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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
一路走来,李珍的表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她再标榜自己有多么善良、能干、聪明、优秀,都是白费口舌了。
李珍是本乡镇上海女知青中个子最高,生得最艳丽的一个人,但是她是命运最差的一个人,简直可以说是苦难、心酸,悲惨、悲哀伴随着她的一生。她与杨莹居住在同一个村,但是她与杨莹合不来,也与同一个乡镇的冯娜合不来。虽然她们之间也有一些走动,但没有知心话可说。冯娜做人的宗旨是与人为善,以心对心,真诚相待。冯娜为人正直,喜欢与善良的人打交道、交往。自以为是、虚伪狡诈的人难以交往,冯娜不愿与此等人交往,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同本质的人才有共同语言。
李珍姿色倒是有一点,但做人太差劲。她没有什么真本事,但什么都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最差的一点就是动不动以我自居,斥责别人。李珍喜欢背后做小动作,知青之间有什么事情,她会隐瞒真相,搞阴谋诡计,搞不团结,搞内部争斗,这些是她的强项。大多数人都与她噗之以鼻,保持远距离关系。在安排知青就业时候,李珍与杨莹被安排在同一个单位,杨莹为人真实、直率,李珍为人虚伪、有心机。按理说相同性质的两个上海知青被安排在同一企业工作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她们俩人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面合心不合。其实像李珍这样的人到哪儿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进入乡镇企业一年后,企业对知青进行正式工资的定级。此时杨莹告诉冯娜有关加工资定级别的事情,那李珍非但不告诉冯娜此事,还让杨莹也不要告诉冯娜,此事是杨莹之后告诉冯娜的。此等恶劣行径在上海人中确实存在,她也不想想,既然同一个乡镇,欺众不欺一,知青们都会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瞒也瞒不过去,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是政策总要真相大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此类人种实属小人也。不久知青加薪定级工作,乡镇农机厂比他们乡镇豆制社走在了前面,那李珍也真是白费“心机”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落得个败露自己的真面目,与人于己都不利。她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民的心灵、素质,暴露无遗。虽然此事早已过去,但李珍这个为人、表现,给冯娜的脑袋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知青加薪定级之后,也确有个别乡镇企业瞒天过海,克扣、打压知青工资的。那沈萍所在乡镇五金厂就是如此。沈萍每月工资比冯娜低了一个级别,当时的5元相当于现在的100元。冯娜随即告诉了沈萍,沈萍自然向单位讨回了公道,要回了自己应得的知青同等待遇。这件事情在冯娜的脑袋中,还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
李珍是直接来浙江平湖投亲插队落户的。年轻时候漂亮,五官端正、匀称,瓜子脸,桃花眼,开心时,眉开眼笑。尤其那双眼睛射出的情光就如五彩火花会勾动男人的心,男人见了为之动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个子高挑,身材美艳,她的长相在女人之中也算上七寸之人,可她的心灵不太美,喜欢奉承拍马,做“聪明人”。但是她哪里知道马屁拍在马脚上,被那破马蹬一脚蹬得立地不起,从此身败名裂,不被人接受,秃子跌倒两头不着落。
她刚到单位时候,乡工办安排她担任镇办豆制品加工作坊开票职务,她就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与那单位头头却有了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她与单位职工关系不融洽,识高看低,张扬自己,贬低群众,并不受职工欢迎;相反杨莹得到广大职工的尊重与认可,由于这也引起了李珍的妒忌,她时常在冯娜面前说杨莹的坏话。冯娜自然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李珍的话只能当耳旁风,随风飘扬,可信程度不高。
职工对她的性格了解,也不与她多烦。她与那头头搞得火热,人们私下背后交头接耳,她也无奈。其实她做人并不高明,古人说聪明面孔笨肚肠,一点也没错。他们俩人就住在隔壁,人们眼睛无须瞪大,就能一目了然,钆出苗头。那头头妻子也是上海知青,头头的父亲是供销社书记,通过关系,把儿媳安排进了大集体以上单位。李珍应该想到她哪是头头妻子的对手,而且她的榆木脑袋并不怎么聪明。她独立完成任何一件事情相当困难,对什么稍带脑力劳动的工作显得力不从心。她居然还自夸自赞,夸夸其谈,批评、诋毁别人。这样的人居然想夺人之夫,真没有自知自明;她做事淌出世界,露骨显现,不自量力。她与那头头卿卿我我,不久消息传到吴明阳的耳朵,随即丈夫上到单位大打出手,一场美女救相好的闹剧在她的演绎中拉下帷幕,终于停止。其实那头头根本不是真要她,而是逢场作戏,与她玩玩。从此以后,她身心俱裂,便与吃药打针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小病常哼哼,大病闹天宫,她与医院打交道是二四六,三六九,家常便饭。
李珍在乡镇企业时候,工作得不到好评,她脑子并不聪明,却自以为是,虚伪不实。她工作能力实在欠缺,文化档次又不高,实在不能胜任什么工作。这样的人在当今极权社会更是难以度日。
“冯娜呀,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够支付我每个月的医药费,每个月我向别人借,借了以后,下个月先还上个月欠的钱,没办法呀,否则要借不到钱的。我的身体不行,一直要看病。”老年时候的她碰到冯娜,时常哭丧着脸如忆苦不思甜,痛说革命家史般的向冯娜诉苦。到头来这个虚伪之人如此这般,也够惨的。冯娜也只能用好话劝慰,安抚她受伤的心灵。
李珍的丈夫自然也是地地道道的当地农民,一般之人,个子比她矮上半截。不过这是她自己找的,她丈夫本来有已经对过小亲的女人。自从李珍与他好上了,他自然与那乡下女人一刀两断,解除婚约,于是与她有了正果。之前李珍的丈夫曾经开过豆腐店,但是终因小打小闹,不能与大市场竞争,马上关门歇业被吞并了。因为极权体制批准开豆腐店的人是经过点名确定的,任何能赚钱的行业都形成了垄断性质。吴明阳也没有其他什么专业技术,只能在家抓抓黄鳝、鱼虾之类去街上卖几个小钱,然后守着家里五至六亩的破荒田,搞搞种养殖,艰难度日。
自从进入乡镇企业,李珍就搬入单位宿舍,不回家中。丈夫听说妻子外面有桃色新闻,跟人好上之后,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出其不意,突然之间盯梢跟踪,但始终抓不到把柄,随即俩人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夫妻生活步入瘫痪状态。
乡镇企业倒台、散场之后,李珍不得不退回了老窟。后来在服装厂找到活之后,在厂里面李珍与冯娜相比之下,相形见拙,同样没有受到职工们的好评。吴明阳是最小的独生儿子,上面的几个姐姐早已出嫁,公婆大人都是年逾古稀老人。李珍回到乡下之后,什么也不会干,与丈夫、年逾古稀的老人打起了更尖锐的家庭战争,终因婚姻解体,分道扬镳,通过法院,协议离婚。
“离婚之后,她潜回老家,偷走我本打算建房购料的钱,害得我的建房计划搁浅。冯娜,你知不知道她在上海的住址与电话号码?”李珍的前夫吴明阳曾经来到冯娜家,向冯娜打听李珍家现在的住址与电话号码。
“我不知道啊,我们虽有往来,但是大家上海娘家的住址都是不知道的,而且是新住址更不知道了,你怎么会连她上海娘家住址都不知道呢。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因为李珍更换电话号码的频率如熠熠闪动着的霓虹灯般的变化速度。”冯娜无奈的说。
“我想,她做贼心虚,有意躲避我的追讨,他们家搬场了。”吴明阳曾经这样沮丧的猜想着说。
没过多久,李珍前夫通过姐姐们的支助,以及自己的努力,还向其他人借了一些钱,以及村部的照顾帮困款,把二层楼小屋建造了起来。那是在冯娜建房十几年之后,哪里知道那李珍居然带着孙子,前往前夫所造新屋同享悲催的老年夕阳红日子。
上海实在不是她的家啊,李珍虽然户口迁往上海,但知青们的人权在上海是没有的,在浙江同样是没有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还不得不回到这并不想住的老窝里面。李珍与前夫是通过法院解除婚约的,但是她还是硬着头皮住到前夫的居住地。因为他在上海买不起房子,与儿子媳妇同住,多有不便。李珍在农村什么都不会干,不种一棵菜,不干一点农活。李珍难得烧一顿饭,那是老天有眼,恭喜发财。
李珍离婚之后,生活并不理想。与上海大弟媳间经常吵架。听杨莹告诉冯娜“她与弟媳妇最大的一次架打成了冤家,俩人大打出手,从屋里打到了屋外,从楼梯上滚到了楼底下。她险遭不测,危险酿成惨剧。由此弟弟与弟媳间可想而知也发生了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结局,俩人离婚收场。父母临死前,告诫小儿子,一定答应让姐姐的户口迁进上海,那弟媳不离婚的话,这事准没门。”冯娜听后只觉伤感,不由得同情李珍苦难的遭遇。
为了生活,李珍到大弟这儿——金山,为大弟守小店,李良发工资给她,以维持最低生活。大弟在金山石化单位有工作,小店是他的副业。李珍做了没几年,小店惨淡经营,关门歇业;她又前往上海做保姆,很是艰辛,酸涩。
同乡镇四个上海知青中间,杨莹是最早把户口办出去的,冯娜与沈萍、李珍都差不多时间办出去,三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挡于圈外。
沈萍因为生育两个子女,之前被政策挡于圈外;冯娜虽生育独生子女,但之前被家父挡于圈外;李珍也生育独生子女,但之前被弟媳挡于圈外;杨莹生育两个子女,但别看她像山东大妈妈似的,但却机灵。她以小儿子作为过继他人做儿子的名义,大儿子便成为杨莹的“独生子女”,杨莹的母亲(户主)自然签字同意,故早早的就把户口关系办到了上海。
李珍离婚后,在上海同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苦难心酸。李珍的独生儿子户口迁往上海后,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工作而言,生活相当不易。也只能干些简单劳动,维持底层生活。过了几年,儿子大了,娶了外来妹,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空间面积的租赁房内,艰难生活,苦度时日。
“儿子租了一套很小的住房,作为新婚居室,我总不能与他们长期挤在一起。父母过世后,我与吴明阳离婚之后,我与那苏北人弟媳吵架后,我便在外租房居住。但是弟弟这点还是好的,母亲临死说的话,他答应兑现了。当然弟弟与那苏北人离婚了,否则的话,也难说。”李珍跟冯娜说这些话的时候,冯娜觉得李珍也怪可怜的。由于地方政府对上海知青个人经济利益的剥夺、吞噬,以及人权的压制、打击,使得知青们到年老没有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的安乐居所。
李珍儿子结婚时,李珍居然还是回到了前夫这儿,没办什么复婚手续,就住在一起了。李珍的儿子有了小孩,李珍带着孙子与儿子、媳妇一起挤在上海20多平米的出租房内。因为李珍要带孙子,等孙子大了一点,李珍有时带着孙子仍旧回到乡下居住,也够心酸、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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