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次日，萧红几次给裴馨园去电话，裴尚无救助之策，遂委托协助他处理稿件的萧军送几册书过去。
    萧红恰好在读报上连载的萧军小说，两人一番晤谈，彼此倾心，火速坠入情网。萧红浸泡在从天而降的恋情里，写了几首陶醉的短诗《春曲》。萧军、裴馨园等始终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恰逢洪水肆虐哈尔滨，旅馆一楼被淹，8月9日，一个老茶房提醒萧红，趁老板不在赶紧跑。她搭上一艘救生船，逃到裴馨园家。萧军设法去旅馆接她时，她已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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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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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用再俭省的文字，叙述萧红二十岁左右的那番惊险，也要说上几大段。虽然隔了八十年漫长时光，依然看得人心惊胆战。　逃婚或私奔，有的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有的属意气用事，欠深思熟虑。不管怎样，一旦奔逃，也就脱离了传统婚俗的轨迹。也许从此转危为安，身轻如燕；也许步履维艰，与无常相伴。
    父亲的专制、冷酷激发了萧红的反弹。冲动、任性的萧红太像一匹脱缰野马，狂乱不羁。那一连串惊世骇俗之举，在因循保守的呼兰，在顾忌颜面的张家，无疑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所以她被开除族籍。而她的不循常规、随心所欲，换成大多数缺乏超强承受力的父母，都会头疼欲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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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仿佛行路、游山，寻常大道，安全平顺，风光尽在把握，却也平庸落套，少意外之喜；荒僻野径，有人所未知的美景、发现，也有峭壁深壑等险阻。所以，大多数好奇心、探险欲和能量都平凡的人，走了常规之路。
    自由是多么绚丽的字眼啊，但它的光焰，有时也能射伤缺乏防护的眼睛。恰如葛浩文在《萧红评传》的《结论》里所说：“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 被新风尚激荡的新女性不见得就能如愿以偿，遭逢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男性群体，须得自己实力充足，比如，有一技傍身，不乏安身立命之本，性格又足够强韧，才不易伤筋动骨或撕心裂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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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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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晕地眩：“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萧红戒了鸦片。因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的妻、母渐生不满，萧军与裴妻激烈争吵，无奈搬出。
    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每月二十元固定收入，他俩穷愁潦倒，无家可归。后来终于谋到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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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三十岁更老”。她才二十二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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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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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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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杯》之四、五写道：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苦杯》结尾，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没有适当的地方”，“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