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你需要静静…… 【转帖】

拥抱快乐

    腊月二十四“扫房子”，春节前大搞卫生是我国素有的传统习俗，每到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拆洗被褥、刷锅洗碗、清扫房屋、庭院，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腊月二十四有的地方也叫“扫尘日”，人们借“尘”与“陈”谐音表达除陈、除旧之意，也是想把一切晦气、穷运统统扫地出门，寄托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望和迎喜接福的祈求。
    从腊月二十五到大年三十虽然中国的南方北方风俗讲究有所区别，但大体上是相差不多的，而除夕是指一年当中最后一天的晚上，与春节首尾相连，除夕意思是月穷岁尽，旧岁至此而除，来年更换新岁，除夕是春节的高潮，俗称守岁，守岁是从年夜饭开始，传统的年夜饭是合家团圆幸福祥和充满骨肉亲情的家宴，又称团圆饭。另外到子时接神后，全家人聚在一起吃素馅接神饺子，取其“更岁交子”之意，整个除夕夜都是围绕着除旧迎新、消灾祈福为中心，还有的人家在屋里、院子里铺上芝麻秸，让家人在上面踩踏，取其“踩碎”之意，以“碎”谐“岁”并借用芝麻开花节节高之吉祥寓意，祝愿家道兴旺。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按老理儿说这一天不能动扫帚、不能泼水倒垃圾，否则会扫走运气、财气，招致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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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原崇文区晓市大街，紧邻金鱼池打小儿就是在金鱼池边上玩耍长大的，我母亲是满族镶黄旗人，祖上是“大汗”的亲兵，当年是和清军一起进入北京的，外祖父在晚清时官居四品，住在北新桥“土儿”胡同一所大宅院里，但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中国建立了民国政府，一夜之间大清朝所有八旗子弟都失去了生活来源，晚清时的八旗子弟都是整天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根本没有任何谋生技能，俨然是一群纨绔子弟，祖辈的骁勇善战、横扫千军、威猛无敌的八旗铁骑早已荡然无存，母亲的家族和所有满族旗人家庭一样都衰败了，就像老舍先生“正红旗下”里写的落破满人一模一样，这个结局自然也影响到了母亲这一辈儿，即便是这样母亲每逢过春节老规矩老理儿一样也不能少，过去老北京人有句形容满族人的话叫做“满族人有钱时是真讲究，没钱时是穷讲究”，当年虽然生活拮据，母亲为了面子每到年根儿底下家里也要准备好多“年货”，比如买些猪肉皮加上豆腐干、胡萝卜、黄豆熬一锅肉皮冻儿，用胡萝卜、香菜、粉丝、面粉炸素丸子，再炸些豆泡、炸排叉、炸咯吱盒，再把“副食本”限量供应的“三毛八”一斤的带鱼炖上一锅，蒸上几锅大馒头，当然少不了炖上一锅猪肉，这些东西在我小时候可是家家户户过春节最丰盛的“年货”了，把这些东西放在大笸箩里，上面盖上“油布”放在窗根底下，过去北京的冬天特别冷，用这种天然的冰箱存放到正月十五都不坏（油布是一种防雨材料，黄色的、质地很硬，过去老北京的雨衣雨伞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叫油衣、油伞），现在年龄稍大点的人们可能还记得这种物件和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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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孩子们都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穿上新衣服、能放鞭炮、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可是我小时候过年从没有穿过新衣服，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我过春节和平常一样都是穿哥哥们穿小了的衣服给我再接着穿，所以也没体会过过年穿新衣服的感受，不过我小时候每年春节穿的新鞋都是母亲自己亲手做的，家里找些破“铺衬”（破旧的碎布头），刷上浆糊贴在木板上，干了以后揭下来，这就是做鞋底儿用的“袼褙”，把三四层“袼褙”叠加在一起剪成鞋底儿，因为“袼褙”很硬，要用锥子先轧个眼，再用大针串上麻绳，一针一针把几层袼褙连在一起这就叫“纳鞋底”，（这也是老北京人所说的“千层底”），再用灯芯绒布剪成鞋面，然后和鞋底缝在一起，这道工序叫“绱鞋”，再往鞋里打上鞋楦子这道工序叫“排鞋”，就这样一双新鞋就做成了，由于绱鞋、排鞋工序太麻烦，还得喷水烘烤，所以一般家庭做好鞋后都拿到外面鞋铺去绱鞋、排鞋，我从小都是穿这种母亲做的鞋，夏天穿的主要是“圆口鞋、方口鞋”（就是土制的懒汉鞋），冬天有“五眼毛窝”、“骆驼鞍儿”毛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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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小时候过春节最喜欢放鞭炮，那时的鞭炮没有现在这么多花色品种，我小的时候只有“麻雷子、二踢脚、铁机鞭，耗子屎、滴滴芯儿”，“耗子屎”是一种泥制的小老鼠，点着后在地上转圈，只喷花但不响，“滴滴芯儿”一尺长，一分钱两三根，也是只喷花不响，小时候家庭生活不宽裕过年只能买最小的鞭炮，红色的小包30枚七分钱，还不舍得整卦放，要拆开了一个一个的放，由于一年中只有到春节才能享受到放鞭炮的乐趣，每天的鞭炮都是限量的，要有“计划”，可是一旦放起来就把“计划”忘得一干二净了，没一会鞭炮就放完了，看着别的小伙伴有说有笑的放鞭炮，心里真不是滋味，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自己的“小金库”，为何不把“小金库”的钱拿出来买鞭炮，于是我马上跑回家偷偷的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木箱里有一个生锈的小铁盒这是我存放“私房钱”的秘密地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快速的把小铁盒里面的钱全倒出来，数了数只有三分钱硬币我拿着这三分钱高兴坏了，马上就跑着去买鞭炮了，那时的北京城晚上一擦黑儿，所有商家就都“上板儿”了（过去没有防盗窗、卷帘门之类的，所有买卖商家都用木质的“护窗板”，每天早上开始营业了把“护窗板”摘下来，这叫“下板儿”了，晚上停止营业就把“护窗板”上好，这叫“上板儿”了）于是我拿着钱跑到44号院最里头北房那个小“杂货铺”去买鞭炮，因为这个杂货铺只要主人不睡觉就是营业时间，关键是它还可以出售零散的鞭炮，像“铁机鞭”一分钱一个，小的“铁机鞭”一分钱两个，我买的这种最小的鞭炮是一分钱四个，我买完鞭炮生怕丢了使劲的攥在手心里一路小跑回去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由于我来回都是跑步又攥的太紧手心出汗这几个鞭炮受潮了怎么点也不响了，每个都冒两下火花就灭了，真扫兴！我索性回家睡觉去了，盼着明天早点到来，第二天总觉得时间过的太慢，左盼右盼天还不黑下来，我实在等不及了没等天黑我就跑出去开始放鞭炮，由于太早其他小伙伴都没出来呢，我一个人感觉没有意思，这时我见对面走过来一位老太太，手里挎着一个竹篮子，老太太是“小脚儿”走的很慢，我三步两步追上老太太点着了一个炮竹就扔到老太太的竹篮子里了，只见鞭炮一响，老太太大叫一声瘫坐在地上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大声哭骂着，也听不清她在骂什么，反正跟“哭丧”似的，关键是谁知道老太太竹篮子里装着一只老母鸡，这老母鸡受到惊吓嘎、嘎、叫着四处乱窜，我一见这阵势吓的赶紧往家跑，其实你惹了祸别往家里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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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没一会儿老太太找上门来了，我母亲是满族旗人街坊四邻都知道我家家教可严厉了，你想这顿暴揍还逃得过去？结果挨完打也不许出门了，倒霉透了，又过了一天晚上才被“获释”可以出去放鞭炮了，这回我得吸取“老太太事件”的教训不能再出格了，这两天可憋坏我了，今天晚上非把鞭炮都放完了过足了瘾不可，我也当一回“土豪”，我看别的小伙伴都站在那儿放鞭炮，我觉得没有创意，于是我满大街到处跑着放鞭炮，而且到处寻找最佳燃放位置，我往“车家大院”院墙的墙缝里塞了一个鞭炮点着了“啪”的一声响，只见墙缝哗哗掉土，又往“山家”门口电线杆上木头缝里塞了一个鞭炮（过去的电线杆都是大圆木头做成的木头周围都是小裂缝），我又往马路中央雨水井盖里扔了一个鞭炮，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我觉得这种声音挺新颖，整个晚上我跑的满头大汗开心极了，我把两个鞭炮的炮竹捻儿拧在一起点着了，使劲往空中扔一个、往地下扔一个，啪、啪、单调清脆的炮竹声在夜空中回荡，带给我儿时过年无限的欢乐.....
    结束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快乐的童年，其实就是那永远抹不去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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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北京”的回忆：“救急”的信托商店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我和老伴，一对退休老人，虽然不能说腰缠万贯、锦衣玉食，但最起码是衣食无忧、享受生活。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父母虽然都有工作，但是家里有五个子女，每个月的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平时的日子还能凑合，可是过年的时候总得给孩子们置办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吧！总得买上些肉、面和年画、鞭炮吧！总得给孩子压岁钱吧！......因此，每年的春节前，父亲总要去信托商店跑一趟。
    信托商店，现在叫典当行；解放前称为“当铺”，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那是旧社会“剥削、压迫”穷苦老百姓的行业。也就是近二十多年间，中国的很多城市恢复了“当铺”，不过名称变得好听了 --“典当行”，但其功能仍然是拾遗补缺，救穷、救急。其实在改革开放前，北京也有类似于“当铺”和“典当行”的行业，它的名称叫“信托商店”（老北京话叫“委托商行”）。那时候我家附近的菜市口信托商店在北京城就挺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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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信托商店”遍布四九城 -- 东单、天桥、西单、北新桥、花市……。这些店铺天天顾客盈门，那时候的北京人特别喜欢逛信托商店。信托商店摆放的“商品”不像百货商场那样整齐规矩，店堂里的氛围也显得很“灰色”。货架上、柜台里摆放着各种各式的旧家具、瓷器、铜器、服装、皮货、钟表、自行车等老旧玩意。菜市口信托商店斜对面就是闻名京城的“南来顺”小吃店，人们品尝过各种京味儿小吃后，顺便就逛了信托商店。
    北京的各个信托商店一般都分为两部分 —— 售品部和收购部。售品部负责展示和出售，收购部负责收购和寄卖。实际上，“信托”就是收购，经过店员和顾客协商价格，直接将物品出售给信托商店，至于店方出售时卖多少钱，顾客是无权干涉的。“委托”也是双方协商最终出售时的价格，店方无权变动。物品一旦卖出，店方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没有卖出，还可以原封不动的赎回。此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的顾客您可以随便在售品部寻觅或购买物品，但您要是没有物品出售或“委托”，是切不可在收购部闲逛和停留的，更不能“戗行”，在收购部门口截留顾客欲出售或“委托”的物品。那几年，我跟着父亲去过几次菜市口信托商店。父亲总是拿着老三样东西去“委托”——一件羊皮短大衣、一台手摇留声机和几十张胶制唱片。谈好价钱，放在那儿，有人买，就卖掉；没人买，过完年再赎回来。先拿着钱“救急”，也就是损失点手续费。也是真“邪性”，这么多年的循环，也就是唱片卖了几张，那件皮大衣和唱机一直没有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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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北京的信托商店萧条了一阵子，后来又逐渐恢复起来。其中最火的时候是“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后，所谓“落实政策”发还的部分家具等物，一些名贵的硬木家具仨瓜俩枣的就卖了。我就亲眼看到一对“太师椅”50块钱就出售，搁现在是不可能这个价儿呀。
    下乡插队前，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和同学们经常去信托商店踅摸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滑冰鞋、吉他都是我们需要的。我的一个同学用25块钱“淘换”了一双挪威名牌跑刀，那可真牛啊!当时您要去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跑刀，有没有货先不说，国产“黑龙”牌跑刀六七十块钱，谁买得起？还有吉他。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边的主人翁弹着吉他唱歌的镜头影响了当时的人们，那时候吉他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国内根本就不生产了，只有在信托商店赶巧了还能“逮着”，不过您得勤踅摸才有可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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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信托商店的物品也随之改变了不少。过去自行车是大宗货，其次就是手表。当时买块上海牌全钢手表还得凭票，只有信托商店不要票，不过很少能买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黑白电视机、松下“板砖”收录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电视机9英寸、12英寸的居多，屏幕太小看着实在在不舒服，那时候信托商店卖的电视机放大屏风靡了好一阵子，9寸的电视机罩上它立马儿就变成了14寸了，就这“穷人乐”的玩意儿还不好买呐！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在偌大的北京城每当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都市里霓虹闪烁的除了商场、超市和饭店外，就是X X 典当行的招牌了。而今，北京众多的“信托商店”绝迹了，只能给北京人留下心中的记忆。不过过去咱北京城里的市井生活却牢牢的印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中。眼里看的，心里留的，大多与喜欢与否有关。喜欢的就留下，不喜欢的就丢掉或者忘记它。这个规律也是人们一直奉行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