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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小燕以后,土匪单枪匹马地闯进了南城。
他带着两件武器,掩在衣襟里的七九步枪刺刀和灌进玻璃瓶里的浓硫酸。
在大街小巷转悠了一整天,没有见到白脸的影子。傍晚,土匪迈进白脸家的门口。
白脸的母亲和妹妹在家。
老太太慈眉善目的。她看着来人那疲惫、忧郁的面容,关切地间:“你找他有急事?你是不是他的同学?吃过饭了吗?”
“我吃过饭了。我不是他的同学,甚至和他不相识,但是我仍然有重要的事要找他解决。”
“他抢了你的钱?欠了你什么东西?要不,他欺负你了?有什么事你可以对我说,我去找派出所。”
“是的。他欠我很多东西,我也欠了他的东西。我要找到他,互相清了这笔债。”
“他离家已经五十八天了,公安局也在找他。你要是见到他,就劝他回家来吧!要不,早晚得死在外头。唉,上一次,差点儿就死了。”
“我一定会见到他的。我看,您也别那么操心了,为我们这号人操心,不值得。我走了。您老别送,别送。您老保重啊!”
白脸的妹妹,一个挺秀气、挺稳重的姑娘追了出来:“妈,我送送他吧!”
她对土匪说:“你怎么也不坐一会儿就走呢?真的,你找我哥到底有什么事啊?我能见到他,我可以代你转达吗?”
“我不能坐,一整天了,没坐过一下,我的怀里有把刺刀,挺长的,一坐下就会露出来。我要找你哥,也就为的是这件事,所以,你没办法代我转达。”
“我真弄不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依靠党团组织解决呢?非得用刺刀吗?”
“我也不懂,也许过正常生活的人能够按正常渠道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有许多的人过的是非正常生活。”
“你还挺有思想的。都是谁?又为什么要过非正常生活呢?是身不由己吗?”
“可能是。正常生活是理论规定的生活方式,而理论有时候也会变成教条。在现实生活中,谁都会遇到许多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理论没办法解决的。也许,这也可以算做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吧!”
“我觉得你讲得太深奥了,我听不懂。你能举个例子吗?和你聊天真有意思。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吧,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女的。她为了给父亲治病,自卖自身地嫁给一个有不少金子和烟土的军官当老婆。军官又老又丑,又傻又瘫,拉屎撒尿都得别人伺候。这个女人从过门的第一天起就伺候这个活死人,守了两年活寡。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和另一个也是伺候瘫子的男人相好了。好是好上了,但是不能和瘫子离婚,只好明铺暗盖的,生下的孩子还得说成是瘫子的。这就是非正常生活嘛!”
“为什么不能离婚呢?不是有法院吗?”
“怕舆论。再说,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情了。解放以后,问题还是没法子解决,总不能去找人家说,这孩子是在我丈夫还没死的时候,我和谁相好的时候怀上的吧。说了也没用,人家不信,还会说出不少难听的话来。”
“人应该自重,应该对自己、对孩子负责任,我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人。”
“你这是正常生活的意识,按‘应该’去想问题,去要求别人。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强行按‘应该’去处理,非得把人逼到另一条渠道上去。”
“什么渠道?非正常的社会生活渠道吗?”
“是的,是反社会的渠道。”
“你的思想是危险的。”
“如果这个社会把那些‘应该’强化了,那么反社会的行为也会强化,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可能吗?”
“完全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去革那些‘应该’的命,那么它们自己就在不断地强化,不断地俘虏人的思想,也不断地制造自己的叛徒。”
“你这种想法是哪儿来的?看书看来的?”
“看过一些书。另外,一个刚从大狱出来的老右挺有想法的,他和我聊过几个晚上。”
“你没觉得这就是阶级斗争吗?是两个阶级在争夺接班人?你这样走下去,就把自己毁了,太可惜!”
“知道,我知道。你别送了,太晚了,快回家去吧!”
“我还想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她现在在哪儿?还有,那个孩子呢?”
“我不能再和你聊了,你快回去吧!你瞧瞧,那个老太太注意上咱们了。”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那个女人和孩子。”
“好,我告诉你。那个孩子,就是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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