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春桥女儿说故事

先乡后城

问：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它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问：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后，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 　　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后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18 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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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吧？你爸爸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你知道么？

　　答：文革开始时，我还在附中，高三，十八岁。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有一天，我们在看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同学突然对我大叫：“你看你看，有你爸，你爸!” 我这才看到大字报上写着我爸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但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后来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王霖，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问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说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爸帮助搞样板戏，我是知道的。记得一次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借了一部留声机，还有黑色的唱片，在那里听。他说他自己得先搞清楚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唱腔。他还问我：“你懂吗?”我说我不懂。

　　我弹的钢琴是西洋的。还有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我亲眼看到陈丕显和我爸两人在院子里转呀转的，在说着什么，很神秘的，后来就批《海瑞罢官》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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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后，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 年8 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 月18 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著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 月25 日还是26 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20 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2 1 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 　　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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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后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后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后就汇报上去了。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 月31 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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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 　　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它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 月31 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 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先乡后城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烛光

乡城兄弟曾在荷花的楼里表示，非常喜欢芦苇的风格，给了我心灵深处及大的震撼！因为我就认为，我就是在大地上艰难生存着的芦苇。
我非常的，毫无保留的赞同你对孔孟之道观点和平论！我非常的欣赏你的这种仗义直言的风格，和那种毫爽的气质还有你对事不对人的风度。
我希望你是水浒里面的武松，不希望你是想怎来就怎么来的李逵！
九月的知青角来吗？来吧！一块坐坐。酒过三浔，山侃知青，再嚎上几嗓子知青老歌，放飞那只有知青才具备的情妄。你的提示我注意到了，认真的读了他的文章，他那气势如潮的文笔确实很棒，对自然景物的刻画对读者有震动之感，并且具备相当的文学功底，我也写这方面的文章，㝍景物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刻画景物是来衬托人的感情。例如我写黄河壶口瀑布，那狂奔的河水疯狂的撞击着两岸的岩石，冲撞起数丈高的庞大水山，冲向空中，碰撞出水雾，形成道道彩虹，后面我会紧跟一句，让我澎湃的灵魂之中闪烁着充满美丽无限的遐想。好了，不多说了，永远的知青明友！

先乡后城

烛光 发表于 2015-9-19 11:01
乡城兄弟曾在荷花的楼里表示，非常喜欢芦苇的风格，给了我心灵深处及大的震撼！因为我就认为，我就是在大地 ...

    老兄啊，我马上出发去内蒙，和我们县的知青去看秋天的胡杨林，实在没办法接受您的邀请，来日方长，会有机会的。
     咱们都是普通人，用路遥的话说：平凡的人。只是，咱们走在这并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上，活在这并不平凡的世界上。
     我认为：更多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同学，并非不明白，只是没有表达，他们甚至比表达了意见的同学更明白。我的意思是：咱们可能不如他们明白。
     另外，老兄啊，当您看见黄河壶口的时候，可能更多注意的是水，您可注意过河水两侧的岩石？中国的很多成语，在那里都可以看见：水滴石穿；柔能克刚；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等等吧。这些岩石，面对滚滚黄河，默默无语，用自身累累伤痕诉说昨天的故事，同时，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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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 1966 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 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 　　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 号的那个大楼里面。23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 　　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 弄和康平路100 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先乡后城

问：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的全集，24 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 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