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接上：

9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9月7日　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拟在本日下午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十万人大会请示毛泽东：“我们以电话商量，认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应参加这次大会，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几句庆贺和鼓励的话。”毛泽东同意。下午，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出席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江青等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提出批评。八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九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

9月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庆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9月16日　问上海机床厂代表：去你们厂参观的人太多〔注〕，是不是妨碍你们的生产？这不好，要有点限制才行。可通知各地注意。

　　〔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文汇报》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肯定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此后几个月内，各地去该厂“取经”的人不断。

9月18日　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大多数或者比较多数都是愿意跟工农兵结合的。”

9月25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五日会议讨论国庆节口号等问题。次日，就“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口号的去留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去掉为好。

9月30日　毛泽东就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一材料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请交碰头会讨论批准。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　　

10月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九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确定拟补选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排列次序。十一日，周恩来将这十名中央委员，外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列名单送毛泽东审定。

10月1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有些干部，错误是有，但今后可能还是要做工作的。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人选。十三日，周恩来起草分组名单及说明，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草案的决定稿。之后，周恩来将改稿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注明改动情况。毛泽东对改稿作了删改。

11月12日　审改《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十五日，该通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

11月26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请你们把北京市辖县区中学的教育经费，按照少年儿童就学年龄和城市分布情况，分给农村那部分，看有多少钱能分到每个学龄少年儿童的平均数目（以元角计算）。拿这笔经费，照主席指示交给贫下中农管，可否够用？是否还要公社、大队自己补贴一些？请进行典型试验并做一报告，以便中央据此定明年教育预算。”

12月26日　月初曾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并拟定一份有国家建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国防工办等单位人员参加的讨论制订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人选名单。后来因会议搞大批判，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未能订出。本日，周恩来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要求余秋里先搞一个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注〕毛泽东在修改此《通知》时还加上：“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通知》下达后，一些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被“解放”。

△在关于撤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留少数人的请示报告上批：“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

12月27日　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在氢弹试验中，周恩来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并作了指示，使试验顺利进行。在沈阳军区报中央军委关于征兵工作试点情况的报告上批；“建议采用东北试行在县统一领导下由公社组织实施征兵的办法”。“建议每省都在新年过后进行试点，如收效，便可在春节前后普遍推行”。

12月31日　通宵同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与编制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一九六九年计划。

本年　起草制止武斗的文件，其中有：“取消武斗专业队，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更不许杀人放火。”

无声

梳理1967-1968年《周恩来年谱》与毕业生分配和上山下乡有关信息是非常有趣味的工作，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年谱中》的相关和对应信息按时间线与前者排列组合起来就更有意思了 （同时也要把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的相关资料编排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周恩来等人的权限有多大？他们对于我们的命运都做了什么？我的方法是对大海般的资料要带着问题搜，立搜见影。下面需要些时间“带着问题”对《毛泽东年谱》进行梳理。

无声

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的资料浩如烟海，其中与上山下乡有关的资料实际上与教育革命，红卫兵运动是分不开的。对于《毛泽东年谱》中资料准确性的评价各方面观点不一，毛泽东秘书之一的冯先知操笔可以说非常具有官方的代表性，添加或伪造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删节或筛选的可能性极大。我初读后就发现有些事件与当事人的说法不一。例如1964年毛泽东生日，由周恩来安排邢燕子，董家耕等“回乡知青”出席了毛的生日宴并坐上桌，席中毛泽东说不让女儿们来，因为他们不下乡，但是年谱中记录毛泽东说不让她们来是因为她们没有参加革命工作。还有一处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年谱中说没有把信交给红卫兵而只是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但当事人（红卫兵发起人）写的回忆录是王任重代表毛在某处接见了红卫兵发起人并宣读了毛泽东给他们的回信。

尽管《年谱》的记录上有些争议之处，但很多不特别敏感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对于教育革命，学生运动方面的记载。因为刚刚在梳理66年以前的资料，所以对于上山下乡的资料还没来得及筛选，这需要不少的时间。

无声

选摘了几段《年谱》中的记录：

1964年毛泽东生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 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 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 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 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 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 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 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 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 “四 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 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966年3 月 30 日  下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 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 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 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1〕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 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 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 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 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 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 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 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
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1〕、中宣 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 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 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 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 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 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 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把 这次谈话中 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毛主席语录”发表。

4 月 2 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 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 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 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 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 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 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 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4 月 9 日一 12 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 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 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 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 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 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 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 陈亚丁〔1〕、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2〕。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4 月 14 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 电摘要》第一六八号。这期摘要刊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 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 工厂办学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一切学 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 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 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 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好一半对一半， 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 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 验，纠正错误。” 同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 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 来此地〔1〕作报告，后定案。”上午九时批示：“恩来、小平、 彭真同志：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 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 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 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 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 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毛泽东前后修改的主要情况如下： ( 一） 在通知稿的“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 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加写：“撤 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 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6 月 12 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 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 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 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 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 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 半年之内我 看不读书，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 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 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 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7 月 12 日  阅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六月二十八日来信。信 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 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 好汉。现在他们当了 “ 官”，做了 “ 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 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 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步蜕化成特 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 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 三、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 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 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 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 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 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毛泽东的批语和 这封信，后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7 月 25 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 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 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 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 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 坏作用，阻碍运动。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 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 生跟学生 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 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 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 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 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 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 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 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 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 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无声

7 月 31 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对他们的六月 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 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2〕表示支持。复信中说：“你们在六月 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 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 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 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不论在北京，在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 们 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 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 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 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后地得到解放。这 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 志〔1〕：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 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没有送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 兵，但由于已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在社会上迅速传布。 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 月 7 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 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稿。 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稿。下午二时，审阅后批示：“伯达同志：《决定》 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根据 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 一句 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晚十时，审阅后批示： “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 定。” 决定稿中说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不断 改造” 世界观和作风，毛泽东将“不断改造”改为“逐步改造”。

8 月 21 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 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 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北京就成了流 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 流氓世界？《人民日报》写篇社论，正面劝告工农兵不要干涉。 同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 月 22 日  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 命 学生运动的规定。

8 月 28 日  晨，阅陶铸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 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批示：“已阅。退陶铸照办。”陶铸在送 审报告中说：对当前的运动，需要从正面讲清楚一些政策问题。 《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这篇社论 于本 日发表。 同日  上午，阅关锋、戚本禹八月二十六日关于北京市红卫 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给江青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 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1〕各同 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报告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 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 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 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 如剪女青年的辫子等。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 的活动 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二、有些院 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 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 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 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   
听取陶铸、康生、张平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陶铸谈到外地学生来北京的已有十四万人，还有人不断地来时， 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分期分批嘛，带点秋天的衣服。现在 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 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 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 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 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 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大学生，理科还要学 一点， 文科就不要再学，文化革命就是好的学习。谈到学生到各地大 串连的问题时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 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 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 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去放毒，都是一样。对外来的学生，要 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现在学生对这种事情，热心了。谈到有 些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家里抄家，把古书都烧了时，毛泽东说： 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 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 同日  阅关锋报送的李富春八月二十一日的报告。报告中汇 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的机关两个多 月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 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毛泽东批示：“印 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在 八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

8 月 29 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 斗。同意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 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 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 讨。这样，会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 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 的学生去了。机关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你把它解散也不行， 不要禁止，也不要提倡。军队本身就是红卫兵，不必另搞。 工厂、 农村，让他搞。对学校红卫兵不同的组织派别，不要忙于合。谈 到一些干部受冲击问题时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 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 委垮台。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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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年谱》提供了文革初对教育革命的设想，极具上山下乡历史学的学术价值：

1966年6月13日
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 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 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 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 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 半年之内我 看不读书，活的是读报纸。

很明显毛泽东在文革之初计划半年后大学重开，高考废除后用“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招收大学新生，“初中还要考试”，高中没说。但是无论如何在那时没考虑什么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由下面推荐和选拔大学生和发动中学生（名义上还有大学生）“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毛泽东在稍后的7月12日说：

“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 者到部队去当兵”。

这还是《五七指示》的套路，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短期学工，学农，学军，但要以学为主而非当农民（非转农）为主。1968-12-21最高指示是对1966-6-13最高指示的根本修正，文革初毛泽东发动的学生运动到1968年改变为上山下乡当农民运动了？其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改变为“卸磨杀驴”了吗？ 对这个多年来流传的结论需要用资料和逻辑论证来梳理。

无声

我们似乎对于文革与教育革命的关系关注不够，66年3月30日毛泽东提出的要把64年开始的“文化小革命”转变为两个月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初衷是66年6月12日他说的“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 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难道68-12-21动员上山下乡完全是文革搞砸了和学校乱套了之后不得已的“破罐破摔”？如果我们只把毛泽东看成只顾眼前权力输赢的机会主义者，你可以下那个结论。但是如果你把他看成理想主义者就要另外商量了，当然是否是乌托邦还是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那样本文就不是“断想”而是“畅想”了。探讨文革上山下乡确实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谁都会对你不满意！你反正只有两顶帽子，五毛或五美分。要不然，你必须说你是有悔还是无悔！

无声

在探讨上山下乡问题上如果能够把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中的相关资料按时间线和研讨主题的要求排列组合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这也是我一直在做但没有时间做完的事情，因为还没有退休。上海社科院的金大陆有番话讲的透彻：

“同时我有一个观点：在今天这种状态下，你拿不到中央高层第一手的档案，你就绝对做不成第一流的运动史的东西。所以，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就很大，这是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所以，现在我和光耀特别注重上海地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在上 海文革史方面有所突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正着手共建一个“资料库”的平台，主本在复旦历史系资料室，副本在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我们 有个清醒的认识：这个资料库的建设比我们自己多写一二部书都重要。
    现在，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了，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 几大本。能出版最好，不能出版也没关系，最后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 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拓荒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还做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徐景贤这几个人的文革年谱。坚持许多年了，每个年谱以中共“九 大”为界分上下编，都分别有几十万字了，这个东西还要长期做下去，这个年谱，我只能说将来如果出版的话，也只是个初编。因为我不可能把看不到的上层档案也 涵盖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做一个初编，等待资料开放一些，再修订出二编。将来是期待后人做三编、四编等，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可以保证，这里面起码有不少 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是北京高层也没有的。因为我人在上海，很多史料在上海，是独家的。”

其实我们业余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者多年来也在尝试把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关于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言论收集起来和毛泽东，周恩来俩人的年谱进行对照。当然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有条件去做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例如编写张春桥年谱，例如（假如）能够在姚文元出狱后采访他本人以求获得文革上山下乡决策方面的一手资料。但是专业研究者们也有他们的苦衷，这让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换言之，专业和业余的文革上山下乡探讨者们对于上山下乡历史真相的追求都是相似的，但是前者和后者这两群人之间各有各的无奈。毛，周，张，姚，甚至连丁国钰都先走一步了，他们可能在天上正看着我们发笑。。。。。。

无声

对于探讨文革上山下乡这种“全身动都牵一发”的多元历史过程，就象踢足球一样有时需要连续不断的深入再深入，直到找到临门一脚的机会。但有时也需要在胶着难缠的阻力下跳出来回到中场甚至后场，“从头越，江山如海残阳如血”！这就是说有时微观一点很重要，但有时宏观全局更重要。能够看到“江山如海”说明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只有在那等高处才能看到“残阳如血”。对文革上山下乡历史的“观看”也是一样，当时的大背景是文革，文革又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片段，而中国革命又是世界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举一反三，大历史总是"苍山如海”，而文革上山下乡这样的小历史常常会出现“残阳如血”。

文革上山下乡与中共的诞生与成长有什么关联？与国际共运有什么关联？与西方工业文明和东方农业文明的对冲有什么关联？ 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有什么关联？在微观方面纠结累了有时需要超脱出来从宏观上“反三举一” 纲举目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