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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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附近盖起了一栋高楼，将小区附近的气流改变，子区和未区开始出现少有的大风，这在老百万庄是很少遇到的。”一篇关于百万庄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百万庄是一块宝地，宝地上的问题大多由外界的干扰引起，比如百万庄的居民认为所谓的楼房地基下陷问题根本不存在，积水是由于“附近新修的马路，路面越修越高”导致的。
    再说水。百万庄附近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做二里沟。这里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水沟，主要用作排雨。大沟附近还曾有过一个汉白玉的大龟，驮着一块石碑。“这是赑屃，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尊赑屃现在存放于北京五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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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的中国，百万庄先于小区的概念而存在，同时又将“邻里”和“街坊”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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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曾在《胡同文化》中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同时又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都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1950年代”到来时，大开大合的苏式风格涌入北京城，共产主义情怀在建筑群落之间蔓延，为从前的胡同文化和邻里情怀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张开济，是那个“建筑时代”的总工程师。有人说，半个北京城都出自他的手。和百万庄住宅区同时动工的是四部一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事实上，百万庄住宅区就是“四部一会”的家属院。对于这些成绩，晚年的张开济却颇有些遗憾地评价道，这是“我一生事业里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遗憾在于，在那个年代，建筑师的意见远比不上政治风云的分量。“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这是梁思成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那一年，百万庄住宅区开始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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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初，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百万庄小区就首先推出了供一家三口居住的六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建筑内部不仅统一装修，还统一配好家具、厨具、电灯和窗帘。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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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庄住宅区的一个显著人文特征是回纹装饰，深红色的楼门以及楼道里的推窗上都镶着回纹形状的玻璃，楼梯木扶手的底座，楼门遮雨檐的挑梁，临街阳台的栏板，也都有这样源自商用、鼎盛于明清的回纹或云纹装饰，回纹装饰的寓意是回归平安、延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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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庄小区是国家重点项目，门窗的木料是东北的红松，经高温处理，不会生虫也不会变形，如今已使用了六十年也没有变形。门把手、合页、马桶零件都是苏联上好的黄铜，哪家装修扔出来，收破烂的都第一时间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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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继承了父亲职业的建筑师张永和来讲，如今，尽管建筑师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但那个年代做建筑还是拥有一种今天不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相对单纯。
    这种单纯体现在建筑师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建筑理念一以贯之。同样是修建职工宿舍，1951年的曹杨新村有着不同的风貌。曹杨新村是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总工程师汪定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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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欧美流行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影响，汪定曾沿河修建了一座被英国人评为“花园城市”的工人新村。在修建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强调对称、围合空间。认为工业生产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消费则是可耻的，所以城市都应该转化为生产中心，而不是变成颓废的消费中心。1950年代，向苏联看齐的中国也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在这样一个指令化的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了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重要实体，甚至有外国媒体报道说“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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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修建百万庄住宅区时，同汪定曾一样，张开济却并没有盲目地依循“潮流”的趋势，尽管这些努力有的成为了现实，有的泯然于时代。
    张开济认为，北京城的基调是灰色的。“旧北京城内大片四合院的屋顶和墙面都是灰色的。以往这些建筑群几乎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之下，灰绿交错的底色，更好地烘托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庙宇等古建筑，使得它们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维护古都风貌，张开济认为有必要维护它原来比较中性的底色。因此，在建造“四部一会”和百万庄住宅区时他有意选择了蓝机砖砌筑的灰色墙面，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北京附近砖厂的生产能力有限，百万庄住宅区最后不得不采用了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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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庄小区刚刚建成时的照片，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如今都已长成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在这里，和这些小树苗一起长大的一代人，也保留了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