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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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新疆王”盛世才一度采取亲近苏联的态度，为团结国内一切进步力量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与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先后派遣大批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后来也吸引了不少左翼文艺界人士投奔新疆。先期抵达那里的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茅盾、杜重远、张仲实等。一九三八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茅盾任董事长，张仲实任副董事长。经邹韬奋的介绍，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与茅盾取得联系后也前往新疆，在那里成立了实验剧团。但是，很快，盛世才在一九四零年制造了“杜重远案”，将杜重远和与之有关的人士逮捕入狱，赵丹也在其列。
    孟驰北是当年赵丹在新疆结识的朋友，他后来在回忆文章《赵丹在新疆》中这样记叙过赵丹在新疆监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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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最初被当作要犯关在特别监狱，受尽严刑拷打。后来，移到第二监狱。次年，曾任过哈密县长的程方伯也被抓了。他一进牢房，同室的人就告诉他，隔壁住着赵丹。牢房是土坯修的，隔壁有缝隙，他们马上联系上了。墙角有一俄罗斯式火炉。他们在炉墙接缝处掏了一个洞，白天用土块塞上，抹上泥巴，炉火一烤就干。夜晚等别人入睡后，他们把土块取下，两人在黑暗中通过小洞，隔墙促膝谈心……
    赵丹告诉他，在盛世才的监狱中，是实行刑讯致死勿论的，但是人总不能昧良心。赵向他介绍了各种残酷的刑讯手段真是集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大成……
    赵丹在监狱里看了大量的苏联小说，他和程谈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契可夫……也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情绪烦闷的时候，轻轻哼唱高尔基的《囚徒歌》。在那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牢房里，赵丹多次说过:“我真想我的小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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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一九四二年，新疆局势突变，本已转向投奔蒋介石的盛世才，被蒋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宝座。据说，后来盛是靠大量行贿才在重庆谋得一个闲差事。控制了新疆的国民党当局，派审判团来乌鲁木齐处理积案。除一部分中共人士仍然被关押，其他人只要有人担保，便一一释放。孟驰北回忆，赵丹、徐韬等人找到当时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的刘永祥(八十年代曾担任新疆政协委员)担保，因为刘的妹妹曾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话剧演出活动。刘当时还兼新疆汉文化促进会的董事长，直接负责实验剧团。这样，他签字保释，在盛世才 监狱里被关押将近五年的赵丹，终于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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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狱中“请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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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复杂的历史被绝对化、简单化的年代里，有过如此经历的赵丹，又如何能摆脱无休止的折磨呢？从入狱开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仅在黄宗英交给我的这部分交代中，就有好几次长篇历史交代，特别是关于新疆生活的。他不得不苦苦搜寻记忆，反反复复把同一件事、同一细节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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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赵丹很聪明，他知道即便交代历史，与时任“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有关的事情却是一个字也不能写出来的。黄宗英记得，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红卫兵所为的大抄家时，抄走了所有带字的纸和全部照片，但赵丹发现在桌子上给他留下了一份《入党自传》，他马上醒悟到其中奥妙。他对黄宗英说：“这是给我一个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别人。”当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后在公审江青时，他们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来抄三十年代几位熟人如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的。
    现在在狱中写交代时，赵丹仍然把握着这一原则。
    读赵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中，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在那样的处境下，在那个年代里，与赵丹有着同样命运遭际的人，又有几人能摆脱这样的无奈与尴尬？
    除了交代一些历史问题外，有时赵丹还因为随时发生的“错误”而被要求写出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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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作品集《地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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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守来查房，搜到了几张小字条。赵丹一见，十分紧张，便抢过来撕掉。据黄宗英说，其实那些纸条并没有写什么犯忌内容。而是当年赵丹在新疆坐牢时，从关押在一起的囚犯那里学会了抓阄卜卦，上面无非写着“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样，借此来消磨时间和鼓励自己。现在，他一个人被关押，极度孤独寂寞和无聊之中，又重新玩起这无奈的“游戏”。然而，抢纸条、撕纸条，无疑被视为“不老实”的抵触行为。赵丹被勒令写出检讨：
    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解放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解放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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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从赵丹那里发现了两枚一分钱的钢儿。有钱同样是不允许的。为此赵丹只得又写出关于两分钱的检讨：
    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记不确切了。记得我初到此地购买东西时，确是找分币零钱的。记得当时因为天冷，我曾要求过此地的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些热量，可工作人员不肯。而买东西改做只找糖、不找分币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这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是马马虎虎，所以不知怎么就遗留下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用意和用心在内的。
    在此认罪，并恳宽恕是幸！
    人格被扭曲，尊严被玷污。赵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日如年，就是以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消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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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总是有着艺术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如所扮演过的林则徐或者许云峰一样，拍案而起，说出一些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在一次检讨中他写道：
    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绝望了，我还有什么出路、前途可言呢？这种种莫须有的事，根本就是你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多疑，神经过敏，其实质是你们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错误判断，都硬朝我的头上来安，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这条“严重的罪行”，这能使人相信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吗？你们这样做还能让人相信“这是对革命负责与对我个人前途负责”的一致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