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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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得知萧军逝世的消息之后，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即刻从外地开会的地方打来长途电话，向萧军的家属表示了哀悼和慰问。7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送别仪式上，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了花圈。
　　萧军虽然去世，但是彭真对与萧军有关的各项事业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1990年，在萧军离开人世两周年之际，一部64万字的《萧军纪念集》出版，彭真欣然为此书题写书名。当1991年在沈阳召开《萧军纪念集》首发式时，彭真又挥笔写下了“萧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奋斗的一生”的题词。
　　1997年4月26日，彭真不幸逝世。当正旅居湖南湘潭的萧军的夫人王德芬突然从电视机里看到彭真去世的噩耗时，不禁震惊悲痛至极，她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儿子萧鸣，嘱咐他速去彭真家中吊唁，并代她慰问彭真的夫人张洁清。
　　关于自己与彭真的这段至深友情，萧军在离世之前曾经对家人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之所以和毛主席、彭真同志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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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往事：萧军和丁玲在延安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1942年10月18日在延安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发生的冲突。萧军在会上说:“我这一支笔要管两个党(按: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持会议的丁玲反驳说:“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鲁迅先生对共产党怎么样？他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作为鲁迅的弟子，你一支笔要管两个党？”(陈明:《一点实情》，《我说丁玲》第93页。)王德芬对同一件事的回忆跟陈明颇有出入，即萧、丁当时的分歧并不是集中在“党和笔”的关系上，而是集中在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看法上。据萧军日记，他不同意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帽子，不同意说王实味“有计划、有阴谋”地反党。他认为王实味主观上还是站在革命立场。王德芬将这一场冲突比喻为诸葛亮“舌战群儒”:独战的一方是萧军，另一方是丁玲、柯仲平、周扬、李伯钊、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萧军在延安》，《延安作家》第399至404页。)虽然两位历史在场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承认萧军、丁玲存在分歧和对立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丁玲本人的著作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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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她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942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丁玲文集》第7卷。)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我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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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同年8月15日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他预言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我认为，萧军要用他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已见端倪。8月16日夜，他们又在河边赏月。丁玲说:“月亮走在云里多不舒服呵！”接着又更正说:“月亮怎么会走在云里呢？它们离得那样远。”萧军说:“文学语言是不能跟科学语言相提并论的。”这是多么抒情而又富于学理的对话呵！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告诉了萧军。丁玲说，他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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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成功刻画了安娜丈夫卡列宁的形象——这位丈夫注定了安娜要成为悲剧牺牲者。他们相约三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比如丁玲主张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先具有伟大的人格，而萧军认为作家先要有艺术的感觉，而人格是决定作品感染力的因素。丁玲承认她在跟萧军接触的几个月当中受到了萧军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使她更理性，更坚强，坏的一面是使她对人生更感到虚无。萧军承认丁玲比他待人宽厚，能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但他认为丁玲是个很感性的人，不善于把问题提到哲理层面思考(8月15日日记)；“容易冲动”，“缺乏学习的恒心和热情”(8月25日日记)。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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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萧军说，他们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萧军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虽然可以理解。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感天动地的。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由于丁玲和萧军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跟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跟丁玲和解，“因为她是为人类受过苦难的人，现在她也还是受着……”(8月31日日记)萧军向王德芬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9月16日日记)。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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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日记中有关丁玲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是丁玲在1940年审干期间的真实心态。因为康生1939年在延安散布过丁玲曾在南京“自首”的谎言，丁玲向党中央进行了申诉。194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审查她被国民党绑架并拘押三年的历史。丁玲开始感情很冲动，曾邀萧军一起去找董必武。在找董老的路上，萧军说:“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丁玲说:“是呵！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而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快要吃不消了。”“我离开延安……回家去……再让国民党把我捉了去……连国民党的人那次在西安说他们佩服我，说我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立场……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9月25日日记)。9月26日下午，丁玲又去组织部，萧军送她到河边，嘱咐她“心平气和，沉着应战”。晚上，张闻天为茅盾、董必武饯行，陈云作陪，丁玲也去了。回来之后，丁玲心情平和了一些，跟萧军谈起了去组织部的经过。根据萧军的转述，中组部当时批评丁玲说:“冯达写自首书时，你不应该不劝他。你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对你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冯达自首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前途灭绝了，规劝不会有效。二、她没有及早潜逃，是因为逃出来也没有适当工作。问为什么国民党没杀她，丁玲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特殊的人物呵！我虽然是个党员，但是个作家呵！”(9月26日日记)。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委托任弼时同志审查丁玲这段历史。1940年10月，中组部作出了“说丁玲自首并无证据”的书面结论。陈云、李富春在结论上签了名。毛泽东在结论的结尾加了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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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该补叙萧军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会。1984年3月6日，北京举行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年庆祝会”。这一天上午，丁玲在“文学讲习所”作了三个钟头的报告，下午又不顾疲劳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作即兴发言。丁玲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个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要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及时地反映时代，及时地把我们人民要讲的话讲出来……”(《丁玲全集》，第8卷。)会上还有一个插曲:丁玲说，萧军、聂绀弩、胡风不久前照了一张相。萧军插话说:“呵，你的消息很灵通！”当丁玲说到合影的三个人是老朋友时，萧军又插话:“哎，就是没你。”丁玲笑了:“是呵，是没我呵，哈哈……你们三个老人照了一张相，将来洗印出来送我一张呵！”萧军立即答应了丁玲的要求。可见，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磨难，丁玲也回到了作为萧军“老朋友”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