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周全华在1997年写的论文力图避免八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异化的市场社会中人们对于历史真相越来越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去费力不讨好的解读历史的内涵了。比周全华的论文早10年的中央党史研究院张化在1987年写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学界曾把篇论文称为研究知青的“奠基之作”（华商报采访）。”
她在论文中说：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许有人会引用别林斯基关于"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的话，说上山下乡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进而，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对于知青上山下乡，习仲勋也说过一段话。他说："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他讲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这是正确的。在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上，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至于说到悲剧与"大学"的关系，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如果脱离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在肯定其悲剧性质的前提下，认为这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但是，决不等于承认这种磨炼，就否定其悲剧的性质。
　　显然，"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五、六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相比较，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在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也为创办社队企业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热心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在农村和边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国家内乱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本文还没有到对于文革上山下乡乃至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上山下乡进行历史意义的评价的阶段，本文行文至此还在试图解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急于解读为什么会发生。但是重读周全华和张化的论文，让我想起了大跃进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送给毛泽东的一本书，其中有段话：

“从这本书里《理想国》，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国家机器蓝图，在这样的国家里，作为个体的人几乎消失殆尽。《理想国》中描述的乌托邦正是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一类幻想的源头；而且它无疑鼓舞过很多当权者，这些人处在主导社会变革的地位，却全然不顾可能给人带来的苦难。

在这种观点盛行的任何地方，都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人被迫去适应预先设计好的制度。即使是今天，在某些地方，“国家应该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相反（主人）”的观点仍然被视为异端。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达成平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急于在此得到答案。总之，《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理想世界，使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给柏拉图贴上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标签，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它所阐述的政治理论的准确含义。”

文革中读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记得毛泽东说过“罗素这个人变的好些了”，当时以为有个我们不熟悉的与毛泽东同辈的萧楚女那样的姓罗的历史名人，后来才知道萧楚女不是女的，罗素也不姓罗，他的全名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在1920年到中国巡回讲学时在长沙一站有个台下的年轻速记员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听完老罗讲演后在新民学会和国内外的会员发生了一场争论，题目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罗素属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和平革命的思想体系，毛泽东追随第三国际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我说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1958年时期罗素送给毛泽东的书的用意。由于罗书到文革时期还没完成翻译，自井冈山时期每天早上朗读英文课本的毛泽东（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经过连年战争估计文革前还不能阅读英文原文 （因此文革中中美和解后他派章启月和洪晃等少年去美国留学学英文，同时还继续上山下乡），估计毛泽东没有及时看到上面引述的罗素的话。1920年毛泽东正和一些人实践“新村主义”，大家同吃同住同打工同学习，类似于欧文在英美等地办的“共产村”。自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想往和追求一切平等的大同社会，这可以从他的《五七指示》中看的出来，也是我们文革式上山下乡的理论源头。。。。。。

无声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中有一个是“空想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资本家欧文。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把欧文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资本家欧文“空想”出来的不符合逻辑，罗素说的靠谱，老罗说欧文是实干家！但罗说他理论不够，因此需要马克思。欧文用尽自己的全部财产在美国堪萨斯州建立的“和谐村”是最早的“公民公社”，他实实在在的在那里搞了几年“大跃进”，最后失败。后来“五月花号”那些美国最早的先民（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在维吉尼亚海边也实行了一把“共产村”的实践，大概因为在他们刚登岸时友好的印第安人送的火鸡不够吃，以至后来发生了新移民打砸抢？ 不论怎样他们的共产实验失败了，后来不得不“分田分地真忙”。

罗素书中还说：

“同时，罗伯·欧文也在为工人们的事业摇旗呐喊。他早就在自己的新拉枘克纺织厂里引进一些处理劳工问题的新原则。他充满了高尚的伦理观念，宣称当时非人道剥削工人的普遍做法是错误的。他的实际表明，即使付给工人们公平像样的薪水，而且不必超时加班，经营一个个企业也照样能够盈利。欧文推动制定了第一部《工厂法》，尽管其条款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欧文的追随者们首次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是在１８２７年。

激进派是绝不会对欧文的学说感到高兴的，因为它似乎旨在推翻公认的财产概念。由于这个原因，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同意自由竞争及其可能获得的意外横财。欧文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合作制度，而且帮助促进早期的工会主义。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社会哲学，这些早期的发展并没有马到成功。欧文首先是一位实干家，他对自己的主导思想抱有炽热的信念。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的工作是留给了马克思来进行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把经济学说建立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之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哲学讨论的一种工具。通过这种方式，功利主义就成了马克思理论的基石，该理论最终被证明更具影响力。

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指出了有价值的东西， 经济影响具有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但在运用这一重要概念时却容易将事物过分简单化 ，这就出了毛病。在社会领域的本身，这也引出了一些相当古怪的推论。因为假如你不同意马克思学说，那么别人就不相信你站在进步这一边，对于那些还没有想到新启示的人，留给他们的另眼相看。术语就是反动派一词,从字面意义来推断，你就是在与进步背道而驰。 辩证的过程确保了你会在适当时候被消灭，因为进步最终将赢得胜利。于是，这就成了以暴力方式消除异端因素的基本原理。”

罗素在大跃进年代送给毛泽东的书是他以前写好的，他是有目的改写了一下篇幅专门送给毛泽东的。欧文用自己的钱实践了一把“空想社会主义”，是否毛泽东，周恩来用国家的钱实践了一把“空想共产主义"? 要我说毛周也绝非空想，他们用我们的青春去实践了一把中国自古就有的比欧文，马克思早几千年的”大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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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再回到我们中一员的张化，她在党史研究室的位置上曾在1993年面对采访者说：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继续革命”理论和“再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个青年下不下乡，被提升到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高度，很多青年是被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下放到农村和边疆。整个工作缺乏规划，方法生硬，很多时候搞得农民、知青和家长都不满意。特别是“文革”这场运动，使一大批人丧失了受到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耽误了一代人。从国家来讲，它加剧了“文革”中的教育中断，出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是难以弥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悲剧。在当年下乡、支边的知青中，有很多人至今还留在当地，没有回到城市，在工作、生活上面临各种困难。由于各方面的情况，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

从年龄上说（张化在1993年说的），这一代人也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考上大学，当了干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从人数上讲，在广阔天地度过青春岁月，后来又成为精英的，毕竟是极少数。在领导干部中，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种经历的，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会有一些差别。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对比罗素送给毛泽东的书中所说，社会革命的良好愿望如果要象军官命令刚“动员”来的学生不论怎样艰难困苦也要义无反顾的冲锋和坚守阵地，那样就会出李庆霖的上疏了，因为军官的子女都回家了，因此后来知青喊出“我们要回老家”！

无声

互联网时代提供了“图书馆时代”所没有的极大便利，对任何作者的足迹可以“刨根问底”，例如前述论文作者周全华：

周全华
周全华，江西抚州市人，中学毕业下乡劳动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先后考入江西师大上饶分院中文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专业学习，最后学历为法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江西上饶师院、华东地质学院、中山大学。1993年获评副教授，2002年评为教授，任教研室主任十余年，现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会科学教育系博士生导师。
科研项目
参与教育部1998年《政治理论教育方法与途径探索》项目。主持1999年广东省毛泽东思想研究项目。
科研成果
专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参编教材4部。

主要论文
《否定“文革”的两个路线》、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述评》、《试论王莽变法》等几十篇。译作：《爱的独白》、《小本经营》等。
姓名：周全华
职称职务：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兼职：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全国中共党史、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会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通讯评委、入选教育部人文社科专家库、广东省人文社科专家库，珠海社科联研究员。
科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红色文化研究。承担项目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和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1项，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其余项目10项。代表性成果有：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儒家道德哲学——理学与心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轨迹、红潮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等近十部著作和教材；论文九十余篇。曾获得教育部全国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项。
教学工作：主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有本科生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硕士研究生专业课《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原理》；博士生专业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
邮箱：64128969@qq.com

无声

周文说：

“ 斗批散 ”或“ 斗批走 ”是一句戏话 。 这是毛泽东1968 年7 月28 日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 袖时 , 针对当时学校不斗不批而忙于打内战提出的批评 。 不久之后 , 这倒真成为红卫兵毕业 离校的写照 。”

我个人以为“ 斗批散 ”或“ 斗批走 ”绝不是戏言，而是自67年就在高层里出现的一种“忧虑”，例如67年5月张春桥在上海女六中（教育革命试点）的谈话中所提到的：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毛泽东曾于文革早期有个谈话，要求上海搞出大学和中学教育革命的试点来，说明毛泽东认为学校还是要办的，上海也确实不遗余力的抓过教育改革的典型，例如复旦大学，上海女六中，但是出于脸谱化，这些历史一概忽略。从学校还是要办的，不能搞斗批散，斗批走到学校不办了，大家都要斗批散，斗批走，甚至扫地出门，走光，其拐点的原因和动机到底是什么？

无声

1967年5月，张春桥讲话中明显的对推动上山下乡的力量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的关键词是：
“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

但是天平最终在68年偏向了学校不办和上山下乡一方，还有一个因素是张春桥在上海搞出来的“七二一工人上大学经验” 似乎成为了给毛泽东造成灵感的“正打外着”，促成了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发表！张搞来搞去还是老三届不上山下乡而是留下来在学校完成教育革命，这本来也是文革初停课半年的目标，张也想在教育革命中创造出比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国这些功绩的总和还要大的多的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但是张春桥志大才疏，在教育革命教育改革方面无大建树。凭心而论，就算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和英明睿智的周恩来都无法在文革巨流中力挽狂澜去完成停课半年的所谓教育革命，因为那就象公式错了不可能解开那道毛泽东心中的难题。从知识分子手中夺回教育领域容易，让工农兵去从事教育就难了，特别是让贫下中农独挑“再教育”的重担，其中的奥妙在周全华的论文中有所描述：

“继续采取文化革命前“ 上 山下乡”的做法 , 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 恰巧政治难题 、 经济难题与一 贯宜传的意识形态题目一拍即合 , 天衣无缝 , 是 一着走活 困局的妙棋 。”

同时周也做了结论：

革“ 旧教育 ”的命 , 即论证了红卫兵下乡接受“ 再教育 ”的必要性 , 客观上作好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舆论准备和精 神动员。有的论者至今惑于“ 文革 ”前“ 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改造”与1968 年“ 再教育 ”在理论上的 一贯性 , 仍认为“ 上山下乡”是基于“ 改造知识分子 、缩小三大差别 ”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 这由于没注意到“ 上山下 乡”理论上的漏洞 “ 上山下 乡是改造的必由之路 ” ,那么进厂下矿与工 人阶级相结合 , 是不是“ 必 由之路 ”呢 这些中学生最小的只有 15，6 岁 , 进中学三年只读了 一年书 , 却批了两年“ 旧教育 ” , 能称为知识分子吗 他们究竟中了多少文化知识的 “ 毒 ”呢 现代化必然要求城 市化 , 中国却反向朝 乡村移民 , 与现代化背向而行 。 实行计划体制各国皆 未发生此事 。 苏联移民开荒 , 以 5年为期 。 柬埔寨红色高棉下放金边人80% , 自取其败 。

无声

我们无法要求20年前的的研究生周全华做到完全解密历史，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文革上山下乡的突然发动不仅有当时国家发展大趋势的必然性也有文革乱局的偶然性，但是要说毛泽东在68年就放弃教育革命的目标而对红卫兵“卸磨杀驴”就太过武断。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从新民学会到共产党成立乃至毛泽东搞的农村革命的历史去思辨，我们还应该注意红大，抗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文明历史基本上是农业文化为核心，毛泽东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把基点放在农村是合乎逻辑的。美国的中国问题泰斗费正清说“不管毛泽东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问题在于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周恩来在文革上山下乡决策与推动中的决定作用，近年来学界和坊间慢慢开始关注周恩来在文革前后上山下乡历史中的角色，例如中央党校的张曙。我们知青网上一些业余知青学探讨者多年来一直对于上山下乡历史中的"周恩来思想"和"周恩来作用”进行着思辨。忽视了周恩来，而把上山下乡专利都推给毛泽东是不公平的，都推给“四人帮”更是可笑的，因为“四人帮”没有毛，周那样的世界革命的理念。他们二人一直惦记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无声

多年前我在知青网做过一系列图表，现在觉得很不全面，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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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链接：

1，两会有关知青的提案

2，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定性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向

3，知青养老政策多变，当事人要留心

   

无声

如果将来有一天文革档案彻底解密，例如人们如果能看到当时的档案证明了中央决策层发动文革上山下乡的真正动机就是为了战备，那么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曾经做过怎样的猜测和探索都必须服从事实。当年挖掘十三陵中的定陵地下宫殿之前，学术界和民间都传说地下宫殿入口处暗藏着涂有毒药的弓箭，因此组织者和挖掘者都非常紧张，直到挖开后发现没有任何毒箭，一桩历史悬案才得以破解。回到文革上山下乡的战备因素，应该说用枪杆子打下江山的第一代的开国领袖们都一直在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中心 的资料说：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1967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上述思路，他说：

“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储备。国家储备很有必要。现在国家整个库存已经超过过去的库存了，一旦国家有事，可以周转。这是过去没有做到的，现在做到了。因此，我们进口粮食完全是为了建设和战备的需要，不是市场和交换的需要。实际上，从六五年粮食年度开始，进口粮的性质就改变了，今年改变更大。主席不是要我们抓好粮食，抓好棉花，抓好布疋吗？不吃进口粮，主席的第一个要求实现了。
第二，主席要我们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初步实现了。当然主席不止这两大要求，还有第三，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如果大战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消灭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一代，那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
要使粮食不多征购，必须跟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跟备战联系起来，跟远大前途联系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的结合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所以要减少粮食征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增长少，农村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毛主席这样一个要求是远大的想法。
关于藏富于民。完全靠国家的仓库藏粮，没有那么多仓库，也不利搬运，一旦有事就被动。要分到一个一个生产队，由他们自己去藏，甚至社员也能替集体藏粮，那就好办了。这样容易转移，容易保存。他会注意保管，会注意新粮换旧粮，一旦有事，很有利。

当然毛泽东说的就更见宏观！1965年他就说道：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在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是这样说的：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前的一两年中已经在大力提倡战备了，但是还不能断定68年12-21动员后出现的“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完全是为了战备。 诚然，如果有人能拿出档案资料来证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就是因为战备而发动上山下乡，那大家就得服气。反之，只要没有档案问世就要容许人们对那段历史背后的动因进行各种假设。不论如何，即便是在1967年10月周恩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还是说道：

“如果大战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消灭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一代，那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

非常明显，周恩来说的是“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实际上他指的主要是在文革前没考上大学和高中以及没能够在城里分配到工作的中学生，1967年10月他的讲话还是代表了中央决策层的这种思路，就是要减少城市吃商品粮的人口（多余劳动力）。“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就是去当职业农民的意思， 不过不包括那些能够升学的学生和在城里分配工作的学生，当然更不包括一毕业就拿国家干部工资的大学生！但是到了68-12-21一切全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