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难忘的纪念

北山峰

                             三十三

     天气越来越热了，正当队里开始锄二遍地的时候，农村的一场政治斗争来到了，主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公社的一名叫王福全的干部到孔家垣大队包队，指导、督促和检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有一天，王福全和李顺笃书记来到了谢家庄，向谢家庄队委会传达了县革委会和古县公社革委会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精神和部署”。文件是王福全传达的，而后李书记讲了大队的安排意见，大队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把我和于新茹抽到办公室工作，脱产干革命，我负责内查外调，于新茹负责内勤工作。王福全特别指出，清理阶级队伍不仅要抓历史问题，而且要下大力气抓现行问题，也就是说不紧要把历史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还要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都是现行反革命。李书记接着讲了一下大队有历史问题人的基本情况，重点说了说关于知青下乡的问题。他：“知识青年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人散布不满情绪，煽阴风点鬼火，破坏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你们谢家庄有没有这样的人，要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如果有要毫不留情的严厉的批判斗争。”
    挨着粮食库房的东边，有一孔闲置的老窑，我和于新茹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搬来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这里便成了孔家垣大队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公社干部王福全和我住在办公室，有时候夜里散会晚，李书记来不急回家也留宿在这里，我们这里没有多余的被褥，李书记只好和我钻一个被窝。我那时虽然不大讲究卫生，可也怕招一身虱子，弄脏了被子。李书记非要和我一起睡，我又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那时候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风趣的管虱子、跳蚤叫革命虫，我要是嫌弃书记，那还算得上是有志的革命青年吗？

北山峰

      为了搞好这次运动，李书记首先向我和于新茹介绍了大队的阶级队伍的状况。孔家垣大队一共有百十来户人家，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最高的成分是上中农，有七、八户，中农有二十几户，贫农和下中农占一多半。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历史问题的上中农也成了农村被打击的对象，即既使是中农也有底人一等的感觉。贫下中农说点错话顶多算是认识问题，其它成分的人要是说错话可能就认为你是有立场问题了。孔家垣大队有五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都是上中农出身，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而且是一个连队的。这五个人当中有我们村的王景堂，他当过班长，还有一个孔家垣姓孙的，因为长了一脸麻子，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麻老孙，他当过副排长。这两个人都长了一脸凶相，说起话来特别冲，冲这两个人的坏模样，大家都怀疑他们在旧军队里肯定干了不少坏事，在社员里没什么好印象，在队干部们的眼里更不是好人。从建国以来，只要是有政治运动，这两个人都少不了要挨整，可每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自然是最早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和以往的运动不一样，既触及了他们了灵魂，也触及了他们的皮肉，挨打、批斗、挂大牌子游街、关牛棚，样样罪他们都受了，可整了半天还是没有整出什么新的问题来。李书记对我说：“有人揭发麻老五和王景堂参与了在四八年春天追捕和杀害王庄村干部的血案，但他俩一直矢口否认，可揭发的人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个人早以不在人世死无对证。我的意思是这次咱俩到县档案馆去一趟，查一下敌伪档案，看看能不能查到点线索和证据。另外你要特别发动知青们，揭发检举破坏上山下乡的言论，问题严重的要组织大伙批判。”
      按照大队的部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发动阶段，安排一周的时间；第二阶段是揭发检举阶段，大约要用两周的时间；最后，对问题严重的人要组织群众进行批判，肃清流毒消除影响，整个运动大约经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北山峰

      我是脱产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工作的，别的同学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参加会议，别看大家干一天活儿挺累的，但对参加运动还是很积极，运动搞了将近一个月，没有一个缺席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不单单是态度问题，而且也是立场问题，社员们也挺积极的，尤其是村里的年轻人每次开会都早早的到来，人口再少的人家也会来一个代表。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社员们有自己的看法，也有不少议论，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在运动中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了，这一上纲、上线可就把人圈进去了，谁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让领导和群众揪住小辫子。大家对这个问题很谨慎也很敏感、小心翼翼的观察运动的动向，尤其是成分高点平常爱说、爱闹的社员怕受到牵连。
     运动刚开始时，有些胆小的社员赶紧表态，说他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不少社员和知青向领导反映王景堂和李东发的问题，说他们有许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言行。我和于新茹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归纳，这两个人的主要问题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说农村用不着多深的文化，你们来农村会耽误你们的前途；二是说知识青年不可能在农村安家落户早晚都得走，你们受不了农村的苦；三是说你们跑我们这儿来，我们不但沾不了什么光，还得受你们连累，就这点地，你们来了也多打不了多少粮食，我们的收入不降低才怪呢。我俩觉得这两个人的问题很严重，属于立场性和原则性问题，建议领导组织群众揭发批判。

北山峰

     由于有我们知青的参加，我们队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的非常顺利，有声有色，运动仅进行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转入了批判阶段，王景堂和李东发成了批判的重点。开始时大家的语气比较缓和，还是以批评教育的方式进行，可是这两个人并不以为然，不承认说了错话，只是说是开玩笑时随便说的，没有其它的意思。我们以毛主席的语录为武器，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思想逐条进行批判，而这两个人不但不认错，反而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由于他俩对待问题的态度不好，对其批判的气氛也逐步激烈起来，开始还让他俩坐着回答问题，后来让他们站起来，再后来就让他俩低下头来。最激烈的时候，大家还喊起了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群众力量的威慑下，王景堂和李东发终于软了下来，开始不疼不痒的检查他们的错误言行。李东发毕竟年轻又有文化，他见运动来势凶猛，硬顶着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不久，他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留着眼泪向大家检讨错误。这样一来，群众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王景堂，王景堂可以说是一个老运动健将了，什么样的阵式都见过，总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不管你怎么折腾他，他都不怕。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有历史问题，对他自然比对李东发严厉得多，有时一罚站就是几个小时。为了赶快搞清王景堂的历史问题，我和李书记在运动刚开始时便去了趟县城。我仔细的查阅了一下敌伪档案，还真查到了有关“王庄惨案”的记载，这启惨案的制造者确是麻老五和王景堂所在的连队干的，但在有记载的人名单中没有见到他俩的名子。
     在县城查敌伪档的那天，我和李书记到县知青办去了一趟，向知青办主任询问了一下那篇投稿的情况。说来也巧，就是那天送来的安泽通讯第六期上刊载了我的那篇文章，我当然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我在县级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北山峰

                                   三十四

     公社干部王福全虽然是包队干部，可他对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似乎不大感兴趣，他很少在队里待着，别人也不好意思问他去干什么。既使是开会，他也不多发言，运动中有些重要的问题需要等他拿主意，可他却总是说我事情很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有一天晚上，王福全在谢家庄留宿，我俩聊起天来，谁知越聊越来劲儿，竟然一夜没怎么休息。我们俩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话题，自然有许多说不完的话。我和他讲述了下乡前北京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情，他听了很感兴趣。从他嘴里我也了解到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据他说，山西有两大造反派组织，一个“一二六”，另一个是“三一八”，都是以成立的日期命名的。“一二六”造反派得到了驻扎在山西的野战军六十九军的支持，而支持“三一八”造反派的是省军区和各地区、市、县的武装部。山西的夺权运动进行的比较早，从上到下绝大多数市、地、县的政权由“三一八”组织掌权，只是晋东南地区的市和县多数掌握在“一二六”手中。那时文革中赫赫有名的老干部刘格平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担任副主任。王福全是铁杆的“一二六”派，在公社里最不吃香，他甚至连一合香烟都买不出来。“一二六”成了被压制的造反派组织后，并不甘心失败，不能忍受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他们一直顽强的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抗斗争。双方的大字报论战、游行示威战、围攻战越来越激烈，斗争的方式也逐步升级，冲突越来越严重，武斗事件时有发生。那时候，为了搞武斗有的工厂竟然生产枪支和炸药，就连我们县的宝丰铁厂都能生产手枪。就在前几天，临汾地区的“一二六”造反派集结起来，有些人带着枪支弹药，包围了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原地委大楼。他们把压道机改装成土坦克，攻入地委大院，用土制的炸药炸坏了大楼的一角。“一二六”造反派占领了地委大院以后，又遭到了“三一八”的反包围。地区革命委员会随即发出动员令，要求各县组织力量支援临汾，声称要动员十万民兵，消灭“一二六”反动组织，誓死保卫革命政权，并责令安泽县革命委员在通往长治的交通要道上设卡，由武装民兵把守，防止“一二六”向晋东南方向逃窜。

北山峰

      王福全这些天正关注着临汾事态的发展，他哪有心思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呢。就在前几天，公社组织了基干民兵拉练，我们村的知青也参加了，上面给每人发了一个武装腰带，一个备战碗、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被包带。前三样东西跟了我近二十年，在返城前因使用旧了、坏了，也没太在意就抛弃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个背包带了，可就是这条背包带竟成了我在谢家庄插队唯一珍贵的纪念品，每当我见到它，插队的生活就会一幕幕的展现在眼前。
     那次拉练，我们背着背包走了七十多里路，一大早出发，直到到天黑才回来。我们一共拉练了三天，除了行军外，还进行了射击的训练，不过没有让我们进行实弹演习。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基干民兵拉练是县革命委员会下的命令，目的是要用武装力量阻止临汾的“一二六”向晋东南逃窜。别的公社的情况我不知道，听王福全说，县里在姚店设了关卡，公社抽调了一百多名武装基干民兵那里阻击，我们队的基干民兵排长杜作朋也在其中。
     可是没过多久，整个山西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六十九军司令员谢振华取代了刘格平，担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六十九军的官兵挺起了腰杆，“一二六”造反派扬眉吐气了，到处是他们欢呼胜利的声音，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对领导班子进行彻底的重组、重建。“一二六”支持的干部和造反派的头头迅速的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二把手都换成了“一二六”的人。                    

北山峰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只见山下的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军车向县城方向开去。那天我正好到公社去办事，当我走到镇东头时，见五、六个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在街口巡逻，前街和后街很少见到行人。当我走到公社的大门口时，一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我说我是北京知青，是到公社办事的，他看了看我把我放了进去，我顺便问了他一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抬了抬肩膀很牛气的说他们是六十九军的。我进大门一看，各个办公室里都有解放军的战士，当官的向公社的干部询问情况，说话的口吻很不客气，公社干部的面部表情很紧张，一个个战战兢兢的回答问题。管我们知青的干部张国强对我说，他哪派都不是，没什么可怕的，他偷偷的告诉我，那帮当兵的可厉害了，一进大门就把公社的大院封锁了，所有的人都不许出屋。
     古县公社革委会掌权的是“三一八”的人，被结合的原公社领导干部赵振清担任主任，副主任是到北京接我们知青的刘崇胜，他是公社“三一八”派的头头。解放军一进公社就把赵振清看管起来，哪都不许去，刘崇胜的老婆在公社的邮电所当话务员，那时的电话总机是人工控制的，可以监听到通话人的电话。当她得知解放军要对公社实行军管的情报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刘崇胜，当时，刘崇胜在公社办公，他一听吓的两腿直哆嗦，对谁也没有吭声，一个人溜出公社大院，躲到他亲戚家去了。
     解放军在古县公社军管了一个星期，临走的那天在古县街简易的舞台，召开了群众大会。先是对公社原革委会主任赵振清进行了批判，然后宣布了公社新革命委员会的任命，“一二六”派支持的公社干部孔庆才担任主任，公社“一二六”派的头头，在我们大队下乡的王福全任副主任。

烛光

乱世，没有意思的乱，无聊的乱，底极的乱！陈永贵带着人搞武斗，平遙中学的操场变成了坟地。那时我骑着自行车搞外调，从来都不表态，不多说话。都打着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旗号，干着那些拿不到台面上的事情！

北山峰

沈家围子 发表于 2015-8-31 21:34
这段看得我直担心，恐怕知青吃了亏，还好，最后舒了口气，作者写的跌宕起伏，看得我好紧张啊。加油老哥， ...

  沈家围子网友，对我的作品看得那么仔细认真，这是对我的最真执挚的鼓励，谢谢！

北山峰

晋阳秋 发表于 2015-8-28 10:29
为爱割舍，为爱心痛，虽无彩凤身边伴，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哥做的对，敬佩！ ...

  说说知青的恋爱史也别有一番情趣：有穷追不舍，不离不弃的；有单相思，一厢情愿的；有不动声色，暗箱操作的，有情投意合，但无缘成姻的。总之，有欢乐的 ，也有悲伤的，象烛光网友的爱情悲剧实在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