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我的生母和她的家庭    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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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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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外公解甲归田回到北京后，由于时代变迁加上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公为人更加低调、谨慎，对外几乎谢客，对内管束颇严，对女儿尤甚。再加上两代人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儿对于双亲尊重有余，亲密不足，至于在家庭里进行思想交流、寻找共同语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后来间接导致了张大学人生的改变。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地争执。虽然最终女儿赌气终止与对方交往，但也从此埋下了隐患：女儿认为家中没有温暖、关爱，只有封建专制，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软弱，碍于孝道，不好明争，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渐渐酿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从此不再与家人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摆脱家庭控制、自己主宰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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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后来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里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平反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前后，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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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爱情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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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张大学的姑父徐教授和萧军很熟，经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剧，若碰巧赶上张大学在家，就会叫上她一起玩儿，诵诗、拉琴、唱京戏……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其实，萧军虽是行伍出身，却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有着火样热情和浪漫情怀、诗人气质的人。
   对于张大学，萧军初次见面时，只是觉得她聪明、善良、有才华，很像萧红，交往中又发现她与萧红相比，少了些棱角和泼辣，多了些单纯、善良、柔弱和忧郁。特别是了解到张大学的家庭以及她失恋过程的前前后后，又对她多了一份真挚的同情和怜惜的关注。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的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正处在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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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家的人大都是读孔孟之书成长起来的，张大学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温良恭俭让，接触的也都是些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萧军这样热情豪放、桀骜不驯的革命者。
    萧军的身上有许多光环：书写第一部抗日小说、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去过延安，并且受到毛主席赏识、多次与毛主席交谈，以及在东北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创办“文化报”……这些经历，对于出身于国民党军人家庭的她来说，是既新奇又羡慕的事情。加上萧军身上粗犷不羁、张扬奔放的性格和那种仗义执言的豪爽做派，都与张家人的文质彬彬、谦恭低调风格反差极大。这一切都让一心想摆脱家庭阴影、追求进步的张大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是当她听萧军谈起在东北时期的种种经历，受到的错误对待和种种打击，张大学则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又在尊敬中对萧军产生了深切同情。
    就这样，萧军以自己的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而恢复了活力的姑娘则以自己的善良热情和青春的生命力，关心和感染着正处于人生低谷、被灰暗色彩蒙盖中的萧军，给了他尽可能的帮助，鼓舞着他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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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她还曾帮助萧军把通过周总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审阅的书稿送了出去。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有人说：“女人的爱情往往是从同情和尊敬开始的。”也有人说“爱情是心灵空虚和软弱的产物。”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但我知道，我的父母的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几十年后，萧军的二女儿萧耘，曾经对我说：“要说起来，你才真正是爱情的结晶……”想想这话也许不无道理：当时的张、萧二人，他们的交往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虚伪成分，他们的结合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没有外力的威逼，只是心灵的碰撞、思想的融合以及彼此的欣赏和珍惜；是处于弱势中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生活中无奈重压的相互慰籍；是在彼此的靠近中，温暖着对方、鼓舞着自己。
    我想，他们彼此走进对方的生活，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事件。当然，事情的后果是严酷的，它不但直接改变了张大学的人生轨迹，还影响到了无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从小就一直称萧军为“大爷”，称他的夫人王德芬为“大娘”），而其中最无辜却受伤害最重的莫过于“爱情结晶”－－我。
    几十年岁月一晃而过，而我却永远没有了在父亲身边成长的机会；虽然，我有着双份的父母，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我有着若干血缘上的血亲，但最后却是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抚养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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