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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拥抱快乐 于 2015-5-27 07:32 编辑
五四运动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因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当官府开始镇压时，陈独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停刊。
1905年秋，陈独秀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邀回乡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问，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激烈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氵于”，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教授会主任，撤换了陈独秀。此后接连在每周评论发表激进文章，如《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6月11日，陈独秀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建党
1920年初陈独秀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4月12日，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
1927年，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在汪精卫相继发动的七一五政变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于是给临时中央发了一封辞职信。陈独秀则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吸收了中国当时最优秀青年的总汇。1927年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后，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过，他也不赞成同样背离共产国际路线的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11月16日，陈独秀因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被开除党籍。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公开信。陈独秀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过对于自己所创建的政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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