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接上：

2017-10-24 12:32:18

重温毛泽东对于错误路线造成的长征“大流亡”的总结：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别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间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下面是我学习毛泽东对长征的历史定性后的一点感悟之后的模仿：

“讲到文革上山下乡运动，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式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上山下乡是宣言书，上山下乡是宣传队，上山下乡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耶稣问世，佛陀下凡，三皇五帝到于今，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上山下乡运动么？120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有消灭三大差别的红色电波四射，地下有1700万知青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泛其身。在梦乡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发动了文革老三届红卫兵捎带69届儿童团每人的双脚，长驱360万平方公里，纵横全国除港澳台以外所有的省份上山下乡以插队为主，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城市书生学童上山下乡么？没有，从来没有的。上山下乡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卫兵知青是英雄好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就连美国青年都学着我们的知青到古巴下乡去砍甘蔗）。上山下乡宣告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改造我们第三代计划的破产。上山下乡又是宣传队。它向全国所有省内大约六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知青带来的城市文明的道路，才是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农民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城市生活方式（刷牙，使用卫生巾，穿的确良和懒汉鞋）这样一篇大道理呢？上山下乡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全国各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上山下乡是以知青大回城的胜利、三大差别缩小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上山下乡的实验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上山下乡之后的大返城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尽管有几百万人走后门，但谁怀疑我们领导上山下乡和拨乱反正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上山下乡运动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大返城和改革开放一仗，中央同各省知青情同脑足般的团结，粉碎了林彪和张春桥代表的“四人帮”及其余党对上山下乡伟大实验的阻挠，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目标放在城市化道路上，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无声

对于我上面这些旧帖来说，不论是玩笑还是调侃都不必太认真！其实我们过去10年来在知青网上探讨上山下乡历史还是很认真的。例如《知青上海》的版主野歌在我们多次的讨论后为发动文革上山下乡的动机总结了五个方面的来源：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后来经过我们反复的讨论和争论，野歌又加上了我们大家都认可的一条：


6）教育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我个人认为用"教育改革”这个词似乎还不够给力也不够确切，还是应该用教育革命来概括那段历史，因为除了废除高考，文革教育革命的目标是夺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学校的局面。 野歌的6条稍加补充后如下：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城市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面向农村的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6）教育革命的实践性探索

无声

依照我的写作提纲还应该描述一下68-12-21动员前后的上山下乡流程。我们已经知道68-12-21之前北京方面自从67年10月第二次复课刚开始就已经在策动老三届上山下乡，比较有组织的是北京25中学，那里是当时上山下乡的发源地。那里有受到毛泽东关注和青睐的北京中学红卫兵领袖李冬民，当时他已经任职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如无意外他应该入党和进入九大。另一位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领袖是曲折，他负责红代会的宣传工作，就是他带头发起上山下乡。本来曲折和他的团队上山下乡的目标是遥远的新疆等地，但是北京革委会的副主任老红军丁国钰把他们安排在内蒙。但曲折并不是最早的，同一时期北京市已经在安排老三届前往黑龙江省军区的军垦农场，其负责人还是丁国钰。据坊间的个人回忆资料，67年10月大批老三届在出发前往黑龙江军垦之前本来计划要在首都体育场召开大会，周恩来要出面讲话欢送北京市组织的上山下乡老三届，但是被临时取消，后来丁国钰出面解释是毛泽东临时取消那个周恩来要出席的欢送大会，理由是第二次复课刚开始，先要着重搞好教育革命，上山下乡工作放到68年再说。这是很合乎历史逻辑的，如果决定大学和高中不开，到了68年秋68届的高中和初中生也要毕业并加入66，67两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无处可去的”毕业大军。因此关键在于第二次复课闹革命是否能够让大学，高中重开。李冬民的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和丁国钰有个争论，李说大学应该重开并向老三届招生（这也是当初停课半年明令提出的废除高考和改革招生制度为“十六字令”的推荐选拔大学新生，在67年初开学），但是丁国钰不同意！似乎丁国钰的地位对于国家层面的大学是否重开还不具有发言权，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他不知道上面的意思是不会出面阻挠大学重开的。虽然李冬民回忆录中说他对上山下乡不感兴趣，他还说当时北京革委会没有讨论上山下乡，但是他回忆录中没提到的两件事说明了他也深深的卷入了上山下乡的决策过程。一是他的25中同学前几年在网上回忆说李冬民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向大家透露了中央考虑要发动大规模上山下乡，当时曲折已经先行去插队了。这些听到李冬民内部消息的老三届立马开始行动，他们由李冬民“开后门”通过警戒线“潜入”了人民大会堂堵住了某项会议休息时去上厕所的周恩来，向周提出他们要去云南割橡胶。后来广为流传的周恩来高兴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以及丁国钰等去安排的典故成为了文革上山下乡的一段“佳话”，随后由北京几所中学50多人组成的赴云南“割胶团”是继曲折团队后老三届“自发”上山下乡的另一组红卫兵老三届。现在看来，李冬民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人民大会堂的保卫制度，李冬民凭借权力私自带人进入人民大会堂截住周恩来强行上交上山下乡的要求，这等同于“恐怖分子”的行为，对中央领导人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李冬民说他对上山下乡不感兴趣？由此可论证出个人回忆录往往会出现“文过饰非”的现象，这是所有个人回忆录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突破这种个人回忆录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搜集很多个人回忆中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描述，如果多个回忆不经意的描述同一件事有高度相似性，那么那件事八成是真实的历史。

1967年秋冬之际，中央在某个层面曾经有过一个毛泽东没有出席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李冬民参加会议后回到25中对红卫兵们透露了中央要发动显然不是曲折那样“自发”的小打小闹的上山下乡。当时张春桥就在上海对这个会议发了多次牢骚，声言“北京方面”是在破坏主席交给的教育革命任务，因此他拒绝出席那次会议，而且指示上海不发消息，还要求上海把90%的老三届留下来完成主席交给的上海教育革命试点任务。同期，北京方面已经组织好一批老三届红卫兵准备出发到黑龙江军垦，那时那个军垦农场还仅仅属于黑龙江省军区，直到68年6月由周恩来上报毛泽东将那个省军区的军垦农场改建为沈阳军区（大军区）直辖的新疆式的建设兵团。当时周恩来要亲自出面开大会欢送那批老三届红卫兵去黑龙江军垦，但被毛泽东临时叫停，理由就是类似张春桥坚持的要先搞好教育革命。后来到了68年上半年张春桥顶不住周恩来策动的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压力曾通过李先念要求组织在上海附近建立老三届不注销户口前往锻炼的上海建设兵团，李先念同意后上报周恩来被压下。张春桥不死心又到黑龙江寻找专为上海老三届红卫兵不注销户口去锻炼的“飞地”，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1967年10月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不同的两组“科学家”正在为克隆出一种新的生物物种（新生事物）而争论不休，那个物种后来究竟要成为剑齿虎还是猛犸象？历史最后让这个新物种形成了工农兵学基因都兼有的“四不像”！最后形成的是“721经验（工人大学）”和“上山下乡道路（插队为主）” 的“染色体混合”，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事物，那就是继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的另一个更大的青年运动，那就是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宗旨的“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过区别在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青年知识分子”中自发的，而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是“知识青年”中自发还是被国家诱导和组织的似乎说不清？ 类似的还有当时中学生废除高考的提议以及红卫兵运动是中学生自发的还是“被自发”的也说不清。

但是68-12-21动员之后出现了“四个满意”，毛泽东满意（文革胜利转入斗批改），周恩来满意（中学毕业生从此都要上山下乡一举解决了城市就业分配难题），张春桥满意（教育革命采用了他的721模式从基层工农兵中招收新型大学生），中学红卫兵激进派满意（成为改写历史的革命风云人物）。只不过这个历史“新物种” 最后还是灭绝了，后人在挖掘考古时用所有碎片还是拼凑不出那个新物种的“原貌”，只看到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对“獠牙”。红卫兵这个“新物种”留下的标签是“革命”，文革式“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这个“新物种”呢？

据网中人考证，68-12-21动员后不久召开的九大上由张春桥取代陈伯达写出的九大报告中没有提到上山下乡这个“伟大成果”，这与我过去在网文中的探讨是相同的，九大上那些红卫兵领袖们（革委会领导成员）几乎全数被除外，列席九大的老聂是北大老干部似应不算红卫兵（尽管她被说成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九大报告也没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后来响彻云霄的口号，要我说68-12-21动员问世后最满意的是周恩来，连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文革以及林彪系统的人（包括所有老干部和“其他人”）都属于被说服或自己需要说服自己（例如张春桥）。

毫无疑问文革初没有试点经验的非常草率的废除高考停课半年改革招生制度的校园内所谓“教育革命”彻底失败了，变成大学，高中不办了（或者说不得不停办）。68-12-21动员本质上是教育革命的阵地改到“广阔天地”里去了！这在毛泽东是无奈，这在周恩来是胜利，这在张春桥是被迫，这在我们分为两拨，无悔和有悔。

历史老人说，对不起，我安排的有点急（极）了！

无声

在文革上山下乡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份历史资料就是顾老在他的《大事记》里披露的“安置办”在68年4月中央“四个面向”分配方案出台后不到一个月就向中央打的那份中学老三届要上山下向以“插队为主”的报告，这份历史资料没有在别处见过，属于“孤本”。不论从内容还是从语气上来看这份资料都非常不象是那个文革中被回城造反的知青赶的东躲西藏的司局级安置办人员所能写出来的！首先，没有相当高权位的人是不敢写这份报告“对抗”四个面向的。其次，以安置办的级别向各省直接发号施令也不合体制。当时主管安置办的谭震林已被打倒，只有周恩来在中学毕业生分配和上山下乡问题上能够在中央说的上话，而且他也有动机和能力能够出来说话，只不过聪明绝顶和斗争艺术盖世的周恩来在很多历史关头不用自己出来说话，有很多作者论述周恩来的上述行事风格，他可以不动声色的改变世界！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五月二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无声

我们没有能力和地位去获得更多的历史档案资料，我们只有别人发表的资料，例如顾老书中披露的《报告》。对于上山下乡历史的探讨我们拼的不是档案资料，而是拼的逻辑推理。


再看那份“报告”，你一个小小的安置办凭什么说出：


“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你这个安置办报告的执笔人居于国务院之上吗? 更有甚者，报告还说了：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正是1968年5月安置办这份报告所诠释出来的“周恩来上山下乡思想” 多年来在理论上留下了史学界和坊间的诘问，甚至连副总理李先念后来都在质疑为什么不能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从文革上山下乡的理论发展脉路上来说，这份报告所提出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理论具有高度相关性。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报告中提出的“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正是老邓在文革前提出来的。当时那些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文革中杀到北京安置办造反时喊出的口号就是“上山下乡是刘少奇黑线的产物”，非常可惜那时没有互联网，如果那些知青造反派能查出“插队为主方针” 是老邓的发明，那么他们就找到了“炮弹” 甚至可以炮轰周恩来是在坚持刘邓黑线而且还要“不能动摇”！

不要忘记，历史上第一次上山下乡知青大回城风潮就是在文革初被周恩来轻易的平息了（据说当时杀到北京的回城造反知青有40万之众）。我估计如果周恩来能够活到1978年，丁新民他们搞的那次进京请愿如果不是王震而是周恩来出面接待他们，历史是否将会改写？ 到了1978年才下乡1700万？ 文革前周，邓所定的计划可是到了1980年要下乡3500万啊？！(3500万这个数字也是顾老书中披露的）

资料：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会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面情况汇报后，说道：“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苏州市能动员人员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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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我们现在根据不同来源的资料应该可以断定在1967年10月北京红卫兵领袖曲折带头要求上山下乡被丁国钰等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安排到内蒙牧区后在北京高层开过一个讨论安排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为主的会议，但是张春桥尽然敢不去参加这个会议，而且还敢于抵制这个会议做出的上山下乡的计划，张还指示上海“自己管好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还注意到张的对抗北京方面的讲话正是在他出席周恩来召集的全国粮食会议之后不久，而周正是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大谈特谈上山下乡的重要性。

有一个关键词是张春桥说的“北京要中央文革去开会”，我们可以辨析张说的“北京” 不是指的北京中央，如果是北京中央要开会，不论毛泽东出席与否张都不敢不去，除非他有重要原因不在北京，例如1968年7月底毛泽东率几乎所有文革时期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张就没出席，而姚文元出席并在毛泽东说要“斗批走”后背叛了张春桥说过的不能搞“斗批走”（姚当时说他同意“斗批走”）。

我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有个“中央文革碰头会”，那么张春桥所拒绝出席的那个“北京会议”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吗？ 显然也不是，因为张说不仅他拒绝去开会，而且中央文革也不去，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张的原话：

“1967-10  

张春桥：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大学、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呢？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

1967年10月16日

张春桥： “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出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

1967-11-19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 " 三结合 " ，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
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现在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这一套不彻底加以批判，不根据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方向路线和政策来改造我们的学校，那么这样的学校就会继续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修正主义准备条件。那样的话，我们革命就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没法巩固。而过去在教育阵地里，特别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政，解放以前是这样，解放以后也没有根本改过来。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不了。而这样一个责任，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定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

1967年12月6日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呵呵！67年10月曲折带队去内蒙后北京日报发了社论鼓励老三届上山下乡，张春桥立马反对。67年11月在张出席全国粮食会议不久后他就用教育革命压上山下乡，而且张还点出文革的真正意义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教育革命夺回教育阵地（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取消军衔制都已完成，唯独教育界还在资产阶级手里）。“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的解释就是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吗？不是！是文化革命吗？也不是！周恩来早说了，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因此你周恩来没有能够把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挂起钩来，我张某人就不出席你召开的上山下乡会议，我老张要完成的“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的能被后世树碑立传的丰功伟业，那就是教育革命（比长征，建国的总和还伟大的多）。

说了半天，张春桥说的“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 到底是什么层次的会议？还有比中央文革碰头会更高的会议吗？但是张敢不去，还说中央文革没有去，显然这个会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级别底。但是张又说“北京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从逻辑上来说只有级别高的要求级别低的去开会，好象没有反过来的逻辑？

但是文革在组织程序上往往就是不讲逻辑的！

无声

我们没有资格和权力进入中央档案馆，有位一同上山下乡的同学（下乡时15岁）回城后分配在那里，他曾说档案在40年后应当解密。后来这位老弟受到影响去下海经商了，后来经商不成也回不去中央档案馆了，结果我们可以刺探中央文革档案的“后门渠道”也失去了！其实，就算他还在那里也不可能把文革档案偷偷交给我，就算交给我也不敢用，那是违法的！似乎不算违反国法，而是违反党法。不过我在前面发表的美国60年代初白宫讨论对当时中国核基地进行“斩首行动”的会议记录虽然在40年后解密了，但是还有关键段落在解密时被覆盖，不知是否算50步笑百步？又想起有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蒋介石日记》引起轰动，我几年前也在网上穷尽网搜的看家本事去搜索文革中央文革碰头会资料，特别是1968年全年的碰头会资料，但是找不到任何与上山下乡有关的蛛丝马迹。再回到张春桥拒绝出席的那次“北京会议”就更是“蚁丝蝉迹”都没有，但是对于在全国开办五七干校却是有公开发表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批示的“交碰头会讨论决定”的批示。办五七干校能和动员上山下乡比吗？干部去干校又不销户口又带国家工资，而且说好了去轮流锻炼，上山下乡可是要扎根的百年大计啊！

又想起1965年上海方面发表毛泽东赏识的批判《海瑞罢官》的雄文，北京方面不转载，彭真得到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罪证。到了1967年反过来了，北京方面发动毛泽东赏识的上山下乡并召开会议，上海张春桥不出席不报道，是否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但是张春桥不但没有获罪，而且他还说自己右倾都没事。北京方面只有那个“安置办”写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 而已!

无声

所谓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来历：

资料：
中央碰头会全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别称）。“碰头会”的名字是毛泽东起的。关于这个“中央碰头会”最初的打算是毛泽东考虑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揭开了盖子，刘少奇、邓小平已经退居其次，不便再出头露面在中央发号施令， 十一中以后，林彪出面主持中央碰头会，但是，甫一出面的林彪很快感到局势的复杂以及人事的喧嚣。林彪自从建国以后行韬晦之策，尽可能避免正面接触前台，林彪对于中央的日常工作不甚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张阶段，各派势力纷纷登场，左中右错综复杂，这时候支持中央日常工作无异于被架在火上烧烤，这是林彪所不愿去做的。   于是，林彪主持了几次中央碰头会以后便不再主持，而由周恩来接替。这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的由来。  周恩来何尝不知道这副担子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推辞。文革发动之初，究竟怎么一个搞法，毛泽东心中并无全部定数，否则他也不会随便承诺三年关门的打算。所以，四方扰攘之际，中央尤其需要一个能够既保证政治方向在毛泽东预定的轨道中行进，也同时最大限度的避免大面积的滑坡的可能并与各方势力都有着丰富渊源的驾轻就熟的能人出面执行决策的。这个人选非周恩来莫属。  周恩来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文革初期，风云变幻、形势诡谲，稍有不慎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像陶铸曾经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坛红极一时，可是，主持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连一年半年都没有的光景便惹怒江青以致于最后身败名裂。所以，那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既不是显赫的代名词，也不是政治上捞一把的同义语，恰恰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真实写照。

     然后说一下从1966年便开始叱咤风云、威震中国政坛多年的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名义上是陈伯达，这是毛泽东提名的，但陈推辞不就，说他自己是书生。毛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陈伯达虽然挂名组长，却对小组内的很多大事不能作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虽然列名在陈伯达之下，甚至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一个，却能拥有格外的权力，这种怪诞不堪的格局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而在文革期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
     
       我们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也是毛泽东的提携。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在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关于这一点，连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无声

以上这份资料似乎还是没有把“中央文革碰头会”说清楚，又搜到一份：

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2011年06月20日
      中央碰头会全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别称）。“碰头会”的名字是毛泽东起的。

       关于这个“中央碰头会”最初的打算是毛泽东考虑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揭开了盖子，刘少奇、邓小平已经退居其次，不便再出头露面在中央发号施令，而文革的组织路线的贯彻，则第一必须“换马”，第二必须“剥笋”，这是毛的既定方针。

      十一中以后，林彪出面主持中央碰头会，但是，甫一出面的林彪很快感到局势的复杂以及人事的喧嚣。林彪自从建国以后行韬晦之策，尽可能避免正面接触前台，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他的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以矜全并获得扩张，但另一方面也让林彪对于中央的日常工作不甚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张阶段，各派势力纷纷登场，左中右错综复杂，这时候支持中央日常工作无异于被架在火上烧烤，这自然是以研究政变经著称的林彪所不愿去做的。      

      于是，林彪主持了几次中央碰头会以后便不再主持，而由周恩来接替。这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的由来。
      关于林彪不愿意主持中央碰头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晚年的康生曾经有过一番精辟的判断，他说：“他（指林彪）这是隔岸观火。”
      周恩来何尝不知道这副担子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推辞。文革发动之初，究竟怎么一个搞法，毛泽东心中并无全部定数，否则他也不会随便承诺三年关门的打算。所以，四方扰攘之际，中央尤其需要一个能够既保证政治方向在毛泽东预定的轨道中行进，也同时最大限度的避免大面积的滑坡的可能并与各方势力都有着丰富渊源的驾轻就熟的能人出面执行决策的。这个人选非周恩来莫属。
       周恩来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文革初期，风云变幻、形势诡谲，稍有不慎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像陶铸曾经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坛红极一时，可是，主持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连一年半年都没有的光景便惹怒江青以致于最后身败名裂。
      所以，那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既不是显赫的代名词，也不是政治上捞一把的同义语，恰恰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真实写照。

     然后说一下从1966年便开始叱咤风云、威震中国政坛多年的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名义上是陈伯达，这是毛泽东提名的，但陈推辞不就，说他自己是书生。毛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陈伯达虽然挂名组长，却对小组内的很多大事不能作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虽然列名在陈伯达之下，甚至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一个，却能拥有格外的权力，这种怪诞不堪的格局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而在文革期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中央文革是毛泽东自食前言、重返中央第一线，支持、肯定林彪等人推动个人崇拜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浩劫顽固的进行到底的必然产物。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不断奖掖、扶植，直至抬到吓人的地步。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毛在1966年7月24日的会议上给中央文革鼓劲，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我们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杰作。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关于这一点，连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毛话音未落，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组。“学习班”全称叫做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周恩来。毛发话以后，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康生、江青。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规格上高抬中央文革，还经常密授机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策划于密室”。1966年12月26日，毛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临时通知一些人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次晚饭的出席者既没有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没有“总管家”周恩来，甚至没有“老朋友”李富春、“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十一个常委中除开毛泽东、陈伯达之外，都不是这顿饭的参与者。根据中央文献版也就是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60、1461页介绍，这次与宴的人员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可以说是清一水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
      这顿饭谈不上丰盛，不过是四菜一汤外加一些烤白薯、煮玉米、面条之类的寻常食品，可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惊天动地。毛泽东还破天荒的举杯祝酒，他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另一说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见上海徐景贤回忆录和阎长贵文章。因此毛泽东后来总结文革两大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也就是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
     关于中央文革的权威，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和由林彪主导的军委办事组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左膀右臂。中央文革手中有一个政治利器，这就是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涌现出来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无一不是唯江青马首是瞻。他们目空一切、眼中无人，除了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以外，其它的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也只有江青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才能指挥得动。韩爱晶就说过：”别的我不怕，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毛泽东、江青对红卫兵呵护有加，还经常予以大面积的褒奖。陶铸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给红卫兵评功摆好，他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还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炮轰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折衷主义、和稀泥，还暗讽周恩来对毛泽东进行软顶。1967年5月，王海容密报毛泽东，说社会上出现攻击周恩来的风气，毛泽东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