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这里尚远离战火，海阔水清，鸟鸣花媚，她却难驱孤独、抑郁。老朋友胡风看到萧红病弱不堪，不禁对端木蕻良又添恶感，他甚至觉得端木毁坏了萧红“精神气质的健全”，使她“暗淡和发霉了”。他们的东北老乡周鲸文则觉得：端木自幼受溺爱，所以懦弱娇气，没有大丈夫气。萧红显得坚强，却也需求支持和爱，两人又恰好遭逢动荡，所以彼此都得不到满足。
    萧军那种自命不凡、强悍凶蛮带给人捆绑约束的感觉，但有时也不乏安全感；端木蕻良优柔温和，却又失之绵软、游移。人们重组婚姻时，有时会下意识地选择迥然相异的对象，以期规避昔日风险。而一个人的优缺点，却往往犬牙交错，且“成套搭配，不得开零”，很难十全十美，结果依然不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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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籍人士为避战乱源源不断拥入香港。1940年前后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萧红，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多么麻烦，但萧红写得欢天喜地的。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在她眼里竟是有喜感的——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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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惨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端木、骆宾基等用床单做了临时担架，抬她出门，又雇人力车载她转移。此后，端木蕻良一度计划先行撤离，有几天不在身边，萧红以为自己被抛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情绪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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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都市的倾覆，还会带来更多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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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卧病床，身无长物，倘若独困危城，萧红必死无疑。看得出她多么阴惨无助，求生欲望又有多强，就像在滔天大浪里，死命抓紧了救命木板。她果真说服了骆宾基呢，他放弃去抢救手稿，留下来照料她。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萧红夫妇相识不算久。后来端木返回，他俩为萧红的安全与治疗费尽心力。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地痞乘机作乱，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一闪而过的杂念、抱怨；涌上来又按下去的责难、委屈……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不亚于小说。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住处遭遇炮击，萧红被抬着到处寻找安全落脚点，病情加剧。几经周折才住进医院，不久日军强占医院，赶走病人，萧红术后感染高烧，又接连遭受折腾，而药品全部被日军接管，药店无药可售。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简陋的临时救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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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婉言评萧红的《生死场》 看见了更早的哈尔滨
    1935年11月14日夜，是一个寂静得几乎毫无生气的夜，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公寓的那盏绿色台灯下，读完了萧红的《生死场》，在这寒雨连绵的日子里，他的心境浸透了冰冷的绝望，“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小说里讲的故事在窗外的黑暗里浮现。那是遥远的北方，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村庄，一群农民在日军铁蹄下如草芥般惨遭践踏，然而他们终于奋起了，怒吼了。这部与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同编入“奴隶丛书”的作品，着力刻画了奴隶们不屈而抗争的灵魂。
    这部中篇小说，本来题为《麦场》，后由评论家胡风作了改动，鲁迅在10月2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中，也认为“《生死场》的名目很好”。鲁迅还告诉他们，《生死场》的稿子他还没看完，因为是复写纸写的，看起来很吃力，“但如要我做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给我看就好，我也许还可以顺便改正几个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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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前读《生死场》手写稿断断续续，看最后一次校稿却相当快，而他对这部小说已是了然于胸。他在序里写道，从《生死场》，“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的序，自然让《生死场》更加引人瞩目，但他断不会不顾作品本身而违心地加以吹捧。对于其中的不足，比如人物描写上个性不够鲜明突出，鲁迅巧妙地用叙事和写景作比较，并随即一转，充分肯定了作品传达出的那种锐利的精神力量。不过，鲁迅的这种批评未免过于婉曲，许多读者会误以为《生死场》的人物描写精彩，叙事和写景则更加精彩，而没有察觉到“然而”的转折作用，既然“然而”后面是鲜明的赞扬，那么前面无疑便是含蓄的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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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寄出的序，二萧当天收到了，他们读后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可能像许多读者一样，也未能看出关于人物描写那一句的真意。鲁迅于16日得到二萧的来信并随即回复，私底下向他们作了解释：“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人物描写’，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
    其实，名人写序对作品和作者都是一种推介，因此鲁迅所言，顾及销路是一方面，顾及面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毕竟萧红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在序中给予太直接的批评，或许会损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在他眼里，萧红到上海之后，样子变了不少，可是孩子气却没有改。这个曾深陷穷困、屡遭遗弃的女子，过于单纯而易受伤害，性格的倔强并不能救治心灵创痛，唯有真诚的呵护能让她在这个人世感到温暖。因此，鲁迅在信中对那句批评作了说明后，又费了一番心思加以宽慰。先是慨然应允萧红的请求，在那篇小序后面，用本人的亲笔签名来制版。接着又说海婴小朋友很欢迎他们，望有空随便来玩，随便吃顿饭，自家速成的小菜或许不那么精致，只要不嫌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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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感激的情诗——读萧红传记后感
    她一生苍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在短短的31年里，她一直在寻找爱情，在几个男子间兜转、挣扎。她永远是个情感的依靠者和流浪者——从异乡到异乡。
    正因如此，我总觉得萧红的爱情是畸形的，其中夹杂着太多的感激，这甚至超过了爱。 “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想飞，但同时她又觉得会掉下来，所以每当她绝望之时， 一个男人的眼神、安慰都会成为她想要拉住的缕缕细绳。久而久之，我想，她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爱，记住了什么是感激，也许连她也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再也逃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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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产生这种畸形的爱情，没办法回避她的童年与家庭。“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除了祖父，她对所谓的“家”无从眷念，甚至是恐惧。面对父亲张延举的粗暴，生母姜玉兰的冷漠，继母梁继兰的嘲讽，她只是觉得自己的无力，一种在长期无助自我牺牲状态中养成的懦性在她的心底扎根。她被大肆颂扬的反抗精神，在我看来便是对女性懦弱的逃避，一种对封建传统女性卑微地位的默许。相信，从那时起，她已经决定自己要找一个可以依附的男人，如她所写“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
她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精神休息、灵魂安憩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