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周恩来在1967年说“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毛主席这样一个要求是远大的想法。”

但是我们从来没听到过毛泽东说过周恩来所转述的那个“远大的想法”，如果有，为什么当时不正式发表？ 1968年12-21动员完全没有印证周恩来引述的毛泽东远大的想法，毛泽东提出的是大学，高中，初中的毕业生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主题是再教育，不是自己供应自己。否则68-12-21动员应该改写为：

“城市知识青年中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无声

历史性的拐点在于，从文革前周恩来式的上山下乡到文革中毛泽东式的上山下乡，最大的区别是直到1967年10月周恩来还在强调城市多余的劳动力上山下乡自己去养活自己，而毛泽东68-12-21动员强调的是大学，高中，初中的毕业生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周恩来的上山下乡思想很明确，就是没考上大学和应届中学毕业生在城里分配工作剩下的“多余劳动力”需要上山下乡。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张废除高考，相反他在文革中曾试图恢复高考（73年）并主张中学生直接上大学。周恩来也曾说过大学数目有限不可能让中学生都上大学，换言之大学虽少但是对于培养国家紧需人才也还可以了，其余留城分配剩出来的下乡。

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思想很不明确，文革前他对上山下乡根本就没说过什么具体的指示，那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根本就不是针对城市学生说的，而是为了农业合作化紧需的农村会计和记工员，针对的是农村到城镇上中学，高小的毕业生“回乡青知”说的。什么叫“青知”？当年的说法是“青年知识分子”，所谓“知识青年”的名号那时还没问世。那时农村还没有合作化，更没有生产队，广大农民还在单干（土改分到的私有土地），最多只有合作组，直到邢燕子下乡去找农村的爷爷都应算是回乡而不是插队落户。那个本来就是村里的农民张华到边疆去垦荒就更谈不上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意义的上山下乡是放弃考大学的侯隽开始的，但是毛泽东文革前夕的生日宴没请侯隽。从农村的中学，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合作化运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的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中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巨大区别不言自明。

首先那些回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中学，高小毕业生不是城里多余的劳动力，而是潜在进城的劳动力，因为那时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谁都可以进城找工作。其次把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的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统称起来就不是城市多余劳动力的概念而是城市全部新生劳动力的定义了！1968年已经是在1958年开始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后城乡差别大大增大的新时代了，68年4月开始按“四个面向”分配是废除高考后大学，高中不开前提下试图延续文革前城市学生毕业分配的办法。直到68-12-21，城市老三届毕业分配按“四个面向”已经有相当多的人留城分配工作了，如果没有68-12-21动员，全部老三届按“四个面向”完成分配似乎并非不可能，更别提高中，大学重开了。

68-12-21动员把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统统归在一起要求去上山下乡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两方面来说都属于上山下乡指导思想方面的巨大飞跃。在毛泽东方面，大学招生改为到工农兵中去实践几年的中学生和工农兵一起平等的被选拔推荐上大学，上山下乡就成为了文革城市教育革命失败后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都是村”，从此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歪打正着的顺利完成，新的教育体制正式确立，那就是城市中学毕业生先要全部上山下乡去获得被推荐选拔上大学的资格。但是大学数目有限，能有多少下乡知青上大学？更何况还要有大批的农民子女在废除高考后能够以过硬的资格优先上大学。工人的子女因为也是城里人所以也先要上山下乡，军队的子女都当兵去了，人家以后进军事院校。68-12-21之后实际上没有几个大学生插队落户，就算有也是带国家干部工资去的，而且人家不是“非转农”，两天半以后人家就转进到国企了。如果说毛泽东在68-12-21动员中把大学生加进上山下乡的行列是忽悠中学生似乎也不是，因为他可能根本不在乎也体会不到“非转农”那档子事，他只要完成教育革命的体制改革，对于他来说下乡很正常，当年不就是从农村起家打下江山的吗？但是周恩来就不同了，中学生全部上山下乡的最大好处是改变了城市多余劳动力在文革前那种“自上而下”分配的难处，让子女下乡爸爸通了妈妈不通，妈妈通了舅舅不通，而且就算留城分配还挑肥拣瘦。68-12-21之后就好办了，全都下去，在下面选拔上大学，在下面“自下而上”选拔城里需要的劳动力，全都踏实了！高！是在是高！

从此，城里人在高考方面的优势没有了，城里人在城里优先分配工作的优势也没有了，城里户口的中学生毕业后都必需先“非转农”变成农业户口，然后和农民子女平等的等待选拔上大学和“农转非”进城当工人。从”回乡“到”回城”，后人写史拎的清吗？ 城乡二元户籍制把农民禁锢在农村是最大的增加了城乡差别，不动这个政策，一味的把城里人送下乡变成农民禁锢起来，让他们去教会农民刷牙就能消灭城乡差别了？我们这一代上山下乡做出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社会试验，就象200年前欧文用自己的钱在英美建立的“共产村”，毛，周用200亿搞的城里人上山下乡大大超过了欧文的历史意义。欧文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他实实在在实践了几年他的理想。毛，周也不是空想共产主义，他们也扎扎实实的实践了10年他们的理想，不同点在于，欧文共产村的参加者可以自由离开，毛，周上山下乡的“知青”只能“自愿去”不能自愿回。欧文共产村那些参与者有悔无悔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时没有互联网。毛，周发动的上山下乡的参与者至今还在因为有悔和无悔争吵不休，一旦碰面甚至会出现“第二轮武斗”，据传孔丹和另一派同学在同学聚会上就曾大打出手。。。。。。

无声

对于上山下乡与战备的关系近10年来我本人在知青网上与很多人讨论的很深入了，中国的战备进入升级是在1964年前后，主因就是美国曾想联合苏联和台湾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斩首行动”。当中共中央接获情报后就改变了三五计划改善人民吃穿用的最初设想，转为大建三线备战备荒，这段历史在90年代登载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新闻橱窗，寓意非常明显就是提醒美国人不要忘了过去。2006年我开始关注上海华东师大李丹慧对于冷战核战备的研究，李的丈夫沈志华也是冷战问题专家。2016年我在知青网发过一个帖子：

2016-05-06 04:45:21

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极为错综复杂的， 特别是在一个所有官方档案都不公开的封闭的社会中。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 且不说一些作者认为毛泽东出于核战争考虑用再教育名义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是否靠谱， 就说官方学者和学界专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学院的李丹慧是下手较早的一位学者，她文章中就给出了叶帅的一段话：

“1966年10月初，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31]”

别的学者也引用了叶帅的话：

“我们上山下乡这着棋子，第一步是战备，我们青年同志到农村、特别是到边疆，充实我们边疆，加强了我们战备；即使不到边疆的，也加强了农村”。

再看众多专家学者们的研究：

(学术论文ZT)

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节选：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由于本次年会的题目设定只是60年代的战备，不包括70 年代及其以后，在叙述对象上不免有所局限，因为真正有争论或意见存有分歧的恰恰是70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另外，年会题目中在战备问题之外还专门列了三线研 究综述，这就使本题目的写作进一步受到局限，因为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是分不开绕不过的，二者的厚薄关系是呈反比的。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 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的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 的战备工作》 [1]、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 [2]、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3] 、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4] 、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5] 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指关于研究”三五”计划的经济史文章和研究建国以来军事战略的文章），也不过三四十篇。在这不多的成果中显出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发表研究论文比较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二是发表研究论文相对比较集中的刊物是《当代中国史研究》。

至 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有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6] 、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7] 、陈维民、张景敏的《时代的抉择》[8] 、宫玉振的《中国战略文化解析》[9] 、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 [10]、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1] 、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12] 、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13] 以及《当代中国》丛书的国防和军事类卷中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的海军》、 《当代中国的空军》、《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 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较早一点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14] ，这本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一共列了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15]一书，列了22 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比如，关于中 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者是邵维正、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者是王海光、关于共和国经济史的作者是董志凯。因此，这本书在研究述评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是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指定阅读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分析起来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 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作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 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无论从材料的实证性还是从问题的切入点都较之战备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 性，研究起来更容易一些。目前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判断。比如，所有的经济史类专著都有专章叙述三线建设，因为三线建设牵涉到工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 再比如，前述所提到的两本综述专著均对三线建设有专门的论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一文中，刘友于以序号 作标题论述了三线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的“关于共和国经济史”中，董志凯以“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为题详细分析了三 线建设的利弊得失。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数百倍于战备问题，约有1160多篇，其中仅综述、述评的文章就有七八篇之多。

无声

接上：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提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 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其实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 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作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 当战争气氛发展到高度紧张的程度之后，又未能抓住机会，有效地缓和局势，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 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 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 [16]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 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 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 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 很大损失”。[17]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 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 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 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18] 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 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3]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做了一定的区隔。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 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叫嚣 “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 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 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经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1] （p.204、212）

与 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不同，刘志男以大国间的关系为纵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横轴，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研究战备。他在考察了60年代 末中国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之后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 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几十年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得毛泽东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在加强战备制止 战争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胜利这些涉及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上，他既强调要加强对战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制约乃至最终制止战争的爆发，又号召一旦反侵 略战争打响，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要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来自不同方向的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彻底消灭强大的敌 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 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 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 [19]

关于对60年代战备问题的评价
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定。至于战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战略目的达到了。当时北边、南边都紧张，没有准备是很危险的。后来没有打起来，是因为充分准备的结果。当时敌人不敢对我发动大规模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战备。“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个意义上看，战备达到了目的。

第 二，促进了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这期间原子弹、氢弹相继发射成功，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使中国的战略武器进 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今仍是我综合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 三，大、小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是一次大的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性展开是在“三五”计划时期。军事工业70%放在三线，牵动了化工、原材 料及一部分消费市场，如西南铝加工厂当初就是为了飞机制造基地建的，后来可以生产737飞机大梁。这些项目对内地建设都有促进作用。

第四，战备不仅对工业有促进作用，对屯垦戍边也都起了作用。反过来，屯垦戍边也有力地配合了战备，在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和1969年的黑龙江珍宝岛事件中生产建设兵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战备使全国人民经受了一次实际锻炼，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国防观念，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3]

  关于战备的局限性，有人认为主要表现：一是当时强调从最困难处着想，从最坏处做准备。但凡事都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去指导工作，并不是十分科学的，它降 低了预测概率的科学价值，必然使国家的全部工作发生偏差。二是过于强调“临战状态”和全民总动员，对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主要表现在从“七五” 计划的最后一年到“八五”计划的前两年，但那已不是60年代的事了。三是三线建设存在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和片面强调成龙配套的问题。

三、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对战备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梳理。如果仅仅从60年代的战备出发，以下的几个问题似可加强。
就 宏观而言，第一，从战略决策及其实施的角度看，60年代战备与“文革”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做的大题目。周恩来曾讲战备是阶级斗争，那“文革”更是阶级斗争。 战备主要是对外敌入侵的准备，“文革”主要是要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两者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至今尚未看到有 专门的研究。毫无疑问，厘清两大事件不仅是历史本体论的问题，还有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至少对于把握毛泽东的思路是有益的。战备工作从1964年开始部署， 发生在前。“文革”1966年爆发，产生在后。“文革”是一场内乱，特别是在最初的两年，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那么，它对战备工作又有哪 些影响呢？笼统地讲缺乏说服力，应该有具体的实例和量的分析。“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了领袖人物的错误，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已是不争的事 实，同样，他们在战备问题上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无声

为数不多的一些专业学者们对于文革前后的战备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发表了不同观点，他们对于文革与战备关系问题也进行了研究，留下了疑问。前面所引的综述中说由于战备属军事机密领域因此很多资料没有解密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但是文革上山下乡历史也属机密吗？ 例如文革上山下乡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动机是否也算高度国家机密？ 还有，学界对于上山下乡与战备的关系似乎和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的关系一样都没有得到更多的注意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68年12月那个时间点上发动“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到底是不是为了让中华民族在核战争中保存下优秀的血脉？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1970年中美和解以及核战争阴云散去之后，上山下乡政策没有稍减，反而在1973年再掀高潮。坊间有人说毛泽东为了走出文革混乱局面就挑起中苏边境军事冲突借以转移国内注意力，一致枪口对外属于“安内必先攘外”的策略。还有人说借着战备的名义正好把不听话的红卫兵送去“跨省支边” 让闹将们消化在饥苦农民的汪洋大海中。还有林立果那份571工程纪要的变相劳改论等等等都需要有档案资料来对证。又想起上海知青网新来乍到网友2014年和2016年在我楼里的两个回帖：

“新来乍到
2014-07-01 23:22:00
也参与说几句。
为什么要实行上山下乡制度？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体制决定的。当时的现状是一亿城市人口需要五亿农村人口养活，这是经过几年的折腾才达到的平衡状态。需要维持这个平衡，这在当时的高层形成共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于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诞生了。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有效供给不足。体制决定政府控制一切资源，于是统购统销就应运而生。户籍制度则保证统购统销的有效实施。征购和配给都离不开对户籍的精准掌控。中国历朝历代的赋税基本可以归为两类，户税和地税。而统购政策则是凭借国家的权威强制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这里面可以看到老的赋税制度的影子：按土地规模确定产量，扣除口粮和饲料粮就是要上交的部分。征购价和市价的差价就形成了农民履行的赋税义务。征购包括粮食、棉花、油料及肉蛋等副食品。此外农民还要交农业税、出民工等。和历朝历代农民没什么区别。我下乡地的农民就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常感叹：什么时候老X头让我们多留点就好了。配给也是根据户籍人口和身份等级实施的。
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常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的因素而导致失衡。人为的因素主要指的是没玩没了的运动，甚至党内有这样的说法：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运动。当有效供给不足时就要减少享受供给的人口；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原料不足而停工，也会减少对生产项目和教育的投入而导致缩小招工和招生规模，造成就业压力。这时动员适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和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都和资源制约有关。
可以说上山下乡这种制度是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度身设计的。为了维持短缺经济形成的脆弱平衡，必须给它设计一个减压器或缓冲阀，避免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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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新来在2016-05-05 17:58:00的发言：
要讨论“上山下乡”起因当然不可忽略战备这个因素。“战备”通过怎么样的途径来影响上山下乡的呢。最根本的是影响了国家在一个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以战备的名义进行资源配置时，它是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效率的。因此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投入产出比很低，无法有效扩大再生产，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形成良性循环。
在投入行业的选择上，它是重“重”轻“轻”，重工业和提高国家的军事能力密切相关，而轻工业和民生直接相关。同样的投入，重工业和轻工业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前者的好几倍。
      在投入地点的选择上，它是重内地轻沿海 。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和资源的配置方向是一致的。这导致沿海城市新增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这种现象在上海最为明显，可以说上海是全国知青输出最多的，而知青返城阻力最大的也非上海莫属。
      在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同时，又碰上战备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时耶，运耶，命耶？

无声

回到本文主题的原点，再看前面论文综述的总结：


“关于对60年代战备问题的评价
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定。”

举一反三，如果上山下乡完全是出于战备疏散人口的考虑，那也要算是正确的决定了？ 问题似乎并非那样简单。首先，如果是为了眼前一触即发的战争威胁（例如核大战）而临时疏散人口，那就会在战争威胁减小或消除后让疏散的人们返回家园。1968年12月份有眼前即将发生的战争威胁吗？珍宝岛战斗是1969年3月打响的，苏联扬言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是出现在69年7，8月间，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大疏散，连中央领导人都疏散到外地，北京只留下周恩来在北京西山地下工事里坐镇。

前面引述了专业学者李丹慧转载的叶剑英在1966年10月初的谈话：

“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叶剑英凭什么说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他还说文革是最好的战争动员？坊间有种说法是“文革迷惑敌人论”，意思是说毛泽东故意发动内斗的文革造成内乱的假象来迷惑准备入侵之敌，诱使敌人延缓入侵等待“鹬蚌相争”之后当渔翁得利,这样中国就可赢得充分的时间做好战备工作了. 这种说法的一个软肋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演出的过于逼真？ 玩了一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而且周瑜打黄盖打的太重不小心把老黄打死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珍宝岛冲突也是1966年就设计好的了？我的解读是叶剑英所指的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是南面的敌人美国人所进行的越战可能蔓延到中国，三线是文革前就开始建立的，主要针对美国， 在那时就提出备战备荒了.
当时获得美国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情报，但也没搞“一锅端”的上山下乡。1968-12-21动员发布时中苏还没发生军事冲突，更没有核打击的威胁，为何要搞“一锅端”上山下乡？

无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5月31日 在北京发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当代经济史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曾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由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要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要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然而，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使毛泽东改变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尽管美国突袭中国核设施最终没有发生，但中共中央已决定要战略转移全国的经济力量。“三五”计划调整后，发展重点放在了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中央甚至考虑开工修建对输送战略物资具有重要意义的青藏铁路。

即使1964年中共中央获知美国军事行动计划，也没有发动68-12-21动员那种“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对比之下可以推论出68-12发动文革式上山下乡的动机似乎不仅仅是为了要应对常规战争或核战争，似乎还有更深层的设计和更长远的考虑。说到这里应该再回到先前所做出的假说：


文革上山下乡指导理论方面的假说:
1968年12月21日出台的“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上山下乡是因为文革最初三年教育革命失败。为了完成文革教育革命的大业，同时为了解决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就学，就业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危机以及战争威胁，毛泽东代表的中央文革派与周恩来代表的国务院务实派达到了最后妥协，将“四个面向”与工农兵相结合以及其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分配原则改变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分配原则，长远目标是毛泽东同意将上山下乡运动与教育革命结合起来，永远废除高考，从此以后在基层选拔和推荐大学新生；短期目标是周恩来借用上山下乡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重重城市政治和经济危机。

无声

本文对已有资料梳理到现在，对于上面的假说似乎应该做出重要补充，那就是周恩来在68-12-21动员决策过程中的上山下乡指导思想并非是为了眼前乱局所追求一些短期目标，例如遣散红卫兵。周恩来自文革前主管上山下乡大业的指导思想一贯非常明确，前面已反复梳理和解读，不再累述。

无声

本文写作到现在仍然属于对过去10年来所搜集资料的梳理和逻辑论证阶段，因为文革式上山下乡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纠结在一起的演化结果，其演化过程充满着极其复杂的各类国家社会与国际社会的复合矛盾，这些矛盾的主从关系在不同时期也很不同，例如文革，冷战，“内战”，教育革命，经济发展，社会体制的改变等等。文革式的上山下乡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在指导思想上与组织形式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联系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城市多余劳动力下乡以解决商品粮供应的短缺）”和“邓小平上山下乡路线（插队为主）”两方面，文革式上山下乡与文革前上山下乡最大的不同在于毛泽东文革初发动的城市校园教育革命流产后鉴于国内，国际的重重矛盾造成的困境与危机迫使毛泽东在不愿恢复旧的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对于文革目标蓝图《五七指示》进行了修改，这个修改的灵感和根据来自他先前交给上海教育革命试点的一个异化的成果，促成他将《五七指示》中的教育革命蓝图改变为《七二一指示》。我们知道《五七指示》不仅仅是针对教育界而是针对各行各业综合社会改造的蓝图，但是《七二一指示》是专门针对教育界和如何办学校教育的。

《五七指示》关于教育革命的蓝图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工，农，兵，相当于学生的校外社会实习，《五七指示》中还没有提出废除高考，因此学校的体制和学制还没有“伤筋动骨”。但是《七二一指示》就不同了，文革开始最早的社会体制上的改造就是废除高考，类似文革前的废除军衔制以及文革中成立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废除高考后经过三年的教育革命（包括反反复复的军训，军管，复课，工宣队接管学校）等等的蹉跎终于造成难产，最后只能交给周恩来对教育革命进行“人工流产”，那就是上山下乡。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毛泽东将他一贯要求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后来发展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变为68-12-21动员中提出的重大教育革命新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并非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卸磨杀驴”。周恩来说毛泽东是战略家而他是战术家，毛泽东的教育战略是什么？他在文革前夕说：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
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五个月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出台，明显的与杭州讲话有连续性。在杭州讲话中他对高中生说：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在《五七指示》中他说：
“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杭州讲话到《五七指示》的重要变化是要求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和“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直接引发了废除高考和红卫兵运动。 从《五七指示》到《七二一指示》，再到68-12-21动员，从“单下农村还不行”到单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就与毛泽东的一贯要求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去混”的教育思想非常不同了，但是仍属于教育革命战略，很可能是在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下毛泽东被迫将与工农兵相结合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变为“单下农村很可行”与“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可以从68-12-21动员后形成的城市中学毕业生单向农村输出并被户籍制禁锢在农村的大潮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后毛泽东的无奈态度看出。但是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是坚定无悔的。

68-12-21之后出现的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提法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就更是离题太远了。请看1973年人民日报社论（李庆霖事件出现后由周恩来主持加强上山下乡管理工作）：

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节选）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73.08.07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几年来，几百万青年学生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
在我国，每年有这么多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生动地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农业要上去，农村要改变面貌，需要大批知识青年把学到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同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实践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许多贫下中农说得好：“农村需要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从小生长在城镇，很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他们到农村锻炼成长，这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农村也是大学。在那里，青年们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

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衷心拥护这场革命，把抓好上山下乡的工作，当作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一件大事来抓。我们广大干部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同志还积极送子女务农，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值得提醒的是，有那么一些同志，对这场革命还不理解，也不得力。希望他们快些改过来。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以身作则，坚决抵制不正之风。

广大下乡和回乡的青年同志们，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关怀你们，对你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国家的面貌，特别是农村的面貌，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青年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在农村扎根成长，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使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无声

1973年人民日报社论实际上是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变为在农村扎根的百年大计，这是继需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只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个拐点后出现的第二个拐点。李庆霖上疏后毛泽东的无奈跃然两张纸上，一张是信纸，另一张是人民币。接受工人再教育拿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不差钱，接受农民再教育旱涝歉收很差钱，区别是巨大的，逼着最高领袖自掏腰包给李庆霖儿子发临时“工资”，但是“全国此类事甚多”啊！如何“统筹解决”？

方案出来了，“扎根农村百年大计论”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新的高峰，高处不胜寒！在现代社会只有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服务产业化才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主流，那种用城乡户籍二元制不断把城市人口输送并禁锢在农村的国家政策显然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 （不过当今世界的城市化依然没有给人类带来完美生活，城市病似乎病入膏肓，地球快要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难题）。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文革以前时代的国家领袖们具有今天的中央治国思维和路线，恰恰是知青自发的“大回城运动”促使（或可用逼迫一词）中央改弦更张走“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三个拐点出现了，新四军出身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是最早的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随后邓小平主持了改革开放，当然也不应忘记华国锋不仅抓捕了“四人帮”，他也主张改开路线。文革中被批判的刘少奇和林彪都是“唯生产力论”的推手，陈伯达更是在文革中提出“电子论”，我们不能用脸谱化去看历史，这是我国史学最大的无奈问题！例如对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等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翻来覆去的历史定位，就不能一分为二吗？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历史评价也是一样，要么伟大无比，要么彻底否定，对上山下乡历史也是如此，要么悔断肝肠，要么死也无悔，就不能有时有悔有时无悔？有的方面有悔有的方面无悔吗？ 说到底，在城乡户籍二元制度下就算你刚下乡就有悔了，你能回家吗？要说无悔其实也是伪命题，除非你那时随时想回城就可以"农转非“，否则你的无悔似乎含金量很小。其实我们这一代对于我们上山下乡解决了当时文革教育革命造成的国家困局并配合国家城乡二元户籍制下进行的社会试验应该是问心无愧的，我们离开城市为下面的弟妹一茬人腾出了空间，为老一代领袖重整山河赢得了时间（可惜他们继续蹉跎）。我们这一代也是继欧文个人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村之后的共产主义村实验的一场人类史上意义非凡的社会试验，人类在追求大同理想的道路上不在国家层面上来一场这种试验能过瘾吗？我们是否就属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所设计的由国家组织的去消灭城乡差别的农业产业军？毛泽东因为女儿们不下乡而不让她们和邢燕子一起出席他的生日宴，江青在一旁脸黑黑，如果当年马克思能够处在毛泽东的位置，燕妮能兴高采烈的欢送女儿劳拉上山下乡"非转农" 而且不能让恩格斯开后门到他的厂子里当工人？实在不行还有送到苏联红军中去当兵或到莫斯科上大学（公派出国留学）的路子，列宁不敢不收！


有悔无悔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有愧无愧的问题，知青一代问心无愧！
制定城乡二元户籍制和上山下乡国策的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包括文革前的刘少奇，邓小平，王震和文革中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有悔有愧吗？他们是按计划经济的社会革命公式办事的，他们的“中央文件”是《共产党宣言》。那么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中共的上山下乡试验失败对自己发明的关于建立农业产业军去消灭城乡差别的“党纲”有悔吗？ 他的理想当然也不错，可能是历史局限性（公式有问题）和欲速则不达吧？说到底还是历史老人要承担全部责任，人类如何才能完成大同？人类能完成大同吗？地球寿命已过中年，科学界说地球和太阳系的寿命还有40亿年，在剩下的40亿年里人类能放下屠刀修身成仙吗？ 40亿这个数字并不大，现在国家干部小贪一下就上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