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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农村，乡亲们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尤其是我的房东桂花佬和他的儿子泽坤哥，虽然当我的面他们从没有安慰的语言，但在生活上和生产上却给以我更多、更加细心的照顾和帮助。我曾无意中听到他们父子俩的议论：“老王伢子人不错，就可惜成分高了！”
“成分高”在农村指的是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人员的成分。我们小队里只有世枚的大爷是“坏分子”，那是因为解放他前当过土匪。可是队里的人非但从不难为他，生产上的事情还常常听从他的意见，给人的感觉仿佛很多时候都由他说了算。不知是因为他的辈分高（他属于桂花佬的长辈）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大，队里的男女老少对他都毕恭毕敬。只有我对他是唯恐避之不远，因为我本身就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的思想包袱，哪里还敢引火烧身呢？
在此后的招工、招生中，尽管小队、大队和公社依然不遗余力一次又一次地推荐我，但除了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折磨外，全都毫无结果。我清楚地知道，乡亲们对我实在是爱莫能助了。当大塘大队的其他同学全部返城后，我处于极度绝望的崩溃边缘。
彻夜失眠，我想了许多许多。不是说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么”？报上还说95%以上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既然已经刑满就业，就不再是“反革命分子”，就应该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也就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我必须向有关部门说明这一点，否则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
我一跃而起，披衣在油灯下奋笔疾书：
尊敬的领导：您好！我是贵阳知青某某某……
申辩信写了满满两页，信写好后，我却不知道该寄给哪个部门。
考虑再三，我决定一式两份，分别寄给天柱县知青办和天柱县委组织部。于是连夜认真誊写了两份，并于赶场天亲自到白市邮寄。
到了白市，我首先将申诉信给挚友小青看了，得到他的首肯后一起到白市邮电所投寄。不巧邮电所惟一的工作人员老欧不在，我们只得在柜台前等他回来买邮票。在那儿等着买邮票的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同学，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看到了我手中信封上的地址——天柱县知青办，并在日后把这封信与别人陷害我的告密信件联系起来，让我莫名其妙的背上一口天大的黑锅。（详见拙作《告密与陷害》。
把信件投进邮筒，我如释重负，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
然而申诉信如泥牛入海，音讯杳无。
接下来便是年复一年的漫长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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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5 08:38:00
楼主
发表于 2014-3-15 20: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