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两萧到上海后，在鲁迅关怀下，已在文坛站稳，不再忧心衣食。1935年底出版的《生死场》，更是让萧红被赞誉包围，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但为情所困时，只能独咽凄酸。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早生华发。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有点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鲁迅身体衰弱，许广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许广平的《追忆萧红》提起，有一次为陪萧红，没顾上给鲁迅关窗，致使他感冒发烧。她由此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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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刚刚走到平顺处，又遇崎岖。不过，谁都不轻松呢，她也亲眼看到鲁迅病危时，许广平的忧心如焚、劳碌忙乱。一个人走得踉跄时，固然需要朋友扶持、慰藉，但情感的包包块块，最终还得靠自己慢慢掰细、揉化，旁人难以越俎代庖。萧红与许广平固然亲密，当她徘徊于一己哀伤、顾影自怜时，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甚至干扰到别人的生活而不觉察。不难看出，萧红在人际交往里一直没有克服情绪化与幼稚化的倾向。
    1936年7月，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日本后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随后，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许粤华是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1937年元月初，萧红写下《沙粒》，照例有说不出的落寞绝望，却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1937年初，萧红启程回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她心绪恶劣至极。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1937年秋，两萧在武汉认识端木蕻良，后者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好友蒋锡金回忆，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起初没有住处，还曾跟萧红夫妇同床挤了一晚。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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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两萧与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临汾，又到西安，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仍坚决与萧军分手。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认为：“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萧红理所当然想中断这种关系，她曾经优柔寡断，此时如此坚决，“主要可能是因为端木的关系”。
    萧军帮助萧红脱险并涉足写作，此后他俩被鲁迅提携，一举成名。萧红命运的重大转折和她一生最持久的痛楚都来自萧军，可谓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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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1938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双方的亲友团都不以为然：两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则是又惊讶又惋惜。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当年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三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何等令人惊骇，陈规旧俗被她漫不经心地抛诸脑后。然而，就算一路走来羽翼渐丰，结缘的都算新派文人，在掂量婚恋关系时，叛逆、放任如她，依然会不自觉地滑入传统思维与价值的坐标。或者说，所谓“人之常情”，到底无法回避，所以，先自“怯”了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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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萧红与张爱玲的早期经历有点相似：两个父亲都有一定文化修养，但性格冷酷、乖僻；她们的母亲俱少有暖意，且一个远走异国，一个早早过世，母爱同样缺失，跟继母的关系都不算融洽；两人都在囚禁中逃出父亲家，此后经历有别，却都一生孤绝。她俩的背后，几乎都空空落落，无所凭依。
    现代文学史上好些女作家的作品，拿今天的标准和口味看，实在不够引人入胜。阅读时需要换一层眼光，想到它们是新文学问世早期的产物，虽然粗疏、幼稚，却可以从中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社会风貌。不过，等到萧红和张爱玲横空出世，气象陡然一变，仿佛在起伏不大的高地上双峰耸峙，但见文气郁勃，云蒸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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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代表作与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有惹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的魔力。她俩俱是难得一遇的天才，张爱玲二十岁出头惊艳文坛时，已经有丰满、严谨的中西文学储备，家世、阅历和早熟又给她镀上苍凉、世故之色。她像一个绣花大师，针针缜密，步步为营，也常有神来之笔，所以一枝一叶都粉底描金，精美曼妙；萧红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她虽然喜欢阅读，也说自己像香菱学诗那样，梦里都在写文章，但她的才华流露，却是随心所欲的成分居多，仿佛“春来发几枝”的天然、率性。她更像个采花女子，东一朵，西一朵，玫瑰也采，倭瓜花也摘，似乎漫不经心，不剔不砍，聚拢来却是鲜灵灵的一篮，正看侧看都赏心悦目。
    萧红的写作风格在《生死场》已基本奠定，鲁迅在《生死场》的序里夸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准确地预言到：“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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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呼兰河传》，萧红的“越轨笔致”登峰造极。人人都惊讶，《呼兰河传》太不像小说了，它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情绪和语言又那么诗化、散文化。作者好像全无章法，凭兴之所至，将家族叙事、风俗长卷、私人经验等随意铺排。看似松散、零碎的七个章节，却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浑成而斑斓的乡土画面，既有万物求生求荣的喜悦快意，也有生存的酸涩残酷，还有无知者的可怜可憎，以及弱者（尤其是女性）的凄凉悲歌。
     年龄越大去看萧红，对她越多一丝怜惜。她去世时还未满三十一岁，却已经尝尽磨难：成年后的日子，大多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她总是被战火追赶，由北往南，不停逃离。那些穷愁潦倒、动荡艰辛，让萧红百病丛生。最后过早病逝，也是被香港的战火彻底摧毁。她不幸遭逢乱世，生死荣枯都不由自主。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来自男权社会的伤害，生为女人的无奈，也带给她无限痛楚。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然而，“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小时候挨父亲打，都是祖父安慰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1936年底，萧红独居东京，难抑凄伤：“‘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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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萧红的经历，在某些人生的关节点，因个性独特导致的非理性选择，也让她不止一次置身绝境，仿佛立在悬崖，脚下的石头正摇摇欲坠。逃婚之后，萧红就脱离了当时传统妇女的生活轨迹，既有飘洒、恣意，代价也沉痛。有时不免假设，如果遵从父亲安排，成为汪家安逸、悠闲的少奶奶，萧红的一生会是怎样？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一个循规蹈矩、安分随时的女子，绝不可能写出天马行空似的《呼兰河传》。
    女友白朗说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忧郁、沉默、孤独的一面，跟朋友相聚也颇能尽兴尽欢，抽烟喝酒，聊天唱歌，样样拿手。丁玲对她的“少于世故”、“保有纯洁和幻想”的印象很深，也看出其稚嫩、软弱。耽于幻想、沉溺感性的人，往往冲动而不计后果。曾有朋友反对萧红跟端木相恋，说离开萧军也好，就不能独立生活吗？她反驳道，“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她曾向聂绀弩抱怨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不久却又跟端木结婚了。
萧红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她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她看到了女性的困境和局限，却不晓得自己到底飞了多高。
    生活的脱轨，让萧红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呼兰河传》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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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2)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与“世故”，因而每每在无奈或无意时被推到逼仄处，难以转圜，或是给未来留下阴影，也未能拥有孩子。她曾去医院堕胎，因费用太高而作罢。蒋锡金鼓励她生下孩子，萧红泣不成声，说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再带一个孩子，就把自己完全毁了。
日军逼近武汉，1938年八九月，萧红夫妇先后抵达重庆。在宜昌时，她带着八个月身孕在码头绊倒，无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过后对朋友感慨，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情绪很坏，焦躁易怒，甚至对白朗及其婆母发脾气，让老太太难以接受。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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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夫妇搬到北碚才安顿下来，端木蕻良在复旦当兼职教授，也作编辑，两人都有固定稿费收入。重庆岁月是萧红生活最安稳的阶段，虽然已出现肺结核症状，但她写作量不低，长篇小说《马伯乐》就在那时动笔。
    1939年秋萧红完成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在所有纪念文字里，她写得最鲜活灵动。一来，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距离观察过日常生活里的鲁迅——她与萧军曾每天晚饭后去鲁迅家，像家人一般自由出入。旁人的文章，或着意凸现鲁迅的横眉冷对，或高屋建瓴、宏大叙事，她却是从零星细节和片段场景入手，看似信马由缰，一如她惯用的散碎笔法，却写出了鲁迅温厚、细腻、包容的那一面，也写出了鲁迅和许广平家常过日子的烟火气。她将鲁迅给人的冷峻、坚硬、偏激印象，添上了灶火一样的暖黄色；二来，她投注了深厚感情。被鲁迅一家接纳、关爱，令萧红找到难得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她也从鲁迅身上找到理想父亲、理想男性的形象。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采写的《文坛师友录》提到与晚年萧军的交谈：“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太不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