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圹圩农场十二年

半醉汉

    正好宋九如先生孩子结婚不久，另有住处，也不常回来。当晚，我和我母亲带着我二姐的孩子，住在宋九如先生孩子的房间，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第二天，我带着母亲和二姐的小孩，乘公交直达中山陵。母亲是解放脚，即先裹小脚后放开没继续裹的那种脚，走长路很困难。再者我还抱着我二姐的孩子，因此我没让母亲上孙中山陵寝，只在附近的明孝陵和四方城转转，也很惬意。

    我们在晚饭前转回，宋九如先生亲自下厨，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他的儿子和女儿也赶回来陪客。

    我则放肆地大吃大喝了一顿。

    我的豪饮，让宋九如先生赞不绝口，连连夸奖我继承了甄氏家风。

    我母亲不满地说：“别提他老子喝酒，一提我就生气。他老子要不是好酒贪杯，我们家的日子，何至于这么潦倒贫穷？”

    宋九如先生大不以为然，说：“就他那样大手大脚、将钱吃干花尽好！他要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跟我一样辛辛苦苦，最后给你挣个地主、资本家的帽子戴在头上，让你一辈子见人矮三分，谁都能欺负你，这日子更难过。”

    我母亲无语。

    后来两天，我带母亲逛了夫子庙、秦淮河和莫愁湖，又逛了两家大商场，然后辞别宋九如先生夫妇，乘夜班火车去往上海。

半醉汉

五十四，上海见闻

    这天晚上，我们乘坐的火车在南京下关车站上车，大约行驶了八个多小时，在第二天清晨到达上海。

    下了火车，按我二姐在信中给我的地址，我们乘公交车来到虹口区四川北路的多伦路。因地址详细，多伦路也不大，我们很快找到二姐的朋友赵立志叔叔。

    赵叔已经接到我二姐的信，知道我和我母亲最近几天就要到他家做客，他老俩口已经为我们母子腾出地点，准备好了住处。

    赵叔五十多岁，回民，老家在山东，一家人都为人豪爽义气，有古人风。他是上海新华书店发行部的司机，赵婶是纺织工人。

    我二姐在金寨县新华书店工作时，经常在上海新华书店订购图书。她每次看见上海的送书单上，签名的都是赵立志。后来我二姐调到县文化馆的图书馆当管理员，依然是她订购图书。上海新华书店发行部，还是赵立志发货。

    但这样一来，上海的赵叔很奇怪：为什么安徽金寨县两个不同单位的订书单上，是同一个人签字呢？

    于是赵叔就写信给我二姐，询问此事。

    我二姐回信给他，说明是自己工作调动的原因。于是二人便开始书信来往，两家由此走动，相互探望，也都互相了解，友谊渐深。

    因而我们的到来，使赵叔一家喜不自禁。

    赵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赵新，比我大一岁，已经进厂上班，平时他喜欢吹黑管。小的叫赵民，比我小两岁，失学在家，喜欢玩吉他。我们一见如故，相处得像亲兄弟。

    当他们一家人知道我已经结婚生子后，都十分意外，皆啧啧称奇。

    我琢磨，大上海的男青年，二十岁有孩子的可能极少。

    但这在我们大圹圩农场却很正常。安徽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当时的小伙子在十六、七岁结婚也很普遍。

    当天下午，母亲和赵叔、赵婶在家拉家常，我一人乘机到多伦路和虹口公园转了一圈。

    那时的上海，虽经文革破四旧的毁坏，但总体上还保留着许多旧貌，很有看头。多伦路紧靠鲁迅公园、虹口足球场，原名窦乐安路（Darroch Road），此路段修建于一九一二年，全长仅五百多米。小街曲折幽静，街边的小楼风格各异，栉比鳞次。

    据说，多伦路是一个叫窦乐安的英国传教士所修建，窦乐安曾受到清朝光绪帝的接见，他看中这里中、美、日三不管的宽松环境，以便宜的地价买下，干起了招商引资的买卖。

    当时，多伦路路名便叫窦乐安路。

    多伦路并不奢华，也不辉煌，似乎有点不起眼。但它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卧虎藏龙之地，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重要据点。许多彪炳史册的文坛名流和巨匠，都曾经在这里工作、居住。如鲁迅、茅盾、丁玲、瞿秋白、陈望道、赵世炎、王造时、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等。

    多伦路周边有景云里、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剧社和许多名人故居、海上旧里，蕴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故有“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之说，号称中国“现代文学重镇”。

    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故居，都在这里。这些建筑典雅精致，是海派建筑的天然博物馆。

    我漫步在多伦路上，尽管文革的妖风甚嚣尘上，依然掩盖不住多伦路上彰显出的百年上海滩的民俗文化风情。

闲人一个

虽然是“穷旅游”，倒也开了眼界......

龙行天下

南京数日转上海，
二姐朋友作接待，
小伙经历大家奇，
多伦路上观赏来。

半醉汉

    晚间吃饭，赵叔一家四人均在，赵叔用牛肉和鱼，外加五加皮酒招待我们。赵叔爱酒，尤其喜欢五加皮酒。我母亲在外场素不饮酒，赵叔听说我也喜欢喝酒，十分高兴。

我虽然不习惯五加皮酒中的微微中药味，但两口入肚，亦觉别有芬芳。

    赵叔介绍此酒说，乾隆皇帝南巡，随行黄太医独创五加皮药酒，治愈了皇子的风湿病，于是乾隆将五加皮酒封为宫廷御酒。后黄太医因厌倦宫廷，隐姓埋名来到民间，在广西开设药铺，将宫廷御用五加皮药酒带到寻常百姓家。

    真假无考。

    吃饭时，赵叔的小儿子赵民突然向他父母提出，他决定报名“上山下乡”，去内蒙古插队落户。

    这不由引起赵婶的长吁短叹。

    也难怪，赵民才十七岁，从未离开过上海，现在要去那么远的荒漠大草原，还插队在农村牧场，她怎么能放心？

    按当时上海政策，居民有两个孩子的，必须有一个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来逐渐严格，没有特殊情况，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不管你弟兄姊妹几个，都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跟“上山下乡办公室”有可靠关系的下放户，可以利用关系，将孩子分配到中原内地插队落户，没关系的就只能分配到边远地区和穷困地区插队落户。现在有些人说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真乃可笑之极。

    赵叔为此，也忧虑重重，说：“唉，去吧。他们天天都要来闹一阵子，看起来，不去也不行啊。”

    我不解地问：“谁来闹？怎么闹？”

    赵叔摇摇头，无奈地说：“街道的干部带着一些积极分子，天天敲锣打鼓来我家门口吵闹一次，名义上说是去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家庭搞慰问。其实，就是来逼你、烦你、肮脏你，给你难看！”

    真是奇闻！

    我怀疑地说：“不会吧？街道也是一级政权，他们的干部们还能这样下作？”

    赵叔叹道：“天天如此！你明天就能看见。来，喝酒！陪我干！”

    我说了句“真他妈滑稽”，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龙行天下

赵叔鱼肉猛招待，
儿子要往内蒙开，
说起动员下乡事，
硬逼强迫手段歪。

半醉汉

    果然，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被一阵喧嚣的锣鼓声惊醒。

    我匆忙穿衣洗漱，出门一看，只见十几个里弄大爷大妈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打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标语，在门口不亦乐乎地敲锣打鼓。

    赵叔、赵新上班，赵民躲出去了，我母亲带着二姐的孩子陪赵婶买菜去了。他家就我一人，门口还有来看热闹的几个闲人。

    这伙人对着我用乌哩哇啦的上海话，宣传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我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笑嘻嘻看着他们，频频点头。

    他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我则笑脸相伴，一边抽烟，一边品茶，看着他们折腾。

    最后，他们才搞清楚我这个客人听不懂上海话，只好无趣地离开。

    原来这是上海逼迫居民的孩子上山下乡的特色绝招。

    不仅如此，他们还到知青家长单位施压，好多人顶住了里弄大妈的锣鼓，却顶不住单位领导的威逼。没有一定的背景，能真正顶到最后不去农村的，如凤毛麟角。

    下午，赵叔陪我们去外白渡桥、外滩、国际饭店转了一圈。

    高楼大厦和商场，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还没有乘坐有轨电车和逛小弄堂好玩。

    第二天，赵叔借了一辆带顶棚酷似甲壳虫造型模样的三轮摩托，带我们到西郊公园去玩了一天。那里的一些稀有动物，给我们带来许多惊奇和快乐。

    期间，赵叔的哥哥和嫂子请我母亲和我吃了一顿饭。

    老赵婶的一手厨艺和她家的一桌外国的精美餐具，让我赞叹不已。

    赵叔的哥哥是一位退休干部，他的儿子是名海员，这桌餐具就是他的儿子在外国买的。赵叔告诉我，他这个侄子常年在海上和外国奔走，一表人才，待遇也很高。他侄子已经结婚成家，侄媳妇是个音乐工作者。但他侄子一年只回来几天，新婚的侄媳妇耐不住寂寞，正在吵闹着要离婚，一家人为此大伤脑筋。

    真是无奇不有。

    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夫妻之间的聚少离多而破碎。

    一连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星期，我们最后再三坚持告别，赵叔、赵婶才依依不舍将我们送上去往合肥的火车。

闲人一个

我们这里也是，大喇叭挂在你家门口的树梢上，整天叽里呱啦吵死了，受不了的就赶紧报名......

龙行天下

目睹动员下乡状，
游玩更喜动物样，
受到招待太热切，
紧辞乘车合肥上。

麻沙老农

敲锣打鼓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煞是热闹。我们这里常用的方法是：知青没有上山下乡，家长就不要上班，回家动员自己的子女，领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子女自愿上山下乡了，家长再去上班。此项举措有立竿见影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