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刚搜到的298楼资料显然是对前述297楼资料添加而成，记得过去我在知青网梳理过这个问题，不知发在哪里了？有时需要在网上自己搜自己的文章资料。

无声

终于搜到了我在2016年发在知青网上的资料：

“碰头会是以交换情况、研究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会；一般时间很短。①是核心领导进行工作协调、沟通情况、酝酿协商的一种议事形式。这是以中央文革为主体的会议。据说名字都是毛泽东起的。
    此前，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66年5月28日设立文革小组，规定隶属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实际直属毛泽东主席一人下的特殊机构。撇开了政治局、书记处。1966年7月24日中央文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使原中央一线“靠边站”，总书记邓小平受到批评，陶铸任常务副书记；但书记处仍很快就停止工作。8月24日开始冠以中央碰头会名义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会议。1967年1月2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参与中央碰头会。②
    2月16日“大闹怀仁堂”当天，毛泽东要张春桥找周恩来谈话，明确要求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对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行提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2月25日至3月18日，怀仁堂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上毛和中央文革痛批七个政治局成员之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该会成为中央文革在约22个月时间里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职能的非常形式。参与接见时的称谓“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突显出名分不正却又身处中枢的尴尬和荣耀。
    参与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列席，周恩来主持。该会议具有议行合一特征。每周开会三四次。
    会议内容包括研究各地文革问题（两派冲突、大联合和组建革委会）；起草中共中央文件（有关文革政策、重大事项的通知、决定、命令、布告、批示、规定）；讨论国务院工作安排；筹备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参会人员名单、议程，起草政治报告、党章等文件、主席台座次）；讨论出席庆典人员名单、口号；接见地方军政负责人；讨论外交问题；讨论事关全局的重要文章（如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28日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成员全体进入了政治局这个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了正常活动，③中央文革碰头会停止活动。中央文革也结束了。
    ①由主要领导主持。若需其他部门（单位）或有关人员参加时，另行通知。碰头会有固定时间表；遇有紧急情况和急办事项可随时召开。碰头会的决定所有领导成员都必须认真服从和遵守。
    ②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建议搞两个碰头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在钓鱼台，周一、三、五为会议日期；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主，连带陈毅、李先念、谢富治、谭震林四位副总理以及叶剑英参加的碰头会，地点在怀仁堂或国务院，时间是周二、四、六。毛泽东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③与中苏边境冲突，请老帅回来商议对策也有关。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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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了周恩来在67年初向毛泽东请求分别建立两个碰头会的制度被拒绝，因此他“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见下文：

关于 文革中国务院 业务组的若干情况
程振声
程振声, 男, 1935 年生, 辽宁朝阳人, 曾任李先念秘书, 现为 李先念传编写组负责人。
文化大革命中,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历时 8 年之久, 曾在处理国务院日常工 作, 讨论决策国民经济建设许多重大问题, 组 织领导国民经济运转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然而 现今出版的书刊, 对它的成立、发展变化、活 动情况介绍还不多。有些著作虽涉及到, 但说 法不一。笔者根据看到的材料作些介绍, 以供 研究现代史的同志参考。
一、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之初 1967 年 1 月, 上海 夺权风暴迅速殃 及全国, 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被冲垮, 大批领导 干部被揪斗、打倒。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 领导班子大多陷于瘫痪, 甚至有的领导干部不 知去向。国务院副总理中除林彪、谢富治外, 有的被打倒, 有的被批斗。特别是二月抗 争后, 国务院的办公制度被打乱, 经济工作 不能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提出成 立国务院业务小组, 以便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从文革开始, 周恩来就非常担心国民 经济被冲击, 多次强调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建立 两套班子, 一套抓革命, 一套抓业务。他曾提 议中央也应如此。1967 年 2 月 2 日, 他致信 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 提出: 每星期 一、三、五晚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驻地钓鱼 台召开碰头会, 以文革为主, 他参加, 讨论形 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 每星期二、四、六 下午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 以 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 主, 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 谢富治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参加, 并请中央文 革小组派人出席, 讨论党政业务问题。因为在 后者的碰头会上, 爆发了二月抗争, 所以 讨论党政业务工作的碰头会也就停止了。
有的 著作中说, 周恩来提议建立中央业务组, 根据 可能就在于此。 1967 年 4 月 6 日, 周恩来接见国家计委、 经委、建委 造反派代表, 在批评造反派要斗倒余秋里、谷牧的错误行为时说: 经济战线上现在抓工作的连我只有五个人 嘛! 这五个人指的是周恩来、李富春、李先 念、余秋里、谷牧。 4 月 21 日, 李先念批示的一份简报上第 一次出现业务小组的名称。这天他对业务小组 5关于工交口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业务工作情况 简报6 作的批示中说: 段云同志阅。在一个 时候办了的事情, 也应向总理、富春、成武、 秋里、谷牧同志报告。这说明, 国务院业务小组工作从 1967 年 4 月开始运作。当时业务小组的成员除上述 5 人外, 加上李先念共 6 人, 以后印送给业务小 党的文献 2002 年第 3 期  61 组文件, 也都是 6 份或 4 份。 因为当时军队正在执行三支两军任 务, 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 所以也参加业务小 组。 为什么叫业务小组呢? 笔者访问了曾任国 务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庆彤。他说, 国务院机构 设置要报经全国*会批准, 国务院业务小组不是国务院常设机构, 是在特殊情况下成 立的临时机构, 可以不经全国*会批 准。至于 小组, 这是当时流行的叫法。
5 月 18 日, 在周恩来的台历上记载着召 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的字样。 当时国务院业务小组组长是周恩来, 没有 设副组长。 业务小组的日常工作以李富春为主, 李先 念协助。因为李富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又是主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 业务小组正式批准成立是在 1967 年 9、 10 月份。
1968 年 2 月 2 日, 周恩来接见工交、 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 在讲到业务小组时说: 我们业务小组成立在 去年九、十月份, 我们伟大领袖批准了。这 次接见由李先念主持, 李富春、陈毅、聂荣臻 等陪同。 当时业务小组的主要工作是讨论处理国民 经济运转中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日常工作。 工作范围主要是工交、财贸、农林, 外交工作 还是由陈毅负责, 公安、政法由谢富治负责, 国防科委由聂荣臻负责。这几位负责人有时也 参加业务小组的会议。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方面当时还顾不上。国防科委和国防工业口 已开始实行军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业务小组不对外行 文, 讨论决定的事项仍以国务院名义下发, 指 导经济工作。各部委向业务小组呈报的文件, 有的抬头也称国务院业务组, 或者称业务领导 小组, 但这时确切的名称应该是国务院业务小 组。 从批办的文件看, 1967 年 9 月以前, 由 于国内极度混乱, 突发事件叠起, 尤其是武汉七二o 事件和处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关锋、戚本禹问题, 周恩来抽出时间管业务小 组的工作有限, 李富春、李先念处在被炮 轰和火烧中, 余秋里、谷牧经常被拉出 去接受批判, 所以业务小组的活动很少, 9 月以后业务小组的活动才逐渐多起来。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从 1967 年 10 月 到 1968 年 3 月初, 周恩来主持召开了 12 次业 务小组会议, 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对外贸易和 对外援助、农业生产、煤炭、钢铁、石油生 产、铁路交通、刘家峡水库出现的问题, 以及 其他重要事项。同时, 周恩来还就经济工业对 业务小组作了许多批示。如 1967 年 11 月 24 日, 周恩来对黄永胜报送的 5关于广州地区航 运系统用油奇缺问题6 请示报告的批示: 请先念、业务小组同志办。在李先念批示的文件中, 也反映出业务小 组在这一段时间内, 讨论了许多涉及全国性的 经济工作、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情况。 诸如有关工资问题; 粮食工作会议报告; 财政 部向银行借款 15 亿元作为周转金; 分配 1968 年地方外汇; 恢复职工休假探亲制度; 1968 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工作; 棉花会议的报告等 等。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业务小组的 工作情况和发挥的作用。 二、业务组顶着压力和冲击 坚持抓工作 到 1968 年 3 月下旬, 一些省市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 国务院各部委先后实行了军管或派 出军代表, 国务院业务小组收到的请示报告也 多起来了。
然而正在这时, 林彪、江青* 集团制造了所谓的 杨 ( 成武) 、余 ( 立金) 、 傅 ( 崇碧) 事件, 又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 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恶浪。国务院业务小组 的成员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再次遭 到错误的批判, 杨成武遭逮捕。在此之前, 谷 牧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造反派揪回建委 接受审查。小组成员由原来的 6 个人减少到只剩下 4 个人, 运转不久的业务小组工作几 乎中断。有一段时间业务小组开会都很困难, 往往是由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一起或单独 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办公会议, 讨论有 关经济工作。从 4 月到 7 月, 业务小组办公会 议文件印了 63 期。主要内容是各省、市、自 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向业务小组的请示报告。 当时, 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 精心领导业 务小组的工作, 不但设法使其不要中断, 并酝 酿要加强业务小组, 准备将业务小组改为业务 组。 4 月 7 日, 总理值班室传达周恩来就业务小组呈送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情况反映等作 的四点指示: 一、一事一报, 不要积累几个问题再报。 二、纯属业务性质的报告, 可直接报送中 央、主席并报总理。 三、需要请示的问题要经总理批转。 四、不要直接向军委办事组批文件。 这时, 军队方面参加业务小组工作的是粟 裕。 5 月 6 日, 李富春、李先念、粟裕、余秋 里 4 人联名向周恩来报送 5关于业务组人选的 请示6。 6 月 5 日, 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 议论如何加强国务院业务组的问题。根据议论 的意见, 6 月 8 日, 李富春提出了关于加强国 务院业务组的建议。建议业务组由 9 人组成, 并提出一个大名单请周恩来选定。建议中正式 提出业务小组改为业务组, 还提出了业务组的 主要工作任务和办事机构的组成人数。这份文 件在征求李先念意见时, 李先念说: 我意仍 按总理指示, 不必设副组长。对李富春的建议, 尚未看到周恩来有什么 批示, 但从此以后呈报的文件和批示中看, 绝 大多数出现的名义是国务院业务组。 这年 6 月初到 9 月底, 以国务院业务组名 义向毛泽东及党中央报送了有关工交、财贸、 农林方面的生产情况的文件共 7 份, 国务院业 务组会议文件印了 18 期。 6 月 2 日, 国务院业务组报送的 1 号文件 是 5关于当前市场急需的几种日用品生产安排 情况的报告6。这份文件发送范围中, 国务院 业务组只发 4 份。这说明, 除周恩来外, 这时 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只有 4 人。 7 月 5 日, 周恩来对业务组 5关于 1967 年度粮食情况的简报6 的付印、签发、分送范 围作了具体批示: 照修改的去付印, 并请李富 春和李先念签名送呈毛泽东主席。中央文革碰 头会 ( 11) 、军委办事组 ( 3) 、国务院业务组 ( 6) 、中央文革办事组 ( 1) 、中央办公厅 ( 1) 。 这时尽管分送业务组成员的文件增加到 6 份, 但是从 9 月 21 日李先念对 51968 年八种 主要农产品收购初步安排情况6 批示中看, 人 员并未增加, 批示中说因 情况不够落实, 不 送总理、中央文革，只送业务组, 即李富 春、粟裕和余秋里 3 人阅, 未送其他人。9 月 25 日, 李先念又将粮食部 5五年来粮油议价 购销工作情况的简报6 批送给李富春、粟裕、 余秋里阅, 也未批给其他人。这说明业务组成 员还是 5 人。 由于国务院业务组没有常设的办事机构, 很多事项是通过联络员办公室或秘书厅值班室 办理。9 月 9 日, 国务院业务组在 5关于国务 院直属口办事机构调整问题的报告6 中提出: 设置国务院值班室, 作为国务院业务组的办 事机构, 负责行政业务接洽 ( 受理文件、电 报、电话等) 和同各部委军管会、军代表的联 系。工作人员暂定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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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1968 年 10 月, 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又遇 到了更为严重的困难。因为这时召开的中共八 届十二中全会又对所谓二月逆流进行了批 判。会议中, 业务组的主要成员李富春、李先 念等遭到围攻和无端指责。会后又在全国掀起 了批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恶浪, 国务院 一些部委的造反派, 借传达会议文件之机, 又向周恩来施压, 提出要陈毅、李富春、李先 念等人到有关部委检讨所谓 二月逆流的错误, 接受批判。由于周恩来及时制止, 才 罢休。这时李富春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 李先 念不久被下放到北郊木材厂 ( 现天坛家具厂) 劳动和调查研究, 所以, 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 又一度被打乱, 活动也减少了很多。尽管如 此, 业务组成员遵照周恩来要坚守岗位的指示 精神, 对一些重要问题还向中央报告, 对那些 急待解决的问题, 及时讨论和作出答复。如 11 月 29 日, 周恩来对安徽省 关于布票延期 使用的请示报告批示: 照办, 退先念同志 转业务组办。12 月, 业务组对水电部关于 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初步意见的报告，关于 湖北、河南两省要求从丹江口水库引汉 ( 水) 灌溉的报告六九年第二批中央直属和中央 安排的水利建设计划, 财政部、安置办公室关于城镇知识青年安置费的请示等问题都 进行了讨论, 并作出了答复。

1969 年初, 周恩来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的报告中说: 国务院业务组又暂时不能领 导工作, 他只能召集业务组主要成员和其他 有关同志开会, 讨论 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问 题的文件, 以提交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讨 论。2 月 5 日, 周恩来将中央国家机关筹办 -五七. 干校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给李富 春、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审阅: / 看是否 有斟酌处, 如有, 请改上, 如无, 请阅后退 还, 以便付印上报。李先念阅后提出: 业务 组讨论一次。据说有些部还没有找到地方 ( 指 办五七干校) , 国务院要直接商量地方革命委 员会, 以帮助丁江同志, 请富春规定日期。此外, 业务组还讨论了关于干部、知识青年 下放农村劳动补助棉布问题的请示,关于全 国冻结存款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等问题。 三、业务组的改组 1969 年 4 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后, 党中央领导成员发生了 重大变动。国务院副总理中, 进入政治局的有 林彪、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当选 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富春由政治局常委成为 一般中央委员。为此, 国务院业务组也必然要 作相应调整和改组。 5 月 29 日, 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 开会议。会上, 周恩来汇报了国务院业务组改 组, 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 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及领导小组的方案。毛泽 东指示: 就按说的原则去做, 但国务院业务组 的人员调整, 需要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京 后, 再提出正式名单。6 月 10 日, 周恩来在 国务院直属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传达经中央讨 论的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时, 宣布增加纪登 奎、李德生为业务组成员。6 月 21 日, 周恩 来主持召开业务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李富 春、李先念、粟裕等。周恩来在讲到国务院业 务组工作任务时说, 不仅要管方针、政策, 而 且还要管统筹统配, 对各部委的革命也要抓。 在讲到精简机构工作领导分工时, 明确了即将 组成的国务院业务组组成成员和他们的工作范 围。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是: 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李富春、纪登 奎、粟裕、李德生、苏静、余秋里。 从这份名单中, 可以看出新的国务院业务 组的雏型。 6 月 26 日, 李先念向各部委军代表传达 了周恩来的上述指示。 7 月 3 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 成员会议上商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 想写报告给毛泽东。其中, 国务院业务组拟由 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 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 9 人组成, 周恩 来为组长, 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 李震、 邱国光、刘西尧列席。同日, 毛泽东在报告上 批示: 原则同意。由此改组后的国务院业务 组正式组成。随后又进行了分工。 周恩来: 外交、科学、统战。 李先念: 财政、银行、外贸、外经、卫 生、直属口。 纪登奎: 农业、商业。 谢富治 ( 李震) : 公安、政法。李德生: 参与国防工业 ( 后分管水电和体 委) 。 李富春: 冶金、水电、机械、轻纺。 粟 裕: 国防工业。 苏 静: 计委、建委、煤炭、石油、化 工。 余秋里: 铁路、交通、邮电、计划。 新组建的业务组和原来的业务组相比, 一 是成员增加了; 二是工作范围和任务几乎包括 了国务院的各方面工作; 三是业务组的日常工 作以李先念为主, 纪登奎协助。实际上国务院 业务组开始起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作用。 7 月 23 日, 重新组建的业务组由李先念 主持召开会议, 讨论关于水灾和防汛、恢复职 工附加工资、招工来源、提前修建河南焦作至 湖北枝江段铁路、以洛阳矿山机械厂为基础建 设一个锻铸基地、酒钢 1700 连续薄板轧机、 包钢 400 毫米无缝钢管厂搬迁以及关于增加烧 油代替部分电厂烧煤等问题。这些问题讨论的 情况和处理意见, 作为新组建的国务院业务组 会议纪要第 1 号报告周恩来, 并分送毛泽东和 在京的政治局成员。 8 月 1 日下午 4 时, 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业 务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纪登奎、李 富春、余秋里、苏静, 列席的有邱国光、李 震、刘西尧、李良汉、丁江。会上周恩来对业 务组的近期工作作了 14 条指示, 并为此印发 了业务组会议纪要。 9 月 25 日, 李先念主持业务组会议讨论 自身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问题, 议定业务组一定 要抓好两头, 一头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及 时传达和贯彻下去; 一头是下面的情况和问题 及时研究解决, 并向中央反映。会议确定国庆 节后开始研究明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设 想及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 这说明业务组不仅为继续保持国民经济运 转发挥领导作用, 而且担负起研究和制定国民 经济发展战略的任务。 此外, 这时业务组的工作程序和运转也比 较完善。会前把要讨论的事项印成会议讨论文 件, 会后写出会议纪要。到 1969 年底印了 66 份会议文件, 14 期会议纪要。 由于周恩来工作繁重, 业务组开会讨论问 题往往不能出席。业务组开会大多是由李先念 和纪登奎商议后召集, 然后把讨论的情况和议 定的事项报告周恩来, 由周恩来批准或转报中 央, 待中央批准后, 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实行。 据有关资料记载, 1970 年, 业务组召开 50 多次会议。这些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当年国 民经济发展计划、准备四届人大、在建和决定 新建的重大项目、处理国民经济运转中急待解 决的问题以及国务院机构调整、精减等重要事 项。周恩来两次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讨论 研究水电部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修 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议和工程设计 情况。会议同意这项建议。 1970 年 6 月 22 日, 国务院办公室成立, 作为业务组的办事机构处理日常具体事项。为 使业务组工作规范化, 需要再次明确业务组的 地位和性质。1971 年 2 月 7 日, 国务院发出 5有关行文和办事程序问题的通知, 其中内容 之一是: 国务院业务组是内部的办事机构, 今 后国务院业务组上呈、下达文件一律用国务院 名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国务院 各部门给国务院的文件、电报, 请写国务院, 不要再写国务院业务组。而此时的国务院业务 组成员又有一些变化, 2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 室负责人吴庆彤报送的 5关于参加全国计划会 议大会的人员名单中, 国务院业务组又增加 了列席成员陈华堂、方毅、李良汉、姬鹏飞、 丁江。 同年 1 月, 中央决定调华国锋到中央工 作。4 月 2 日, 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为国务院业 务组正式成员, 分管农业和商业。9 月 30 日, 周恩来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四、业务组人员的再次调整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 随着批林整风 的开展和落实干部政策进程的加快, 国务院业 关于文革中国务院业务组的若干情况 65 务组又有些变动。 1972 年谢富治病死。同年 7 月, 陈云参 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工 作, 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 题。与此同时, 王震、王观澜恢复工作后, 也 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 负责抓农牧业方面的工 作。 这时, 业务组在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的同 时, 其主要精力用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 发展战略, 决策和组织大规模成套技术项目的 引进和配套项目的资金筹备与建设, 抓住时机 *干部、落实政策等。 1973 年 3 月 29 日, 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 邓小平正式参加国 务院业务组工作, 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 对外活动, 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有关重要 问题。在此期间, 谷牧也恢复了国家建委主任 的职务, 并重新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1974 年, 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虽然受到 了江青*集团的严重冲击, 但是在周恩来 指导下, 业务组顶住了压力, 注意斗争方式, 解决了一些地区和单位的老大难问题, 为 四届人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召开, 至此, 国务 院业务组中止了一切活动。 在动乱年代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 履行了国务院基本职责, 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转和保证人民生活的 基本需要,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进行 了不懈努力, 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出了历史性 的贡献。

无声

通过我前两年转发的资料可以看出从文革前的政治局会议到文革初的中央碰头会，再到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主要是将中央文革成员升格到决定国家大事的前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地位。“中央文革碰头会”曾一度取代了由过去政治局会议演变而成的中央碰头会。九大结束后中央文革仅剩下江，张，姚，陈，康几人并全部进入政治局，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碰头会” 也就被新的政治局会议取代。

经过上述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沿革，我们梳理出什么来了吗？首先我们看到周恩来一直紧紧坐牢从“中央文革碰头会”到“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交椅， 其次我们还看到了周恩来曾一度想另组一个“国务院碰头会” 不让“四人帮参加”。尽管毛泽东及时否决了周想“另立中央”的图谋， 但聪明绝顶的周又“巧立名目” 降低规格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业务组” 从而与“四人帮” 分庭抗礼。我们可从周恩来档案中看到历史原貌。
举例如下：

1967年 周恩来档案：
10月3日　 致信毛泽东，建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有关学生的一些具体问题。
10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10月13日、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2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1月5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小范围碰头会。毛泽东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11月11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问题。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粟裕、余秋里等参加。
主持中央文革扩大碰头会，讨论通过广东、广西两省问题的有关文件。
11月18日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1月月20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讨论和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意见的通报》。次日，将《通报》报送毛泽东。
11月25日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2月1日　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讨论《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和问题》、《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等文件。
12月2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次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黑龙江问题等文件。
12月9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

12月9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
12月15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12月16日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2月23日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2月26日　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听取江西革筹小组和山西革委会负责人汇报，讨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问题。
12月31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2月31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无声

现在再回过头来把几份不同来源的资料按时间线排列组合在一起对照起来看，在1967年冬很冷的一天李冬民去参加了一个中央高层的会议回来后向同学们透露了中央要组织上山下乡。67年12月6日张春桥说拒绝出席了一个北京让他出席的上山下乡会议， 从周恩来年谱上来看当时不但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似乎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周是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讨论上山下乡并邀请张参加，这也解释了张可以拒绝层次比“碰头会”低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尽管周的地位比他高。

因此周恩来在1967年冬试图借曲折的事迹来发动老三届上山下乡遇到挫折，他必需说服毛泽东，压住张春桥，最主要的是周必须把上山下乡与教育革命捆绑起来。。。。。。

无声

前两年我们在知青网上梳理上山下乡历史，发现68年下半年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次数减少，而且在当时的碰头会上的话题都与上山下乡没有关系。现在看来我们忽视了周恩来几经努力才获成立的国务院业务组及相关的例行会议，上山下乡的策划和讨论可能主要在国务院业务组进行。

资料：
“1967年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1967 年 4 月 6 日, 周恩来接见国家计委、 经委、建委  造反派代表, 在批评造反 派要斗倒余秋里、谷牧的错误行为时说: “经济战线上现在抓工作的连我只有五个人 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这五个人指的是周恩来、李富春、李先 念、余秋里、谷牧。
5 月 18 日, 在周恩来的台历上记载着召 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的字样。 当时国务院业务小组组长是周恩来, 没有 设副组长。 业务小组的日常工作以李富春为主, 李先 念协助。因为李富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又是主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 业务小组正式批准成立是在 1967 年 9、 10 月份。1968 年 2 月 2 日, 周恩来接见工交、 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 在讲到业务小组时说: “ 我们业务小组成立在 去年九、十月份, 我们伟大领袖批准了。 这 次接见由李先念主持, 李富春、陈毅、聂荣臻 等陪同。 当时业务小组的主要工作是讨论处理国民 经济运转中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日常工作。 工作范围主要是工交、财贸、农林, 外交工作 还是由陈毅负责, 公安、政法由谢富治负责, 国防科委由聂荣臻负责。这几位负责人有时也 参加业务小组的会议。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方面当时还顾不上。
到 1968 年 3 月下旬, 一些省市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 国务院各部委先后实行了军管或派 出军代表, 国务院业务小组收到的请示报告也 多起来了。”

周恩来在67年2月要分别成立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两个碰头会的提议遭到毛泽东的否决后，他转而求其次降低规格要求成立国务院业务组的提议最终在67年9月前后获得毛泽东批准，第一次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是67年5月召开，一直到了68年3月以后国务院业务组的例行会议才多起来。张春桥在67年12月说他拒绝出席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国务院业务组的一次讨论上山下乡的会议，因为张说“中央文革没有去，消息也不发”。68年8月以后是否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和策划了上山下乡并报毛泽东批准？资料说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之初主要顾及的是工交、财贸、农林的正常运转，对于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方面还顾不上，那么到了68年下半年对于这些方面应该顾得上了吧？ 面对老三届在68年下半年全部毕业而且大学，高中都不开的情况，国务院业务组不去顾，谁顾？上山下乡不正是国务院份内的是吗？ 另外，谁不让大学，高中重开？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说“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

无声

国务院业务组还干了那些方面的事？资料显示：

“周恩来将中央国家机关筹办五七干校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给李富 春、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审阅: 看是否有斟酌处, 如有, 请改上, 如无, 请阅后退 还, 以便付印上报。李先念阅后提出: 业务 组讨论一次。据说有些部还没有找到地方 ( 指 办五七干校) , 国务院要直接商量地方革命委 员会, 以帮助丁江同志, 请富春规定日期。此外, 业务组还讨论了关于干部、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劳动补助棉布问题的请示,关于全 国冻结存款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等问题

。”

如果说在1967年成立的国务院业务组曾讨论给下放知青发放劳动补助但没有讨论过发动上山下乡，这不符合逻辑。

无声

以下是1968年周恩来年谱中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的记录和一些重要事件的记录：　

1月5日　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通知》、《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通知》、《关于外出调查问题的决定》、《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月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本年国民经济计划、煤炭生产、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和国防预算、二机部领导班子“三结合”及几个尖端工厂的学习班、铁路运输等问题。　　　　
1月11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报送毛泽东批准，并旁注：为使今年先在铁路线上解决这个关系到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问题，现拟出一中央指示，已经中央文革扩大碰头会通过。毛泽东圈阅了此批件。

1月20日、2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月22日—28日　除二十五日外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解决广东、河北、甘肃、河南、胡南、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的问题。
2月3日、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解决刘家峡水电站下闸门严重漏水。致使水库不能蓄水问题。三日会前，嘱秘书向水电部军管会提出，除军代表外，能否让一些部长参加会议。八日会上，提出让钱正英出来工作。会后，钱正英、杜星垣〔注〕前往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与专家一起解决了流水问题。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刘家峡水电站一号机组正式运营发电。〔注〕杜星垣，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2月4日　得悉铁道部军管会报告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严重后，当即召开碰头会，商定措施。会后，致信毛泽东，并附铁道部报告.　　
2月10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农业生产、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苏静、赵启民、彭德清、王素、范文彩等。注：赵启民，时任交通部军管会主任，彭德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王素，时任煤炭工业部军代表，范文彩，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月12日　就住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注〕是否参加学习班事批示，请杨成武、吴法宪两同志考虑将他们分到哪些学习班为宜。十四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正式向毛泽东并中央提出将这十三人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毛泽东对此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2月1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此《通知》是国务院业务小组根据周恩来关于抓紧节约财政开支的指示。召集有关部门对北京十个单位作典型调查后起草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十八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2月16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提议：让陈锡联、宋任穷到会，参加讨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问题。
2月1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解决广西铁路交通问题。
2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命令等文件稿。
2月2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铁路交通和农业生产等问题。
2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查阅干部档案问题的通知》、《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等。
3月3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参加会议。
3月12日　嘱身边工作人员，小碰头会的十位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四位副总理如果来见，不要挡，可边进门边报告。
3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四川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会上，江青提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3月21日　凌晨，在毛泽东处开会后到中央文革处开会。
3月24日　就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要求将顾卓新、喻屏〔注〕从北京揪回沈阳批斗事告陈锡联，二十二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同意将顾卓新、喻屏交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带回沈阳进行批斗，但必须告诉他们不要进行武斗和押讯。每日批斗后，如他们无力监视，即交军区监护。
3月29日　就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提请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并附上有关该校武斗情况的电话记录。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3月30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湖南省的汇报。
4月4日—17日　每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四日会议讨论西单商场爆炸案件、中央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批示等。五日会议听取铁路交通会议情况汇报。六日、八日、九日会议先后谈陕西、安徽和新疆问题。十三日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关于整顿、建设红卫兵组织和整顿共青团组织的意见等文件。
4月10日、13日、15日、1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23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4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七日会议谈四川问题。
4月29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增写：“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五月二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该通知。

4月30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五一节上天安门名单。会前，嘱李富春、李先念研究高文华、陈正人、萧克、钱之光、沙千里〔注〕等上天安门问题。
5月13日　约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谈铁路、煤炭、毕业生分配等问题。
5月15日—18日　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磁头会。
5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全国煤炭会议等问题。
5月22日、23日、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三日会议谈徐海〔注〕地区问题。〔注〕指徐州、连云港。
5月29日　嘱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李震〔注〕：查问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被押地点；查清后请李告诉董必武的秘书，允许董家送夏衣去。并可表示董良翮的问题很快可以解决。〔注〕李震，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无声

接上：

6月7日　阅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情况反映的报告〔注〕后，将报告送毛泽东，并附信注明：多数专家还是热心工作的。我们对外国群众正如主席所说硬要强加于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注〕报告反映，很长一时期来，外国专家对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对他们自身的工作状况有意见，主要是：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没有人关心，有些单位把外国专家视为外国间谍，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宾馆的服务态度非常粗暴，吃饭得不到保证，喝咖啡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加以取消。这些意见提了多次，但一直得不到解决。6月8日、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谈柳州铁路和湖北问题。

6月1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拟派往十二个单位的军代表。

6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这一计划草案的报告。会后，将上述文件报送毛泽东批准。

6月1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矿问题。

6月22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云南问题。

6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谈广东、广西等问题。

6月28日　就学校是否放暑假问题批示；建议初中、小学放假，大专、中专、高中不放假，好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后上报。

△接见阿尔巴尼亚瓦马一迪耶水电站代表团，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6月2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纪念“七一”等问题。

7月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甘肃问题、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等。
7月3日、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国防工业、冶金工业、外事等问题。
7月7日　要陈毅主持召集外办、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外文局、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外国专家要求回国问题和外语学院毕业生分配问题。
7月1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陕西情况的汇报。

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会。毛泽东说：陕西也要搞个布告。　　

7月1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等四个问题。十八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以上四个问题。讨论中，关于十二中全会有两种意见：如为准备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九大；如为推迟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将是总结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全面夺取胜利的若干任务，并解决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二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上述意见。
7月1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同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谈经济计划和各部委“三结合”问题。
7月21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陕西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原按主席指示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布告，后来有同志怕降低陕西革委会作用，请陕西同志自己改写了一个决议。但据李瑞山〔注〕三同志来信主张以中央布告形式发表为好，拟在明晚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注〕李瑞山，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7月2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讨论各地对“七三”布告的宣传和执行情况，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西等地武斗的布告（又称“七二四”布告）。
7月27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同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遭到该校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武装围攻，死五人，伤多人。二十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北京高等院校五个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严厉告诫他们要听从指挥，停止武斗，欢迎和支持工宣队进驻学校。八月十三日、十五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分别接见首都工宣队队员和驻清华工宣队代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此后，工宣队和军宣队相继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及其它一些混乱的部门。
7月30日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今年高中是否招生问题的请示批复：如当地高中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去的多，校舍有空，就可招生。此事提议由各省市自己解决。
　　8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批准新疆两派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批准福建各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西问题。五日，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联名给中央写出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请示报告。六日，周恩来审改了此报告，并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同意。
8月5日、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云南问题，有关国防工业会议、冶金工业会议和将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等问题。
8月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昆明军区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对该报告的批示。
8月17日—1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十九日会议讨论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
8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议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决定在报纸上发一篇报道和评论。
8月2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二十五日，此文由《红旗》杂志刊出。
8月26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
8月29日　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