家庭子女的获利本身就说明了旧秩序的终结。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晚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作用极大。Parish指出，上山下乡可能是错误的，但倘若教育政策的目标在于"颠覆旧的阶级秩序，切断代际之间的特权关系，中国政策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必要的"（Parish 1984：119）。

由于户口体制的影响，只有非比寻常地大胆的农民才能首先迁入城市，因此他们的子女在教育和职业上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对多数中国农民来说，由农村迁到城市的可能性在毛泽东时代晚期是不存在的。农村教育的扩展开阔了他们的视野，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并没能消灭城乡差距。倘若孩童的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来自"不好的阶级"，他/她注定前途渺茫。家长职业的低微地位进而传给他们的子女，因此保持了父母与子女地位的相关性。在毛泽东时代晚期，是高低地位的定义改变了，而非父母职业与子女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改变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生活机会的影响仍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方式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精英从未想到的。正如Parish（1984：110）得出如下结论：

很难抹去家庭对孩子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然而，1966年后的中国人却走向这一步......1966年后，中产阶级上层的父母很难帮助他们的子女成功升学或找到好工作。

毛泽东晚期的中国在减少教育不平等上做得更好。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女性的教育机会显增。父母教育与子女的教育机会之间的传统联结被打破。相反，教育机会更多基于阶级和德性（"红"）。结果，农村干部、工人、农民的孩子发展较好，而1949年以前的特权阶级、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遭遇不佳。结果是1970年代教育的不平等大幅度降低。在1970年代，让失利者们极为苦闷的真正原因是传统阶级特权的消灭，尽管他们以哀叹毛泽东时代晚期教育质量降低来掩饰自己的反感。

当然，中国在1966年后可能发展得更好，这一点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很多证据表明下放对提升农村教育意义不大，国家由于疏远了城市青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中小学（1966年6月到1967年10月）和大学（1966年和1973年）的关闭并没有推动教育进步，中国最富才华的知识分子的遭受迫害亦是如此。而且对多数中学教育质量的质疑也是肯定存在的，尤其是农村中学。Vilma Seeberg所描绘的图景过于悲观，但同时韩东屏的描述也并不显得完全真实。

尽管如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在降低文盲率和发展中学教育方面的成功。尽管中等和高等教育体制有问题，中国初等教育体制的成绩绝对是贫困国家的典范。而且，毛泽东时代晚期的策略不但在城市也同时在农村扩大了中学教育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这一结论：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人民从政府教育项目中的受惠远多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无声

2015年10月22日，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将2015年度“查理与莫妮克-莫拉泽奖”授予中国学者杨东平，以表彰杨东平先生数十年来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事业的贡献。

“查理与莫妮克-莫拉泽奖”是法国社会科学界一个新兴奖项，创立于2013年，旨在奖励全球范围内在教育与社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

杨东平先生目前担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他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为中国教育鼓与呼，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是真正令人敬佩的教育学者。

”观察中国”祝贺杨东平先生。

以下是杨东平先生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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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接上：

与欧洲的教育结构完全不同，中国没有权贵子女集中的私立学校，中国的“贵族学校”存在于公办教育体制之中。教育分层建立在两个基本制度之上：由户籍制度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二元结构。

户口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用户籍制度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农民捆在土地上，农民的食品供应、教育、医疗服务等只能由当地的政府提供。

1980年代以后农民可以进入城市工作，但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改变，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仍然与土地挂钩，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公共服务。

公办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两个层级，加上城乡区别，形成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成为凝固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在不同类型的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的趋同性加强。政府着力扶持的少数城市重点学校，学生主要来自社会优势阶层，成为研究性大学的主要生源地。

研究显示，在1999年扩招之后，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整体扩大，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极大地提高。

2003年，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与城市学生持平，达到50%；2012年农村学生比例达到59.1%，而农村考生的比例大约为60%。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在从显性的总量不均衡，转为更为深层的、隐性的教育差距。

高等教育系统中正在出现的分层大致是这样的：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

通过对1980年至2008年之间教育机会的一个定量研究，总体上城市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学生的2.56倍，扩招之前为2.28倍，1999年扩招之后这一差距扩大到2.77倍。说明高等教育机会仍然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更多被城市学生所占有。

这突出地表现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优秀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过低，从80年代最高时的40%降到目前的16%左右。

2014年，国家改革高考制度，要求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从2012年起启动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收农村学生的计划，2014年这一计划的名额为5万名，以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

当前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新情况，是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这就是被称为“流动儿童”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以及他们留在农村家中的孩子“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

由于城乡分治的现实，城市社会没有做好准备接纳他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成为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为了改善社会公平，中国的社会力量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中国的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作为大学教授，同时也实际地参与行动，是中国3个著名的NGO——自然之友、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发起人和理事长。

自然之友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主要在西部农村开展乡村幼儿园建设、农村教师培训等工作。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从事教育公共政策研究的民间教育智库。

我们一方面直接参与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更主要地是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教育。我们举办论坛、研讨会、讲座、沙龙、读书会等，出版著作，与电视台合作制作电视专题片，开展了多种关于教育政策的理论讨论和传播。

我主编的年度教育报告《中国教育蓝皮书》，自2003年起出版至今，并发行英文版。

同时，我们关注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今年4月，我们借鉴多哈的世界教育创新大会（WISE），举行了“LIFE教育创新峰会”，是对近年来中国教育创新的一次检阅。

我们希望构建这样一个平台：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反思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寻求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发现、交流和推广基层学校、老师、家长、学生、地方政府、公益组织、企业等教育创新的优秀案例，展现勇于改变现状的教育家精神和自下而上变革教育的力量，促进体制内外、不同群体的了解与合作，促进教育界内外更多的人起而行动。

我为会议撰写了《人本主义教育宣言》，提出“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成为任何形式的工具。”

我认为中国教育正面临这样一个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为此，需要改变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教育的陈旧传统，改变在19世纪大工业时代形成的学校制度，改变在60年前移植自苏联的教育体制，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改革还在路上，我们会更加努力！

衷心地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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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2016-03-30 07:29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 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主席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绝对冠军、无往而不利。斗得知识分子们尤其是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哭爹叫娘、捶胸顿足、检讨忏悔、束手就范。全国人民则是杀声震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热泪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壮语、气冲斗牛、咚咚咚，锵锵锵。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它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这也很天才很潇洒很艺术也很有灵感，大艺术家多半是随机应变走着瞧，一面涂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一面即兴发挥一面突然爆炸。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无声

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种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分为城市 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类型，并限制农民在城市自由择业和居住；城市经济部门吸 收农民劳动力，严格在国家计划下进行；农民就业大部分限制在农业部门，也有少部分在农村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这些农村工业和服务业都是由农民自己兴办 的。     二元户籍制度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或政令的调整逐步确立的。1954 年，中国 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55 年 6 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 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1956 年、1957 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四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 年 1 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 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 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 1954 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 定。在 1975 年、1978 年和 1982 年先后修订的三部《宪法》中就干脆取消了“公 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     


中国户籍制度的推行与过去国家推行计划经济、实行对全社会安全控制的施 政方针有关。一开始，户籍制度也只是一般的人口登记制度，后来随着国家计划 经济体制的加强，户籍制度便逐渐有了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再后来，由于国家 经济效率提高缓慢，可供分配的社会资源越来越紧张，天平便向着城市人口倾斜 了。于是，户籍制度逐渐染上了一种对农业人口的歧视性色彩，它维持了一种社 会不平等关系，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一个庞大的人口群用户籍固定下来，并使他们 事实上受到歧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在利益 关系上越来越处于严重不平等地位，农村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甚至 在消费等方面，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权利。     


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对农民过度剥夺的社会利益结构，在这种结构之 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民主自治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基本公共 服务平等享有权都受到极大侵害。发端于 1978 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反映到农村 地区，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利益结构，将农民应有的权利归还农民。

无声

本文写到现在依然是整理过去10年间积累的探讨上山下乡的重要历史资料和各类重要观点和学说。


梳理到此只有两个字可以说明我的感受：纠结
只有四个字可以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困惑： 否定之否定

真羡慕那些青春悔尽和青春无悔的曾经的同路人们由于彻底否定或完全肯定的胸怀而能够避免胡思乱想得到长寿！ 严重羡慕！我当然知道这样说的后果，两面战壕里的曾经的战友都在骂我。。。。。。

无声

现在再来更正前面列出的那张70年代中国教育学制模式的图表就比较容易看出问题了，原图表完全忽略了上山下乡，在表中的城市和农村的学生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工厂，军队，农场，然后进入大学（含厂办，场办，社办），这样的线路图不符合历史。首先老三届和69届在68-12-21之后得到分配的都上山下乡了（68-12-21之前按四个面向分配的不算），然后这些人有被招工回城的，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还有留在农村当了10年农民的（到1978年全部回城为止，如果文革不结束将扎根当职业农民）。71年以后高中重开，但是因为高考废除后面历届城市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未上高中的）仍然需要上山下乡，其中有少部分留城进工厂（如独子，病困者，有多子女上山下乡的家庭）。部分城市在71年后一度恢复四个面向分配，但73年李庆霖事件后周恩来又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继68-1-21之后的另一个高潮。农村高中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也因为高考废除所以似乎应该是回乡，他们也不可能一毕业就进城当工人，应该是先回乡再被抽调进工厂或上大学。


我修改了一下原图，红线代表了71年以后城市高中或初中毕业生分配就业与上大学的路线，紫线代表农村高中或初中毕业生就业与上大学的路线图。总之城乡中学毕业生主要的是先要上山下乡或回乡劳动数年才有机会被招工进城或被推荐上大学，剩下的留在农村当农民（有部分人当教师，赤脚医生，干部）。统计数字表明文革中至1978年为止有17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非转农），有多少农村中学毕业生回乡不清楚（农业户口不变）。有数据表明到1978年大回城运动发生之前有将近800万人从农村被招工进城当工人（农转非），这800万人包括城市知青和青年农民，比例不详。还有数据表明文革中全国共推荐选拔200万工农兵大学生，其中知青大学生人数不详，工农兵三方的大学生人数和比例也不详，有多少知青通过当兵和招工回城后再上大学的人数更没有研究数据。

使用鼠标和滚轮可移动和缩放下图观看细部：

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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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再把图表修正一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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