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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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意要让由昆立即回去上班，那时交通不方便，由昆说：“我明天回去行吗？”他说：“不可以，现在就回去上班。”由昆只好倒了好几趟车，回单位上班了。

“先生走了以后，我想了很多，这是我最感谢我先生的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先生想得很远很周到，如果我在1984年就真正不工作在家照顾先生的话，也许先生会多活几年，但先生走后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什么专业都没有了，像我这种性格的人，那可就是生不如死。先生走后，我还是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否则对不住先生。2000年我晋升为主任医师，当时已经很难了，要考外语和专业，我身体也不太好，但为了给儿子做个榜样，我就拼了。”

“所以，这些年走下来，我觉得还可以，儿子现在在加拿大留学，很努力很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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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男孩最好学数学”

1996年3月19日中午，北京医院，弥留之际的陈景润不能瞑目，由昆知道他心中有两个巨大的遗憾：一是放心不下才14岁的儿子，二是没亲手证明“1＋1”。

她伏在他耳旁轻声说：“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孩子培养好，让他上大学，接受最好的教育。您听懂我的话就动一下手指。”陈景润动了一下手指，由昆给他合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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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前，陈景润曾说：“如果生男孩最好搞数学，如果是女孩就学医，继承爸爸妈妈的事业。”但孩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了数学，他曾说过：“我肯定不搞数学。”

“可能是孩子看到爸爸成天在那里算东西，连玩的时间都没有，觉得很累，一直在心理上回避数学。”由昆说，“上小学时，老师给他报了一个华罗庚学校，老师认为陈景润的儿子上华校是当然的，但他后来自己给退了。’我问：‘宝宝，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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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昆问陈景润怎么办。“先生很无奈地笑着说，那就算了吧，小欢欢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顺其自然吧！”

陈景润非常宠爱儿子，由昆脾气再急也没敢打过儿子，“因为我一吼他，先生就会生气，叫我不要用这种态度对孩子。由伟还记得我打过他一次，就是用塑料尺子在他手上打了三下，警告他不要在家里的墙上乱画画，结果先生就不高兴了。好在孩子没有被他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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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对孩子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家里利用桌子、椅子、床、水果等，教孩子说英语，在全家人吃水果或糖时教孩子数学，孩子上小学前，英语单词量就接近了200个。他自己的睡觉时间都不能保证，却与由昆商量：“小欢欢不要上学，我自己来教他怎么样？”由昆说：“不可以的，孩子要与小朋友在一起，接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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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上小学时调皮捣蛋，他对由昆说：“由啊，能不能把小欢欢的书桌放我书房里，叫他坐在我边上，看着爸爸学习，他就不好意思了。”“结果，小书桌搬到书房不到一天，就搬出来了。”由昆说，“那时，我和阿姨进先生书房都很小心，怕打断他的思路，只有小欢欢进出自如。刚开始，我警告小欢欢不能随便到爸爸书房，但过一会儿他又进去玩了，先生就无可奈何地笑着说：‘这个小欢欢太调皮捣乱了。’有一次，他玩爸爸的计算器，把每个键盘都抠出来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就吼他。先生说，你不要生气，不要管他，他在动脑筋，他想看看里面的结构。先生就是觉得儿子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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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去世后，由昆下决心要将儿子培养成材，“这是我对先生的一个承诺，如果不兑现，我以后没脸去见先生。”

由昆对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揽，高中时，身高1.81米的儿子从中关村的家到复兴门的中央音乐学院吹小号，她也要跟着，“到哪里都跟着，就是不放心，我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掉。所以，我想让孩子独立，就必须锻炼他的独立能力，必须让他离我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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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陈由伟到加拿大上大学，当他学完基础课后说“妈妈，我想转到数学系”时，由昆吓了一大跳，说：“唉哟，儿子，你不会是瞎说吧？”孩子说：“不会的，妈妈，我已经想了一段时间，我越来越喜欢数学；再一个呢，我越来越觉得我应该圆爸爸的梦。”

由昆说：“今天，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他身上继承了先生的很多优秀品质，并圆了先生‘如果生男孩最好学数学’的梦。”《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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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7月10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参加华罗庚铜像揭幕仪式时与师母华夫人握手问好。 中新社发 宗金柱 摄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
　　“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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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选中了陈景润？
　　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