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拥抱快乐

　然而，写谁好呢?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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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
　　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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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
　　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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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
　　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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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机缘
　　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
　　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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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
　　“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
　　“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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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
　　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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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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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现在回看这两份“内参”，只有两处略有夸张。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不过，这为后来的“陈景润事件”，投入了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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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
　　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
　　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领导介绍“哥德巴赫猜想”，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说不出来，只好请“哲学家”去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