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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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的新村主义信仰和实验

新村主义发源于法国，由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创建了新村主义的思想体系，并进行过实验活动。武者小路实笃从1910年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主张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进行“共产村”试验，实现“理想的社会——新村”。他宣扬以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为基本原则，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建立新村作为新社会的细胞，去除阶级和政治界限，通过和平的手段，把国家变成一个理想的大新村，以至扩大到全世界，从而建立平等平均、人人安享太平的社会。

　　1915年，毛泽东从他的老师杨昌济那里开始接受新村主义的一些观点。1919年3月，受周作人介绍新村主义的《日本的新村》一文影响，毛泽东对新村主义产生了向往之情，并把建设新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途径。他主张联合同志以创建新村，最后达到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他设想新村的成员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工作的内容包括实际的生产和生活:种植花园菜园、种田(种稻种棉)、种林、畜牧、种桑、养鸡养鱼等等。新村财产公有，设生产、消费和储蓄诸部，没有贫富差别，没有个人私产和商品交换。新村有工、农、商、学、农、林、牧、副、渔，设公共育儿院、公共疗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等，新村是一个各应俱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机关和公共福利机关。

　　通过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期望通过新村的建设改变旧的学校教育，同时改良旧的家庭制度，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基础构造，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在接受了新村主义之后，毛泽东决定进行自己的试验。“从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到8月中旬去北京的时间里，毛泽东主要活动就是倡导新村运动。”1918年春，他提出建立工读同志会，实行半工半读。6月，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几个会员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进行了“新生活实验”。他们一边劳动、工作，一边自修，研究改造社会的问题。每天除了自学外，他们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穿着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担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当饭吃。持续了一个多月后，8月中旬，因毛泽东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而结束。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打断了毛泽东的新村运动规划，但正是在北京期间，他进一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于1919年参加了由王光祈创办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对其非常感兴趣。1919年回长沙后，毛泽东想重新设计岳麓山新村计划并继续他的新村试验，但由于投身到了五四运动的火热斗争中而不得不暂时搁浅。1919年12月，毛泽东刊发在《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

　　1919年12月第二次进京期间，毛泽东怀着极大兴趣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念念不忘回来后继续新村试验。1920年3月，他在给长沙的周世钊的信中说:“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1920年春，他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5月到达上海后，立即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新村计划是一种过于浪漫的构想，也是不切合中国当时实际的空想。因为，中国的新村主义倡导者们不懂得社会大生产的作用，试图在封建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嫁接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妄图隔绝与城市和外界的关系，否认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且新村实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恶劣政治环境下，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不可能成为改造中国的有效办法，所以它很快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放弃。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后，全国各地的工读互助团频遭失败，这给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至6月，毛泽东认清了新村运动的空想性，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毛泽东，加之不久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很快清醒地认识到，用改良的方法救中国行不通，只有另辟道路，采用革命的方法，才能根本解决，于是，毅然放弃了实现新村主义的想法，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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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

关于学校教育，毛泽东素来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919年4月，他从北京回到湖南时，受当时日本传过来的所谓“新村”生活(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曾在日本南部买下一块土地，于1918年建立新村，尝试一种公社生活，从而把他的人道主义扩展到社会去，最后失败。当时周作人等曾热心倡导。)的影响，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把创造新学校同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结合。他起草了一个计划书，将其中第一章《学生之工作》在《湖南教育月刊》一卷二号发表。文中主张学校授课时间力求减少，使学生有较多时间自动研究。每日时间分为六份，其中读书二份，“睡眠二份，工作一份，游息一份。读书二份中，又分解为自习一份，教授一份”。即每日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游息4小时、睡眠8小时。鉴于一般学校学生所学知识同社会脱节，“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认为学生在求学时期就应做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家庭、社会和生活。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大家都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这一设想就自然搁下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他愿意留在国内为新民学会打好基础，也不打算再进学校。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
　　1920年11月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当时一师教员)，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
　　办一种私塾式的自修学校，采古讲学今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结合，这是毛泽东久已在朋友间酝酿过的想法。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他有几次发言。一次谈到读书：“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岁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另一次谈道“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 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可以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自炊自濯等)等取得。“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上半年间，随即在北京和上海出现过，不久都失败了。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培养团和党的干部，有一个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以便于开展各方面的活动，1921年8月间，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有宽敞的房子，政府每年拨给4000元活动经费，这时贺民范正任学社社长。毛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即住在该社，同何叔衡、贺民范一道，具体筹办学校。船山学社守旧的社员对此多加阻挠，省政府方面也拒绝拨款，他们分头活动，向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作传，同时争取老同盟会员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的支持，贺民范还极力发展一批新社员，于是使得进步势力在学社中取得优势。由于何叔衡、贺民范、仇鳌、王季范、李六如、方维夏、石广权、熊瑾玎、张唯一等，在几次社员会议上的坚持，陈章甫、杨开慧等人成为新社员，于是学社终于通过了办自修大学这一创举。仇鳌和贺民范等，打通了省政府的关系，继续领取活动经费。8月16日，长沙报纸上刊出《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招牌正式悬挂在学社大门上，由贺民范任首届校长，学校设有校董会，由15名校董组成，负责筹措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驻校校董一人，任校长，管理日常校务。贺民范、毛泽东、何叔衡先后担任过驻校校董。校董会还设有名誉校董，蔡元培曾接受聘任，校董会下设学长，负责指导学友的学习和成绩考核。1922年12月，经毛泽东的邀请，李达从上海回到长沙，担任学长职务。

无声

从中学时代毛泽东和萧瑜两个人半夜在山顶上策划成立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从新村主义到自修大学，从反右到文革，从《五七指示》到68-12-21动员，这中间有一条贯穿几十年岁月的不断强化的毛泽东思想的线索。毛泽东一向轻视学校正规教育，重视个人自学成才，他在68年7月底说：

“ 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在这次谈话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理论还没有出台，当然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最近理论突然转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更新理论在毛泽东文革中的谈话中（68-12-21之前）就更没有蛛丝马迹。从68-7月底到68-12-21，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又需要在历史微观细节上进行梳理，还是要回到《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以及上海方面张春桥等人在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等方面活动的梳理上来。宏观的梳理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微观的梳理是为了找到突破口。

无声

多年以来对于文革66年到68年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以及张春桥，陈伯达等人关于教育革命，上山下乡的言论已经进行了很多遍的梳理。由于是业余爱好，既无计划也无指标，实际上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资料收集后在知青网建立了许多“烂尾楼”，因此遭到一些网友的微词和质疑，最多的批评就是说我把一大堆资料堆在一起也不进行整理，归纳和做出结论。十年下来，可能我的思路和方法与正儿八经著书立说的传统不同，我的路子也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实际上我把互联网论坛当成资料库和草稿箱，特别是现在出现的“云数据资料库”更为我的方法提供了便利。我经常在网上搜我自己十年来建立的资料楼里的信息和以往写过的东西，同时也按关键词和关键句在网上搜取其他作者相关题目的文章进行对比。换言之，我把互联网当成信息的“银行”了，零存整取。

对任何历史命题做出个人解读和结论之前确实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其实所谓的个人解读和结论都不纯粹是个人的，你只能是站在先行者的肩上向上进取，但是如果没有真功夫就只能随时摔下来。所谓“剽窃”在真正的历史探讨方面是无意义的，就象一群找寻通往山顶之路的探险者，大家只能是资料共享，在探寻的道路上王族和流浪汉是平等的。但是一味坚持有悔和无悔并喜欢开展骂战的朋友们似乎注定与通往一窥历史真容的顶峰之路渐行渐远，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先人们所推动的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革命肯定是真理和谬误的集合体，因为他们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而这些事业本身都是试验。什么叫试验？文革之初和文革之中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是在做实验而且可能失败，他确实失败了，就象他在1918年前后和一众“新青年”推动的“新村主义运动”一样。历史上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过"新村主义理想”了，那就是儒家的“大同思想”。个人以为人类2000年前在中国首先出现“大同思想”是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人类从此与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分道扬镳。当然，人类追求大同理想之路会是多么漫长曲折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各种流派在还会经常用旧传统旧方法去追求大同，例如在伟大的旗号之下重归“丛林法则”，文革中的“走后门运动”就是如此。还有再早些要跑步进入“大同”的大食堂和大跃进违背了客观规律创造出造假的“天文数字捷报”。

文革上山下乡与“大跃进”似有不同，文革上山下乡在毛泽东方面实际上属于“大跃退”，因为文革校园教育革命彻底失败。反之，文革上山下乡在周恩来方面属于“按文革前既定方针办”的扩大成果，只可惜尽管进行了“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但是距离文革前制定的上山下乡3500万中学生的数字还相差很远，当然如果把下放农村的上千万“会宁县城大妈们”都算上也差不多，那就不要提“再教育”，只提“非转农移民”就好了。

很明显，对比文革前和文革初毛泽东年谱中记录的老人家对于教育革命计划和目标的最高指示来说，他对于上山下乡只字未提，再对比周恩来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不厌其烦的高调强调上山下乡和宣扬典型来说，毛泽东显得太“落后”了？但是他一贯坚持的是城市学生中学毕业后到工，农，兵，商中去都干干，然后再上大学就行了。毛泽东这条思路的软肋是大多数上不了大学的人怎么办？ 毛似乎只考虑培养顶尖红色接班人，周恩来考虑的主要是上不了大学的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人。周恩来是管理国家计划的务实领导人，他势必要对毛泽东“天马行空”的《五期指示》那样极具“新村主义传统”的畅想在具体实践中做出重大修正。很多作者指出周的政治艺术与刘邓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反反冒进”之后就不和毛顶着干，他能够做到不动声色顺水推舟再拐向他所希望的方向，我个人认为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周恩来将毛泽东急切要完成的教育革命从城市引导到农村，他成功的让毛泽东改变了《五七指示》中设计的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工农兵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传统理论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最新理论，在8个月时间里就成功的修正了“四个面向”，变为“一个面向", 最后68-12-21动员出台了全体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最新理论，为后来史学界留下了无尽的疑问。

毛泽东是修辞学的大师，《湘江评论》的主笔，其文章受到新文化运动导师胡适的极力赞扬和推荐。毛还是国民党一大的代理宣传部长，据说是赏识他文才的汪精卫推荐的。我们看到毛泽东经常逐字逐句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文件，例如68-12-21动员之前姚文元送交给他的社论稿，毛将”不在城里吃闲饭“改为”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还把“消灭三大差别”改为“缩小三大差别”。因此毛泽东绝对知道把“应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在理论上是具有极大缺陷的，但毛泽东说过他也有“违心”接受另外主张的时候。68-12-21动员似乎是毛泽东很勉强的去“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而且他也知道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不欢迎。最奇葩的是68-12-21动员还把大学生名列接受农民再教育的首位，因此坊间有人猜测这属于“虚晃一枪”？ 或者说大学生就算下乡也属于“非非转农”的真正接受“再教育”，而中学生就是“非转农”去当农民了，“兼学别样”改为“只学一样”？ 很多作者发现从68-12-21到毛去世都很少再提“再教育”，网中人详查了自九大到后来几届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没有把上山下乡列为斗批改的伟大成果，甚至都不提上山下乡，这让1700万知青情何以堪？

68-5-2国务院“安置办”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

插队落户与工农结合这句话不通！农村没有工人何谓与工人阶级结合？是否中央领导看到这份报告接受了建议之后认为需要在文字逻辑上进行修改？按照中央党校一篇博士论文的说法是68-12-21动员中毛泽东的话属于“天衣无缝”，这是“安置办”那份报告所无法比拟的，大师就是大师，因此毛泽东说要把“四个伟大”去掉只给他剩下一个老师的名称就行了。毛泽东当中文老师属于盖世超群，他曾在湖南“自修大学”里任过教职，他的文学素养不服不行！当然他在几何作业上一笔画个鸡蛋交卷说那就是几何图形应该谅解，对此我们也不能对职业革命领袖苛求，反正在他的感召下有人为他舍家弃业（弃财）造出原子弹就行！

无声

依然在梳理《年谱》等各类资料，有一条很有意思：

周恩来年谱（1968）
“7月30日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今年高中是否招生问题的请示批复：如当地高中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去的多，校舍有空，就可招生。此事提议由各省市自己解决。”

我们知道“七二一”指示中毛泽东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是没说高中还要不要办？67年10月之后第二次复课闹革命，初中重新开始办了，66年夏和67年夏毕业的两届小学生（即后来的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生）并肩在67年10月升入初中，69届“跳级”直接升入初二，70届升入初一。北京的69届和70届直到68年春天才升入初中。但是高中却没有重开，因为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中没提高中是否要重新招生的事。似乎因此才有了内蒙古革委会向周恩来询问“高中是否招生” 的问题。周是在7月30日这个很敏感的时刻回复内蒙古革委会和全国各省市的，因此可以推论内蒙古的请示报告似乎应该在7-21与7-30之间发出，我们也能理解人家下面省市面对中学红卫兵（特别是高中红卫兵）如何处置很着急。回头去想，67年底复课闹革命开始，初中重开，下面两届积压在校外的小学生毕业生同时升入初中，那么66年和67年毕业的初中毕业生因为高中不开就无处可去？还有66年和67年按学制上高二和高一的学生是否要复高中课程？

梳理过坊间的一些老三届回忆文章，他们回到校园后发现无课可复，也无人出面组织，只有新升入初中的新生在课堂里读报纸，实际上高中还处于“停课状态”。我们知道在此不久前的3月份毛泽东对黑龙江革委会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经验发出了“最高指示”；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3.30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

68年4月中央出台了“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其中不仅有66年和67年毕业的高中生也包括了66年和67年毕业的初中生，最为奇葩的是有些省市地区还成立了“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我过去在知青网留下资料记录：
1，

2016-03-09 13:00:00

南京市1966-1968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和各区、街道的上山下乡办公室。江苏省革委会根据「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1968年7月23日发出了（68）73号文件──《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成为1966-1968三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其中（68）73号文件规定：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分配方案是：家住农村的，回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家住城镇的，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实行小型集体插队到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各专区自己安排解决，各省属市插队任务与专区挂钩解决。南京市的挂钩专区是六合。对毕业生的安置所需经费、物资、口粮等补助标准是：每个家住城镇下乡插队的毕业生经费补助230元，口粮当年每月35斤，第二年对不足部分应酌情延长供应时间。木材每人0.3立方米，毛竹每人3根，布票每人10市尺，棉絮2市斤，蚊帐纱布36尺。时间安排为：1968年暑假安排196**1967届毕业生，寒假前后安排1968届毕业生。南京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各区、街道上山下乡办公室根据这两个文件的规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从1968年10月21日，第一批知青1000多人赴内蒙古插队，到1969年3月底，三届毕业生已下乡72118人，占应下乡毕业生总数76360人的94%还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仅三届普通中学毕业生已下乡7万多人，加上半工半读和社会青年，共下乡84701人。

2，
知青的分配方式主要是：一、统一分配到农村；二、插队入户；三、投亲靠友。知青下乡时，灌县分配办都给每人发放被盖、蚊帐、安置费、挎包、毛主席语录、笔记本。灌县知青除了本县城镇青年外，还有不少来自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的知青。
1968年12月28日，灌县革委会大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翻印了《省革委会关于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意见》。《意见》强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广大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对于破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阶级敌人，必须充分揭露，坚决打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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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68年7月23日毛泽东发出“七二一指示”后的第三天江苏革委会就发出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知》，另一则资料是四川灌县还成立了《大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我曾在网上搜到当时好几个省市成立中小学分配工作办公室的资料。68年有的省市要分配小学生工作，有的省市询问高中是否重开，是否有点乱？ 乱就乱在最高指示一会儿说小学生也有毕业分配工作问题，一会儿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偏偏不说高中还办不办？何时招生？ 68年“三项指示为纲”真的让下面跟风（龙卷风）都跟不上，从68年3-30指示到7-21指示再到12-21动员，从“四个向”到“一个面向”，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只接受农民再教育，在8个月间这一连串国家政策和治国理论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周恩来年谱》记载，“68年8月29日　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

周恩来在问谁？他似乎不是停课闹革命的策划者，但他永远是“灭火队长”，不过从68年7月到68年12月没有发现周恩来有任何推动上山下乡方面的言论，但是自68年9月铁道部和一些省市已经接到国务院通知，准备运送和接受大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在68-1-21之前的那几个月里，北京最忙的应该是丁国钰，上海方面在8月也在上山下乡方面真正有了动作，我的朋友网中人刚在新浪等博客发了一文如下：

链接

一年旧报与两次惊讶

2018-8-30 21:42:21 阅读5 评论0

无声

下面这篇文章需要留在本楼作为一派观点的佐证，链接如下：

文革新解释

无声

现在有人对发动文革动机做出新解释，同时似乎也想对发动上山下乡动机做出新解释。文革的题目太大，不是我等草民所能研究出结果的任务。但是上山下乡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因此愿意并希望能为记录文革上山下乡真实历史做出有益的努力。我们业余探讨者的资料和精力有限，最应该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方面，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则是第二步的工作。这个第二步的工作可能需要来生再去完成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用余生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工作去尽量做好，配合学界有志者完成我们知青一代对传承历史真相的责任。

无声

回到68年3月毛泽东对大中小学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指示：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3.30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指示直接发给周恩来和陈伯达，这说明当时周，陈是主管大中小学毕业生分配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突破口，关注此后周陈的动向似乎对于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是很重要的。

无声

毛泽东68-3-30 批示中有一段很重要：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这说明当年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属周，陈管，也可能那时周负责分配的组织管理，陈负责宣传。“四个面向”分配原则出台后连续几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都是由周恩来修改，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学生分配归谁管？有中学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吗？

无声

68-4-4 “四个面向”分配原则出台，经过碰头会讨论了吗? 毛泽东68-3-30批示只说大，中，小学毕业生有分配问题，没说“四个面向”， 也没提上山下乡。似乎按逻辑推论在毛泽东68-3-30批示与68-4-4中央出台“四个面向”分配原则之间应该开过碰头会，周，陈有可能自己决定“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吗？ 似乎不可能。还有一点佐证是不到一个月后国务院“安置办”发出了给中央的68-5-2的请示报告，提出老三届应该大量的上山下乡，主要的是以“插队为主”。这就有意思了，国务院“安置办”显然是周恩来的阵地，他们的报告显然也代表周恩来的意愿，而且“安置办”那份报告的口气和内容也非常离奇，不但有“高高在上向各省发号施令”的口气，似乎还有点“气急败坏”的味道：

1968年5月2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
“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