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62章）

清风修竹

王大娘是照顾我最多的邻居，人非常好，可惜当时没有留意，好多事情都没记住，所以写不出多少生动的事例，很对不住她。

龙行天下

同院邻居王大娘，

曾有很多故事讲，

各种笑话还抗日，

精心帮教做饭忙。

清风修竹

　　    　　    玩具与玩伴
　　               ——岁月划痕之九
　　女儿不间断地给外孙买玩具，可外孙并不满足。外孙的玩具已充斥屋子的犄角旮旯，收拾都收拾不过来，可他每个星期还都要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归结为他不去学校（以前是幼儿园）就只能自己玩儿。看着他一个人玩儿那些积塑拼插块儿，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陀螺战士，也确实能感到他的孤独。
　　他偶尔能约同学来家里玩，或到同学家里去，但这要麻烦家长接送，还影响学习，所以一个学期也玩儿不了几次。他的同学来家的时候，他玩儿得那样开心，喊声、笑声就是主旋。欢声笑语也就持续一个多小时，同学的家长就来了，他只能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他经常要求大人陪他玩儿，虽然没有与伙伴一起玩儿时那样兴奋，但还是要比一个人玩儿高兴多了。
　　我也曾羡慕过他，因为我小的时候，玩具少得可怜，就是我女儿小时候也只有两件玩具，一套积木，一个布娃娃。之所以给她买积木，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玩过邻院儿小朋友的积木，觉得趣味无穷，而父母又不给我买，就想在女儿身上弥补这个遗憾。
　　父亲给我买的玩具，真正上了“玩具级”的只有两件，一只铁皮青蛙，一条木鞭。
　　我对铁皮青蛙比较满意。它上了发条就自己会跳动，当时觉得特高级。要是搁到现在，也只能算是小儿科。
　　印象中是我6岁时，父亲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一拿到手，我立即去找我的小伙伴们，我觉得与小伙伴们分享快乐，我会更快乐。
　　喜子、小儿、心宅他们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玩意，都围拢过来看。那青蛙绿色的脊背上有白色的条纹，大大的眼睛像真的一样。我用钥匙给它上好发条，往地上一放它就一蹦一蹦地跳个不停。我们一帮小孩则围着它喊啊，闹啊，直到它发条松弛后停下来。在伙伴们关注的目光中，我再次给它上好发条，于是它又接着蹦跳，我们则又欢叫起来。
　　喜子的年龄和我一般大，因为都是男孩儿，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最多。他们家与王大娘家住对门，也就是住在了北房东边的一间半，我经常去他们家玩儿。
　　喜子家的家具很多，有高大的柜子，还有带床头的大床，带橱子的桌子。最引人注意的是墙上镜框里的大照片，喜子爸爸妈妈的人头是那么的大，几乎和真人一样。喜子的妈妈头上戴着白纱，身上披着白纱，喜子的爸爸穿着洋装。后来我知道那是结婚照，可我的爸爸妈妈也结了婚，并没有那样的照片。
　　喜子的父母都在理发馆上班。他还有一个十六七的姐姐，也在学理发。新搬入的住户中，多数都说家乡话，只有喜子家说保定话。
　　喜子家与王大娘家共住的那个北房中间的屋子，有一个后门，后门通着一条一米宽的夹道，夏天时把屋子的前后门都打开，就有过堂风，是全院最凉快的地方，大人孩子们都到这儿乘凉。一有凉风吹过，我和喜子就喊：“风儿风儿好凉快，婶子大娘打狼来。”这歌谣是喜子的妈妈教给喜子的，为什么风凉了狼就会来？喜子也说不上来。
　　小儿是女孩儿，比我小1岁。她的父亲是一家澡堂的领导，她母亲没有工作。她家住在南屋，屋里没有我家的西屋光线好，但里屋外屋都挺宽敞。外屋放了些做饭用的东西，里屋有一个大土炕占了小半间屋，靠西墙放了一张黑色的方桌，方桌左右各放一把黑色的椅子，桌椅都显得很笨重。
　　她家的墙上贴了一幅宣传画：一个小哥哥正微笑着看着一个小妹妹，他们都怀抱着鸽子，脸上的神情天真，自然，质朴……而且都胖得那样可爱。看着看着我便不由地想，他们要是我的小伙伴多好哇！小儿的妈妈说，这幅画叫《我们热爱和平》，并把那几个字教给我们。可我印象中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好像真是那个小哥哥或小妹妹写的似的。
　　小儿的妈妈会讲很多故事，对小孩儿很有耐心，也很宽容，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哄孩子们高兴，就是调皮捣蛋她也不训斥，所以我愿意去她家里玩儿。
　　小儿和我一样，也是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但她文静，还讲卫生，不像我玩儿到晚上就像土猴似的。
　　我只记得，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似乎她更有主意，能说出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游戏。
　　心宅家住在靠南侧的那间6平米的西屋。她的父亲在修表店工作，曾送给过我父亲一把用座钟发条做的小刀。她母亲没有工作。她的叔叔正在保定上学，也住在这里，屋里是很挤的。比较起来，我和心宅在一起玩儿得最少。她也是女孩子，但总凶巴巴的，我有点怵她。
　　我对父亲从庙会上给我买的木鞭，不太满意。
　　那时候庙会上卖的兵器，都是农民伯伯手工制造的木制古代兵器，也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没有现在的能射击能闪光的枪。
　　父亲给我买的是一条七节鞭，鞭身上盘着一条微微突起的龙，看上去很精致，父亲说它就叫盘龙鞭。可我更喜欢喜子的兵器，喜子的父亲给他买的是一杆红缨枪，有长长的枪杆，银色的枪头，枪头四周还绑着染了红颜色的麻，我觉得他的兵器更厉害。
　　可父亲说，古代的大将都骑骏马，穿重甲，对刀枪有较好的防护作用，而沉重无刃的鞭，是破重甲的最好武器。鞭也不是一般人就能用的，只有力大无穷的壮士才能挥动，所以历史上用鞭的武将不多，但用鞭的武将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将。父亲说，唐朝的名将尉迟恭用鞭，宋朝名将呼延赞用鞭。他还给我讲了尉迟恭“单鞭夺槊”的故事。还说等你长大看看《隋唐演义》、《呼家将》等小说就知道了。
　　可我在和小伙伴们玩“打仗”时，却没有感到鞭有多么厉害，多么神奇。
　　一般玩儿打仗时，我们最少都有四个人，除了我和喜子，还有斗儿和大生。斗儿和我一般大，他们家住在3号院儿的里院东屋，我们住的西屋就是借他们家的房山盖起来的。他们家搬来的比我们家稍晚一些，因为他们老家也是饶阳的，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认了乡亲。我们两家刚认了乡亲，斗儿的母亲就让我去他们家住了好几天，所以我和斗儿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大生也和我一般大，他们家住在9号院，他的父亲在照相馆工作。他跟我们玩儿“打仗”时，一般都使用胶卷的包装纸卷成的长纸棍，我觉得那一定是他爸爸给他的。
　　除了我们4 个人，好像11号院的孩子有时也参加战斗。一些孩子买了武将的花脸，戴在脸上很有武将的派头，我没有这样的花脸，就用彩色的硬纸壳做了一个古代将军盔，戴在头上。
　　我们多数情况都在门口的土坡前开战，一拔儿在坡上，一拔儿在坡下，高喊着：“冲啊！杀啊！”对攻厮打。喜子自然用他的红缨枪，斗儿则用长柄的大刀，我的鞭虽然精致，但太短了，和他们打起来总占下风。只有大生的纸棍看起来很吓人，但打在身上并不痛，我才能和他打个平手。
　　几番拼杀，我的鞭便被刀枪碰得遍体鳞伤，那些漂亮的花纹变得斑斑点点，原来花纹都是用腻子做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洋片。那是一种彩色卡片，就像成版的邮票一样，买时都印在一张硬纸上，玩时再剪开。有一种剪开后大点的，细长，像书签一样。一般都是长方形的，和大张的邮票差不多。上边画的人物多出自孩子们爱听的故事，如《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一般一版是一套，人物都出自同一个故事。
　　父亲最初给我买的洋片，上面画的是《封神演义》的人物，什么托塔天王、姜子牙，哪咤、杨戬、土行孙，看得我爱不释手。父亲还给我讲这些人物的故事，听得我非常着迷。
　　父亲还告诉我，这种东西可能最先出现于香烟盒中，而香烟最初又是洋货，所以就被人们叫成“洋片儿”了。
　　 “拍洋片儿”的规则是：首先凑齐要拍的洋片儿，一人出几张事先约定。再把大家凑的洋片儿，花面冲上摞在一起。之后划拳决定每个人拍的先后顺序，再按顺序拍洋片儿。每人只准拍一下，可以直接拍在洋片儿上面，也可以拍在洋片的侧面。一次拍击能使几张变成底面冲上，就赢几张。余下的按顺序继续拍，直到全部被人赢走。
　　我拍洋片儿的技术不好，斗儿最好。多的时候怎么拍，少的时候怎么拍，手形怎样变化，他很注意研究，多数情况是他赢。大生玩得也不错，能赢我。喜子与我不相上下，但胆子小，怕输，往往不愿参加。所以玩起来多数情况我是输家。
　　我特喜欢那些绘有《封神演义》人物的“洋片儿”，我往往把它们作为我练习画画的摹本。所以，拍洋片儿时，我总是把它们特意挑出来，以防被小伙伴们赢去。
　　父亲还给我买过玻璃球儿。那是一种有多瓣花芯的玻璃球儿，个头和吃的糖球儿差不多。花芯有多彩的，有单色的。本来多彩的更难制造，可卖的多数是多彩的，反而被认为不如单色的珍贵。还有一种是无芯的，通体透明清亮，但往往不被伙伴们认可，他们说是“汽水”，不是正宗的玻璃球儿，不带玩儿。
　　玩儿的时候，先在地上挖个坑，再从远处画一条线。之后，从坑的位置依次向线的方向弹，依据球儿离线的远近，决定弹的顺序。再按这个顺序向坑的方向弹。规则规定，入坑之后就有了灭掉对手的权力，谁的球儿被入过坑的球儿击中，谁就算输了。入坑之前，也可互相弹击。目的是把对方击得离坑更远，自己处于入坑的有利位置，这属于防御战。
　　玩玻璃球儿，我也不是行家。因为不是弹出，而是在手指挤的同时，手向前擩，他们叫我“老擩子”。可我只会挤，不会弹，再不向前擩，那球更走不远了。虽然他们多次威胁取消我的参赛资格，但并没有真的实施。
　　玻璃球儿的玩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只分输赢，不真的赢东西。另一种，是玩儿真的，输方就要把球儿给了赢方。以我那种只会挤的手法，自然输家往往是我。
　　不过我还不是我们4人中最差的，如果只有喜子我们两人玩儿，我还胜多负少呢！斗儿玩儿玻璃球儿的技术特棒，能悬空弹射，让球儿像炸弹一样击中目标，有时竟能把对方的球儿击得粉身碎骨。
　　记得那时我有不少的玻璃球儿，放在一个纸盒中，常拿出来欣赏玩耍，轻易不和别人玩儿真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什么玩具，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了。好像还有一个彩色的小皮球，但不知是给妹妹的，还是给我的了。
　　当然，过年时父亲也会给我买一些鞭炮，但二踢脚要他放，大响鞭要他放，起花要他放，我只放那种拆散的小红鞭炮，算是我们同乐，不能算是专门给我买的玩具。
　　回想起儿时的玩具，确实没有几种，但觉着无论是“打仗”、弹球还是拍洋片，都有无穷的乐趣，那时梦里都会梦到这些，细想起来，乐趣应该是在和玩伴们的交流中产生的吧！
　　现在的孩子虽然玩具多多，但住在楼房林立的小区，没有了与同伴一起玩耍的环境，他们是怎么也体会不到我小时候的那种乐趣了。
　　

龙行天下

想起儿时玩具缺，

游戏项目却不绝，

而且伙伴特别多，

童年精彩胜今天。

清风修竹

　　               虫趣
　　          ——岁月划痕之十
　　现在科技就是发达，从网上就可以下载法布尔《昆虫记》的朗诵版。外孙非常爱听，连吃饭时都听，听着听着还能笑出声来。他也喜欢《昆虫记》的绘画注音版，经常津津有味地翻看。可他并不喜欢真的昆虫，我给他捉过小蚂蚱，他不但不喜欢，还有些害怕，不敢碰它一下。屋里偶尔有只比蚊子大不了多少的小飞虫，他都会惊慌地高喊：“姥爷！虫子！”
　　家里有虫子都是我清除，我自小就不怕。不但不怕，还很喜欢，我觉得小虫子也很有趣。
　　记得小时候，我看到院里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会蹲下来观察，想看看它们究竟在干什么。母亲会告诉我：“蚂蚁在搬家，因为快要下雨啦！”它们怎么知道天要下雨，我很奇怪。
　　我还看过蚂蚁搬运死去的蚂蚱，参与搬运的蚂蚁虽围了蚂蚱一圈儿，可相对大蚂蚱它们显得还是很渺小，但它们照样拉着大蚂蚱走。后来知道，蚂蚁都是大力士，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十倍的东西。那个全国出名的“蚁力神”正是凭着这点忽悠人的。此事讳莫如深，我也就不说了。
　　蚂蚁还爱打架，一打就是群架，战斗结束，不知胜负如何，只见尸横遍野。我很讨厌它们打架，经常使用一种野蛮的方法劝解——用小棍拨拉它们。劝解还是有效的，它们不再恋战，纷纷逃离。
　　我在公园还看过一种大蚂蚁，得有七八毫米长，看着都吓人，我不敢惹它，怕它有毒。后来知道它叫黑蚂蚁，也叫拟黑多刺蚁，就是做“蚁力神”的原料。
　　后来，我租住农村的房子时，屋里有一种黄色偏红的小蚂蚁，长着一个带毒针的尖屁股，一碰它就用毒针蜇人。被蜇后是又酸又痛，苦楚钻心。它的毒性很大，就是把它碾死在身上，也会起一片疙瘩。它有趋光性，晚上挂灯泡的那片屋顶上经常爬得黑压压一片。我曾用了一整瓶“敌敌畏”原液喷熏，结果黄蚂蚁没有灭绝，我倒给熏成了肺炎，输了7天庆大才退烧。后来，听说那不是蚂蚁，是用来防治天牛等钻蛀性害虫的肿脚蜂。估计是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杨树的树枝充当的檩条和苇箔，才钻出了这种东西。
　　虽说天牛是害虫，可它长得好看，尤其是那双长而有节的触角，像大侠的软鞭一样，我很喜欢，我曾画过一张天牛的画像，送给我们小学的刘老师。对天牛的天敌肿脚蜂我却喜欢不起来，因为它不但长的难看，还害得我至今闻不得异味。
　　有一次，我发现蚂蚁在扁豆秧上爬上爬下，就问母亲它们在干什么，母亲说：“在吃蜜虫的巴巴。”我看了一下，扁豆秧上确实有不少绿色的小虫子。后来才知道这种所谓“蜜虫”，其实就是蚜虫。原来，它们吸了植物的汁液，会分泌蜜露，蚂蚁是来吃蜜露的。蚂蚁把蚜虫当成了自己的“羊群”来放牧，蚜虫体内的蜜露多了，蚂蚁会像牧民给羊挤奶一样帮它挤出来；蚜虫脚下的枝叶枯萎了，蚂蚁会像牧民转场一样，将蚜虫转移到新的嫩叶上去；蚜虫的天敌来袭，蚂蚁还会像牧民保护羊群一样地保护蚜虫，比如赶走蚜虫的天敌瓢虫。
　　据说，瓢虫中的七星瓢是捉蚜虫的能手，母亲管它叫“花大姐”。我曾捉到过“花大姐”，圆圆的，红红的，亮亮的，像塑料玩具一样，非常可爱。我把它放在手上观察，开始它一动不动，后来慢慢爬起来，爬着爬着，突然展开翅膀就飞走了。不过我一直没有观察到它怎么吃蚜虫。
　　母亲还管一种像一分硬币那么大的一种扁片虫子叫“臭大姐”，它身上还真带着臭味。后来知道它学名叫椿象，现在屋里还能发现它的踪影。
　　有段儿时间，我曾觉得瓢虫与金龟子是一类昆虫，因为大风车中的刘纯燕就穿着瓢虫装扮的衣裳，称自己是金龟子。后来我才知道金龟子与瓢虫是两种昆虫。金龟子和瓢虫虽然都属鞘翅目，但一个是金龟子科，一个是瓢虫科。
　　印象中母亲管一种爱向灯上撞的虫子，叫“瞎老碰”，蚕豆那么大，亮绿的鞘翅，奶黄的肚皮，我觉得应该也是金龟子的一种。有一年税务角的路灯底下就飞来好多这玩意儿，人们都捉了去喂鸡。
　　我还见过一种叫“纺线虫”的虫子，觉得可能也是金龟子。它个头较大，黑色的鞘翅滑而硬，上有白色的细碎斑点。腿坚硬有力，带着刺和勾。头很小，两根须却很粗。看上去有点儿吓人。
　　这种虫子是喜子的父亲给喜子捉的，有好几只。喜子的母亲说它叫“纺线虫”的，会纺线的。
　　为了让“纺线虫”演示纺线给我们看，喜子的母亲特意用秫秸做了一个简易“纺车”。将一段粗秫秸芯插在一根细竹签上，再把竹签两端插上秫秸，分别作为封堵和握柄。然后将三根细秫秸皮插在三只“纺线虫”颈后的甲缝里，并把插上“纺线虫”的秫秸皮对称地插在秫秸芯上。“纺线虫”此时成悬空状，便想飞走。它一飞动便会发出“嗡嗡嗡”的纺线声。再稍给秫秸皮一加力，三只“纺线虫”就会围绕“纺车”转起来，还真有点纺车的感觉。
　　看着喜子拿着“纺车”的得意劲头，我羡慕得不得了，盼着我父亲也给我捉到“纺线虫”。
　　父亲没给我捉到“纺线虫”，却给我捉到了蚂蚱。他是晚上外出时捉到的，他告诉我路灯亮了之后，路灯附近的墙上就有可能落着蚂蚱。听他这么一说，我晚上便会有意地出去转一下，没想到还真能隔三岔五地捉到蚂蚱，有大的，有小的，有黄的，有绿的。
　　有时还能捉到担丈勾，一种绿色的尖脑袋的细长的蚂蚱。后来知道，担丈勾的学名叫中华剑角蝗，也叫中华蚱蜢。没想到小小的担丈勾名字上都冠以“中华”，也应该是中国独有的吧。这担丈勾也是有大有小，有胖有瘦，从我的观察看，这种差别不是营养造成的，而是种类使然。有的小担丈勾比花生豆还小，可又宽又厚，让人不由地想起矮胖子，我不喜欢它。
　　后来我还在树上捉到过一种像蚂蚱的昆虫，它尖头修翅，须长过身，通体透明，绿如翡翠，嫩如韭黄，叫起来“嘶嘶”的，后来对照资料，觉得是螽斯的一种。
　　其实蝈蝈也是螽斯的一种，学名就叫短翅鸣螽。秋天的时候，山区的农民伯伯会挑着担子进城卖蝈蝈，担子两头挂的蝈蝈笼子都像小山一样，里边的蝈蝈都“啯蝈”地叫着，像是在大合唱。我会缠着母亲让她给我买一只，于是院儿里也有了“啯啯”声。听着蝈蝈歌唱，就像回到了老家的小院儿。
　　保定的著名画家许鸿宾就最擅长画蝈蝈。人称“蝈蝈许”。我曾求得他的一只蝈蝈，确实画得形神俱妙。
　　除了在灯底下捉蚂蚱，我还在草地里捉过。胡同里有草的地方只有3处。一处是公共厕所后边的院儿，一处是清和园澡堂的院儿，还有一处是3号的外院。
　　公共厕所后边的院儿严格说来不是院子，而是2号院、3号院、厕所围成的死空地，但孩子们为了进去玩儿，把厕所的墙扒了一个豁口，遂貌似成了厕所的后院儿，里边只有乱砖和野草。清和园澡堂的西侧有个院儿，是用来堆煤的，但院大煤少，空地也就长了野草。3号院的外院面积不小，但只有一间借里院北房后墙盖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外院的南侧是砖砌的小甬路，北侧则是野草，野草中还有院里人种的向日葵。这几处野草地中都有小蚂蚱或小担丈勾。偶尔还能见到蚂蚱的幼虫“蝻”，我们叫它“蚂蚱敦儿”，因为仅长出翅芽的小蚂蚱看着很敦实。在草地里蹚蚂蚱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每跳出一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
　　3号院儿向日葵开花的时候会有蜜蜂，嗡嗡叫着在向日葵的大脸上吻一下就离开，接着又吻。我也很喜欢蜜蜂，但不敢捉，知道它会蛰人，还知道它蛰人后蛰针后留在人的皮肤上，而蛰针连着它的内脏，它会因为失去内脏而死去。还能见到细腰的马蜂，橙黄色，带着花纹，非常漂亮。我依然是只敢远观，因为它蛰人更厉害。我还见过粟子那么大个的黑油蜂，孩子们叫它牛蜂，说能蛰死牛。不过蜂的种类中好像没有这一类，我觉得应该属于熊蜂吧。因为听说它能蛰死牛，而我又没有牛那么壮实，所以见了都躲得远远的。
　　草地里偶尔也能见到蝴蝶。多数是常见的菜粉蝶，如果能见到一只黑黄花儿的凤蝶就会高兴不已，会悄悄地跟着，试图捕捉，但它并不落下来，跳动着飞舞几下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还曾见过一种完全黑色的蝴蝶，飞得姿势很怪异，我们都叫它“黑老婆儿”，不知学名叫什么，齐白石画过它。
　　胡同里较少见到蜻蜓，雨后有时会有那种橙色的小蜻蜓。护城河边上有青绿色的大蜻蜓。有的大孩子捉到一只后，会用细线拴上，再把线拴到一根棍上，然后挥动起来，嘴里喊着：“老青来！老青来！”吸引其它蜻蜓来交配。我怀疑这美人计太过明显，没有上当的，可我猜错了，蜻蜓的智商没有我高，就有过来追逐的。一旦它把美人追到手，自己也就落入了大孩子的网兜。
　　还有一种红得胜过辣椒的蜻蜓，我们就叫它“小辣椒”，非常好看，由于极少见，我从来没有捉住过。另外还有尾巴上带半个“制钱”的，我们就叫它“制钱”。还有身上的花纹像膏药的，我们就叫它“膏药”。现在都难得一见了。
　　我们捉蜻蜓的手段现在想来是过于残忍，用竹扫帚枝打。由于胡同各院儿都较少用到竹扫帚，这东西就很难找，一旦找到我们就会拆开，人手一枝。用扫帚枝打下的蜻蜓往往缺胳膊断腿儿。大概在1959年杨淑胡同改造为新北街的时候，拆除临街的房子后出现大片空地，也不知从哪儿飞来那么多蜻蜓在空地上集会，大有遮天蔽日的感觉。这下我们这些孩子可得理喽，放学后就跑到空地去捉蜻蜓，还比赛谁捉的多。按说蜻蜓是益虫不应该捉的，可我们为什么要捉？现在也想不出理由，只能用“发废”（调皮）来解释了。
　　我在东关公园还见过一种昆虫，像缩小了的蜻蜓，又像放大了的蚊子，但它比蚊子可漂亮得不知要有多少倍。常见的是通体一色的，其颜色有红的、橙的、绿的、蓝的等。尤以一种亮蓝色的最为抢眼。还有的带着花纹，五彩斑斓的花纹如同油漆画得一般，而且纹理和色彩千变万化，决不雷同。后来知道它叫豆娘，好像是一个美丽女子变的。至于为什么要变，就不知道了。
　　（2012年7月，我带外孙去北京嬉水湾玩儿的时候，就看到有的孩子捉到了大个的黑色的豆娘，觉得少见，赶紧拍了个照片。）
　　春天的时候，我还在东关公园见过刚出生的小刀螂。公园小河的两边长着很多大柳树，柳树下边是砖砌的护栏，从柳树上孵化出的小刀螂还没长翅膀，一离开嫩绿的柳丝就落在护栏上。我会顺着护栏寻找小刀螂，一发现就是一群，少则几只，多则十几只。这些小生灵可爱极了，身体绿得透明，像刚刚用水洗过。它们昂着头，翘着尾，东张西望，不停地打量着新鲜的世界。有的两只螳臂挥舞起来，像在演习武艺，有的身体一起一伏，像是发现了敌情。别看它们个小，跑起来可快了，东一个西一个地撒欢，像飞离了护栏一般。我小心地捧起一个，想和它亲近亲近，可它却不愿意，沿着我的手臂没命地逃，害得我怪痒痒的。
　　东关公园蝉也多。最早出现的蝉个头小，身上的花纹是褐色的，翅上有白色的斑点。据说这种蝉一叫，就该麦收了。
　　还有一种蝉在天热之后出现，叫声是：“知——了，知——了”，大概因为有了这样的叫声，蝉才有了“知了”的别名。可母亲却管它叫“叽了”，因为它的叫声听起来也像“叽了”。还有位姓程的小学同学说它叫“伏嘀儿”，因为它数伏后叫得欢，而且叫声像“伏嘀——儿”。我听了听，还确实有点儿像。
　　还有一种通体黑色，翅膀透明的大蝉，叫起来就是一个单音“嘶”。这种蝉虽然是直嗓子，但擅合唱，一个叫周围的就都叫。最奇怪的是，它们没有指挥，完全靠心有灵犀，就能叫得整齐划一，说叫都叫，说停都停。
　　那位姓程的同学总带我一起去东关公园粘蝉。他带的工具是洗好的面筋（为防止路上干了，把它泡在水瓶中）和一根长竹杆。我们在树下循声搜索，等发现落得较低的蝉后，他就揪一块面筋粘在竹杆的顶部，然后举起竹杆将面筋悄悄贴近蝉的脊背，等到非常接近时，他猛然一推，蝉就被粘住了。我们在蝉的惨叫声中，欢呼着把竹杆放倒，迅速将蝉捉住。它是很少能逃掉的。
　　另外，1962年我回老家时姥爷还教给我一种捉蝉的方法：把高粱秸剥开一头，将剥开的秸皮插入柳条编得圆环中，做成一个漏斗形的大口笼子，发现知了之后，把高粱秸举上去，将笼口冲着知了猛然一推，知了就落入笼中。它挣扎时抖动的翅膀就会卡入秸皮的缝隙之中，再也脱不了身。
　　听说，蝉是昆虫界的老寿星，它的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几年到十几年，才钻出地面。我们都管刚钻出地面的蝉叫“叽了猴”，它蜕下的皮是药材，叫蝉蜕，据说有散风除热的功效。
　　在夏天的雨后，胡同的孩子们还玩蜗牛。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玩蜗牛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大家齐声唱着：“牛儿，牛儿，先出来犄角，后出来头儿。先盖瓦罐，后盖楼儿。”曲调悠长肃穆，颇有和尚念经的韵味。唱的同时还拿着蜗牛在衣服上不停地画圆圈，犹如大仙们画符。在虔诚的期待中，蜗牛真得探出了头。它摇动着触角，试探着向外钻。全部钻出后，便拖着它那软软的躯体，背着自己的房子，不慌不忙地向前爬。我一直惊奇那首歌的招唤魔力，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孩子们拿着它在衣服上画圈，摩擦热了它的房子，它实在呆不下去，才被迫钻出来散热的。
　　雨后胡同积了水，还能见到一种可以站立在水面上的小虫，它有一个像树枝一样的细长身体，身前有两条短腿，身后有四条极细的长腿，就靠腿上那极小的爪，就能站在水面，并在水面跳跃前进。我们叫它“棒棒游”，后来知道学名叫宽黾蝽。
　　我还喜欢并养过蟋蟀，我们都管蟋蟀叫蛐蛐。由于这是一样很大的话题，就只能以后再谈了。

龙行天下

从小喜欢小昆虫，

林林总总多品种，

细细说来慢慢讲，

当年经历再现中。

清风修竹

　　         屋顶上的七星庙
　　                 ——岁月划痕之十一
　　在我搬入相府胡同4号院儿一两年之后，大概是1956年的时候，有胡同邻居告诉我们院儿的住户，老房东之所以全家搬走，是因为这个院儿闹鬼。
　　那时候我只有六七岁，对鬼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没有什么认识，就知道它非常可怕，所以我看到大人们神情紧张地悄悄谈论这件事，我也跟着紧张。
　　大人们似乎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件事，一点儿有关信息也不跟我们透露，不过我还是从胡同的大孩子嘴里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说，我们这个院子风水不好，院子地面南高北低，房子是南低北高，而且北房是三间，南房是两间，形成“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形，所以阴气很重。
　　还说老房东住的时候，北房西边的那间屋子夜里经常闹鬼，屋里的东西会自己移动，就像有人搬挪一般。一个大孩子还故作神秘地暗示，这间房子是因为出过什么事，才闹鬼的。
　　是什么事呢？我特想知道，可他就是不告诉我。他不但不告诉我，还装作鬼的样子吓唬我：“小心半夜鬼掐你。”
　　我还真的害怕了，一到晚上就提心吊胆，想象着鬼是个什么样子，会怎样来掐我。
　　我觉着鬼可能浑身长着长毛，尖嘴猴腮的，因为奶奶不让我晚上出去的理由就是：“外边有‘毛猴子’，抓小孩！”由于鬼和“毛猴子”都是令孩子恐惧的东西，我便觉得鬼和“毛猴子”是一类。
　　后来读鲁迅的书才知道，奶奶嘴里的“毛猴子”在北京叫“马虎子”，既不是动物也不是鬼而是人。鲁迅考证他应该是“麻祜”，即传说中隋炀帝时负责督造大运河的麻叔谋。因为传说他吃小孩，所以人们就用他的名字吓唬小孩。
　　另外，我还觉得鬼和“地魔”也是同类，因为奶奶不让我出去乱跑时，就会说村里在闹“地魔”。她说，“地魔”是个像小孩一样高的矬墩，没有头，也没有手脚，却会行走，专干害人的坏事。除了攻击家禽家畜，也伤害小孩，比如把小孩推入粪坑淹死之类。
　　再就是我会套用小人书里的形象，觉得鬼也可能与小人书里的妖怪长得差不多。
　　我弄不清鬼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注意了大人们的议论，他们再说这类话题时，我会偷偷地听。一次，我听到院里一个大人讲亲身经历，听得我是毛骨悚然。他说，一次，他住了一个小旅店，夜里想解手，便提着灯笼去了厕所。灯笼放在地上时怎么也放不稳，他左试右试终于找了个可放之处。方便完之后，再提灯笼时发现是个秃头鬼给它顶着灯笼。吓得他灯笼都没敢拿，就慌慌张张去找店家。店家不信，自己去了厕所。一会儿店家回来了，手里拿着灯笼，说什么都没看到，还让他再去看看。他说打死也不敢去了。
　　我们院也有个小厕所，一般白天我去胡同口的公厕，夜里多用它。自从听了这段亲历，我也是打死都不敢去了。
　　在院里的孩子中，我从来都充胆大的。可此事之后，我清楚自己心虚多了。怕黑，没灯的地方不敢去了，总是想象那地方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晚上去公厕，一溜儿小跑不敢回头，总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晚上即使有灯，都不敢一人独处，大人们串门可能剩下我一个人时，我会假装若无其事地悄悄跟随。
　　深夜醒了，有时我也会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凭空移动。我害怕看到，又渴望看到，但最终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院里不再出现这类事情，后来我找到了答案，原来是由于老房东请法师在南屋东侧的房顶上盖了一座镇鬼的小庙。
　　这也是我听胡同的邻居们说的。他们说，由于院里老是闹鬼，老房东就请了法师。这位法师姓字名谁已无从考据，但他应该是位道士，因为他尊的神是北斗七星君。他是不是保定解放时还存在的玉清观或洞阳宫的道士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法师的道行很高，一番观察之后就查清了作耗鬼祟的来历。但那鬼祟不是寻常鬼祟，凭法师的法力还没办法把它铲除，于是法师就请了他尊奉的北斗七星君来震慑鬼祟。他主持着在南屋顶上偏东的位置盖了个一米多高的小庙，用于星君们安身。小庙正冲着西边的那间北屋，星君们可以随时观察西边那间北屋的情况，感觉大体和监狱岗楼差不多。
　　小庙建成之后，院里还真的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怪异之事。但老房东可能在一直犯嘀咕，所以最终选择了不在此宅居住。
　　当初租房户就曾奇怪，房东为什么要把整个院儿都出租。后来知道了缘由，都骂房东隐瞒真相，坑人害人。可人们也只是背后议论，并没有人去当面质问，更没有人因此而搬走。一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房子越来越难找；二是人们并没有发现传说的那些异常。
　　老房东是否因此搬走不得而知，反正我是对此很犯嘀咕。北斗七星君哪是什么神？那是一等一的大神，怎么对付个鬼祟还得如此劳师动众？
　　而且我还听说，北斗七星君是七位大神的豪华组合，分别对应着北斗的七颗星星。其中有两颗是我听说过的，那就是文曲和武曲。好像《水浒传》曾提到，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出生后就哭起来没完，不仅把他爹真宗哭烦了，还把玉皇大帝也哭烦了。玉帝只好派太白金星来安抚。太白金星变了个老头儿见真宗，说有让孩子不哭的秘诀。老头儿见了孩子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孩子真的就不哭了。这八个字就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原来玉帝答应赤脚大仙，让文曲星和武曲星下凡辅佐仁宗。这文曲就是后来的包公，武曲就是大将狄青。
　　能给皇帝保河山的天上星宿大神，怎么还要集体坐班当看守才能镇住这么个不知名的小鬼？简直匪夷所思。我便怀疑这鬼祟不是一般角色，应该跟《西游记》的一些妖精一样，有着复杂的天上背景，所以七位大神也奈何它不得，只能看住它让它不闹事就行了。我因此担心，万一大神们有其它任务，不在小庙值班，那鬼祟趁机闹事怎么办？我还猜测老房东也是有这样的顾虑才搬走的。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后来小儿就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她躺在炕上昏睡，还发烧，不时惊醒。什么东西呢？大人们神神秘秘得不说。我问母亲，母亲含糊其词。现在想来可能是害怕再吓着我，故意不说。
　　天大黑了，小儿的母亲拿着小儿白天穿的上衣，在小儿白天玩过的地方，拉着长音大声地喊：“小－儿！回－家－吧！小－儿！回－家－吧！”还撑开衣服在犄角旮旯儿晃来晃去。
　　那声音可瘆人啦。母亲说是在叫魂。母亲说人有三魂七魄，吓掉一个都会闹病。还告诫我天黑了就不要再乱跑。
　　后来，小儿的病还真好了。当时觉得叫魂真灵。现在想来，他们也去了医院，叫魂起了多大作用，就很难说清了。
　　再后来，喜子也被吓着了，症状与小儿近似。喜子的母亲也叫了魂，可不管用，喜子照样昏睡不醒。喜子的母亲到处求人，终于求来了高招，叫“销劫儿”。
　　“销劫儿”的那天晚上，我母亲应邀现场学习，我也悄悄跟了去。
　　喜子的母亲找出一个茶碗，碗里装上黄米，反复摇晃，瓷实后细心刮平。再用一块布从上向下包裹，之后攥紧翻过来。然后提着这个碗在喜子的头上，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嘴里还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已记不得，现在猜想也应是叫魂一类的话吧。
　　转完后，打开包布，检查黄米缺失的情况。据喜子的母亲说，缺失得越多，说明病得越厉害。再根据情况，细心地把缺失的黄米补平。之后，重复在头上转的那个步骤，再次检查补齐……直至碗里的黄米在转完后一点不少为止。
　　喜子后来也好了，不过也吃了药。
　　小儿和喜子都被吓着，让我对北斗七星君有了意见，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值班呢？在你们眼皮底下出治安问题，这不是玩忽职守吗？生气之后我又释然了，人们一不烧香，二不上供，人家凭什么总义务劳动给你们看家护院？再说，连请他们的法师都不知去了哪儿？人家为什么要永远信守着这个承诺？
　　在小儿和喜子被吓着之后，我也有了怪异的体验。记得好像是在临近过年的时候。那天，不知为什么，吃完晚饭我就困了，不想玩儿只想睡觉。我躺到炕里边，母亲坐在炕边忙着做衣服。我盖了厚厚的被子，很快就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我能感到屋里那黄黄的灯光，母亲细小的动作，水壶烧水的声音。但眼前总是有一条极平极远的路，延伸啊延伸，无限地延伸，让我心烦意乱。终于有变化了，变成了堆满乱石的路，可我照样心烦。
　　我使劲地醒来，这一切终于消失。眼前是黄黄的灯光，埋头干活的母亲，我放心了，又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出现了，他右手臂伸得直直的，用食指狠狠地指着我，从极远处迅速向我接近，在指到我鼻尖时停下，我极为惊恐。他终于消失了，但又在极远处出现，又向我指来……我再次使劲醒来，又再次昏昏入睡。那条极平的路又出现了，一个人翻着跟头由远而近。我感到那个人就是我。我虽然依然烦躁，但有了因飘浮而解脱的感觉，终于可以松弛一下了，我入睡了。
　　这种令人烦躁的感觉在我小时候曾多次出现。有时出现了，还要反复多次才能入睡。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把这种感受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母亲，我只是默默地强忍下来。当然后来我也好了，一般连医院都不去。那时家里根本没有体温计，是不是真的在发烧，已无法确定。但以我现在的经验看，应该是的。
　　后来，大概是1959年的夏天，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还真在院里看到了一个怪东西。那时我们对面小东屋的住户搬走了，母亲让我搬进去住。当时天热，木格子窗户只糊了下半截。我在尿盆解手后，站在炕上随意向外一望，不由惊呆了——只见南房上一个圆柱状的灰黑色的东西，快速地向北移动，移动到接近西屋和北屋的夹道时，两房间出现了一个灰黑色的桥，那东西没作一点停留，匀速地过桥移动到北房。
　　我再不敢看下去，赶紧躺下，一动不动，眼也不敢睁。那东西没有大人高，没胳膊没腿，会是什么？别是地魔吧？我紧张得觉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夜间所见告诉了母亲。母亲好像并不惊奇，只是平淡地说，“没事，那是‘眼离’。是你眼的事儿，没东西。”
　　我想想也有可能，那东西好像是在随着我的视线而移动，说不定是我睡眼惺忪，眼前出现了一个东西，我看那儿，他就在那儿。可那个桥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想不明白。
　　孩子们受了惊吓，大人们都不求北斗七星君，那个小庙也就没人关注了，不过我倒是上房零距离地接触过小庙。
　　1964年我上初二的时候，学校组织课外活动，我迷上了无线电。最初做的是矿石收音机，需要在高处绑天线。我踅摸了半天，发现唯有南屋屋顶上的小庙可用，便上房把天线绑在了小庙上。我还顺便细细地看了看小庙，小庙用斗砖砌成，镶嵌在里边的是一块磨过的砖，上面刻着工整的楷体字“北斗七星君”。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批斗“牛鬼蛇神”，连庙里的真和尚真道士都威风扫地，房顶上的星君们就更没人理会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南屋的屋顶总漏雨，房管所修补了几次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得铲掉旧灰皮重抹，这个小庙也和旧灰皮一起被铲掉了。
　　自此鬼祟和小庙的事也就被人们淡忘了。直到一直住在西边那间北屋的王大娘病了，才有人又重提此事。王大娘病之前，一直在此屋居住的王大娘的孙女也病了，是癫痫。有人便悄悄地说，都是拆小庙拆的，如果有那个小庙镇着，没准她们祖孙俩还得不了病呢。
　　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患病，硬把它与小庙联系到一起，感觉有些牵强。
　　再后来，别说小庙，就连小院儿都拆没了。估计最高兴的是北斗七星君，他们再也不用为小院儿的安危操心劳神了。
　　

龙行天下

听到大人说鬼神，

方知小庙在房顶，

儿时记忆零星在，

镇邪助手七星君。

清风修竹

　　              清和园澡堂
　　                ——岁月划痕之十二
　　由于我们相府胡同的公共厕所最初只有男厕，没有女厕，各院一般都建有一个小厕所，以供女人们方便。我们院的小厕所就在南房和西房的夹角处。那时院里的厕所与公厕一样，就是埋个大缸当便坑，所以非常不卫生，不但招来苍蝇，还散发着臭味。尤其是进城农民来清掏的时候，臭味尤烈。而且他们的清掏时间不定，有时赶上我们吃饭，他们也若无其事地挑着粪担在饭桌中穿行。
　　那时住杂院的人还特愿在院里吃饭，只要天不太冷，家家都把饭桌摆在院中，围着自家饭桌就餐。大家都不在乎隐私，好像很喜欢这种可以互相观望的氛围，常常是一家改善四邻香。这么好的吃饭场面，一旦赶上农民来清掏，就遭殃了，不怕麻烦的要手忙脚乱地转移，怕麻烦的就只能坚持着享受粪便的臭味了。
　　虽然我们对农民的这种做法很不满，但也不敢抗议。因为他们是义务清掏，不收费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模范，他们的清掏是为了获得上等肥料。据说，政府为了防止农民无序争抢这种免费资源，还给郊区各村划分了“势力范围”，他们只能在自己规定的地段清掏。可他们一旦因故不能及时收走他们的资源，比如忙于麦收、秋收，我们就会更为遭殃，大便溢出便坑，臭气弥漫全院。更麻烦的是女人无处去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肆无忌惮，只能忍气吞声。
　　院里的厕所，虽然没有规定女人专用，但因胡同口有公厕，男人们往往不用院里的厕所，当然小孩儿可以例外。可我自从听了“鬼顶灯”的故事之后，就只去公厕，因为那里经常有人。
　　公厕离我们家比较远，一内急我就得跑。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清和园澡堂，那儿上坡就到，而且全天候有人。
　　清和园澡堂进门是个影壁，东拐是一个大院，大院的南北东三面都是直接相通的平房，房子面向院子的这面都是到顶的玻璃窗，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光着屁股的人。
　　这个澡堂只有男部，女人不能进。后来听澡堂的人说，日本鬼子占领保定时，日本女人就敢明目张胆地到这里来洗澡，澡堂的人不敢管。洗澡的男人们都尽量避开她，只有胆大的才敢跟她一起洗。人们一开始以为是日本鬼子仗势欺人，后来听说日本女人在她们自己国家也是这样洗。她们感觉不让女人进来才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也是听澡堂的人说的。不知是不是当时的保定人仇恨日本人才故意这么编派的。
　　在澡堂大院的西北角有一个门，门里是一个大院，院里堆满了烧水用的煤。在这个院的西部有一个只有棚子没有门的厕所。这里只有两个蹲坑，但这就足够我用了。棚子边上有小便用的坑，但我从痕迹可以看出，人们都在进门处的煤堆上方便，我自然也就服从了多数。
　　最开始我来这里解手，澡堂的人还会干预，后来知道我是下坡邻居的孩子，也就任我方便了。
　　澡堂营业到很晚，这对我十分有利，因为晚上我更不愿去胡同口上的公厕。更让人欣喜的是澡堂后院里的灯总是亮着，可以为我壮胆。
　　后来我听说，解放前这个澡堂也闹过鬼。先是一个伙计因为什么原因上吊自杀，不久便传出晚上闹鬼的事。再后来还真有一个伙计被吓死。那个伙计死在了澡堂的大穿衣镜前，嘴里吐着长长的舌头——不过是假的，据分析是他自己装上的。深更半夜，他装上假舌头要干什么呢？可能是想吓吓别人。人们猜测，有可能最初的闹鬼就是他在装神弄鬼。他为什么这么干？人们说他就爱搞恶作剧，还总充大胆。那他怎么会被吓死？有人说是前边自杀的那个人生气了，来找他算账。也有人分析，是他走到穿衣镜前，看到了里边那个自己装的鬼，自己吓死了自己。
　　虽然说的是陈年旧事，但我还是害了怕，不但不敢去澡堂解手，而且夜里也不敢看镜子，怕里边真的出来个什么鬼东西。至今我对夜间看镜子都心存忌惮。
　　不过，跑公厕实在是不方便，最终我还是壮着胆又去了澡堂。澡堂后院的灯由一个陶瓷外壳的开关控制，有时他们没人打开，我去方便时就会打开。后来开关上的那个上下扳动小疙瘩掉了，还总没人修。这让我大为不满，可又不敢去找他们理论。便找了一颗小铁钉，准备插在开关上替代那个掉了的小疙瘩。
　　那晚，我兴冲冲到了澡堂后院，伸手便把铁钉插了进去，我还没来及扳动，就觉得有人重重在我胳膊肘上打了一拳，打得我倒退几步，几乎要倒在地上。我惊恐地环顾四周，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有鬼！我吓得尿都没了，一溜烟跑回家。
　　后来，我把此事告诉大些的孩子，说澡堂有鬼。他们都笑我没知识，不知那是被电着了。以后我上了学，了解了电的知识，才知道当时是很危险的。
　　这是我生命历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涉及生死的危险。
　　由于离着近，我自搬到相府胡同，就一直在这个澡堂洗澡。洗一次好像是两角钱。在进门处的小柜台交钱买了牌儿，收钱的人就会喊：“一位！”马上就有人过来收你的牌儿，并给你安排铺位。
　　澡堂铺位的设置，很像火车车箱里旅客座位的格局，房子两边是铺位，铺位中间是通道。两个铺位是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有一米高的木板相隔。单个铺位就是一张单人床，单元内的两个铺位之间，像火车一样也有一张小桌。客人洗完澡可以要壶茶，茶壶茶碗就放在这小桌上。
　　服务人员带你找到空闲的座位，你就可以脱衣了。脱下的衣服可以放在铺位下边的箱子里，这样你的东西会更安全些。因为就发生过有人来时穿身破烂，走时故意穿走别人的好衣服。如果衣袋里还有钱，那他会更高兴。不过我从不在乎，都是把衣服往铺位上一扔，就直奔浴室。
　　去浴室可以穿澡堂准备的木底趿拉板儿，也可自带拖鞋，但那时候很少有人这样做，人们并不在乎被传染上脚气。文明人还会用铺位上提前准备好的浴巾，围上下身，到浴室口再解下来放在筐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嫌麻烦。在浴室入口处有人会发给你一条热毛巾，是从蒸锅里拿出来的，可以放心使用。当然，自带毛巾澡堂的人也不反对。
　　浴室里有凉、温、热三个泡澡的大浴池，另外就是一排装在墙上的洗脸盆。来洗澡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分别进入这三个大水池。水池四周有一圈儿可以坐的台阶，新进去的人会找个地方坐下来。人多时，有人会主动挤一挤给你空出个地方。
　　像我这样的小孩儿一般洗凉水，老头们一般会洗热水，多数人选择温水，所以温水池里总是人最多。在池里泡够的人会玩命似地搓泥，顿时，他周围的水面就会出现一层泥卷。人们都是这样的洗法，池里的水到不了中午，就已浑浊得难以看到自己的身体。那时人们没有条件在家洗澡，洗澡只能去澡堂，所以并没有人抱怨澡堂的卫生条件不好。
　　澡堂门口虽然也有标牌提示：皮肤病患者禁止入内，但服务员并不检查。有一年春节前我去澡堂洗澡，回来腿上就长了癣，抹了一阵水杨酸软膏才好的。王大娘的孙子小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是有一年春节前去洗澡，把脚给感染了，后来还化了脓，只好去医院。医生给他实施剜除手术，还处理得不好，竟然影响了脚的功能，走路都有点儿别扭了。
　　春节前人们都想讲讲卫生，可这时候去澡堂洗澡，池子里跟人粥似的，满池子病毒细菌，是越洗越不卫生，所以此后我尽量不在春节前那几天去洗澡。
　　澡堂没有淋浴，人们只能在洗脸盆里洗头，人多时排队不说，还没有热水，洗头的热水要从热水池中去取。而热水池虽热得我连手都不敢伸进去，可硬是有老头敢在里边洗澡。取水的人对此并不介意，照样用里边的水洗头。
　　有的人洗完澡，并不告辞，还要睡上一大觉。我是没有这样嗜好，洗完就走。
　　由于经常出入澡堂，很快就熟悉了里边的情况。澡堂里除了一般服务人员，还有搓澡工，不过全部是男的，没有异性服务。要想搓澡还得另外付费，我没有搓过，也不知要多少钱。还有修脚工，也是男的。顾客在躺椅上一躺，把脚在支架上一放，修脚工就可以把着脚丫子操作了。他用锋利的修脚刀，修指甲，片脚垫，挖鸡眼，感觉不像在修脚，倒像在雕刻什么艺术品。我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此项服务。
　　服务人员中，有一个高高胖胖的人，人们都叫他“老拧”。可感觉他并不像很“拧”的人，也可能是他姓“宁”吧。
　　还是一个装了一只假眼的人，人们说那只白浊的假眼是狗眼，不知是真是假。这个装了假眼的人总从澡堂里边的一个小门向外背炉灰。他背灰的工具是一种单肩背筐。他弓着腰把炉灰倒到澡堂院子的角院，再把煤背到那个小门里边，一趟又一趟。
　　那个小门有向上的台阶，里边有什么？我很好奇。一次洗澡时，我的座位正好就在小门边上，我趁门开的机会蹬上台阶，向里边张望。原来里边竟然是一条深沟，沟的一侧是一排炉膛，炉膛里都炉火通红。我猜测这里是澡堂烧水的地方，并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炉膛就在我们洗澡的池子的下方。以后洗澡我总是嘀咕，池底千万别烧漏了，让我落到炉膛里。
　　清和园澡堂的西边，也就是我们门口上坡的拐角处，有一个向南开门的小院。是相府胡同10号，印象里它和澡堂共用这个门牌号。院里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一个叫小五儿，一个叫小六儿，一个比我小的孩子，叫小七儿。
　　后来知道，他们是清和园老板的孩子。老板姓刘，娶了两个媳妇。大媳妇生了四个孩子，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二媳妇生了三个个孩子，就是我们上坡的小五儿、小六儿、小七儿（后来又有了小八儿）。
　　老板有时住在二媳妇这儿，我偶尔能碰到他，是一个胖老头。小五的妈妈虽有些驼背，但很白，也比老板年轻。
　　后来，保定时兴公私合营，清和园澡堂也紧跟运动浪潮，刘老板就不再是澡堂的老板了。
　　我很想跟小五儿、小六儿玩，尤其是小五儿，听说他很会画画。但我不知怎么和他接近，他也从来不注意我，好像我并不存在。小六儿则喜欢练武。学武功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也总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他。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他们家了，因为小七儿大了，我可以去找他玩儿。
　　他们家的院子不大，房子也只有一间西屋，虽然面积不小，但很矮，地面很低。房砖也不齐整，有大有小，感觉好像是用澡堂的建筑余料盖的。屋里光线不好，什么时间进去都黑咕隆咚的。还很阴湿，地面总是灰黑的深色。里边的家具都是旧式的，应该已用了很长的时间。梳妆台上的镜子，个别地方的水银已经变色，但上边有西洋磨花儿图案，让人感觉到它曾经是时尚物件。
　　大概在60年代的某一年，刘老板出门时跌了一跤，竟摔得昏迷不醒。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可他住院之后再没有回来，听说是死于脑溢血。
　　那时我对小五儿特崇拜，因为我喜欢画画，小五儿画画好，就成了我的偶像。小七儿曾跟我讲过他哥哥去西藏采风的事，还说了好多他哥哥的西藏奇遇，让我觉得新奇得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还看到小五儿在街上画两三房高的毛主席画像，画得跟画报上的一模一样。
　　我一直想找机会接近他，可是后来他们搬走了，搬到哪儿不知道。
　　搬走的原因是澡堂和他们家都成了危房。这些房子拆除后，那儿成了空地，有一角儿还竟然通到了枣儿胡同。枣儿胡同的孩子来空地玩儿时欺负我弟弟，我还因此跟他们打过一架。
　　1969年我去兵团时，那儿还是空地儿，1971年我借开会机会探家时那儿竟然冒出一个大院。一问母亲，原来是专为有钱有势的人盖的，里边住的大大小小都是官儿，还全是外来户，没有我们胡同的一个人。
　　大概在90年代中期，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才重新见到小七儿，他是来投稿的。他在保定一个大厂的宣传部门工作，负责摄影，要在报纸上刊登照片。
　　他说，他哥哥（小五儿）在经营书画社，他妹妹在搞装裱。
　　后来得知，他哥哥是保定市人民艺术社社长，兼保定艺苑院长，兼保定市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他是保定市摄影家协会理事。他妹妹是保定知名的装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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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大院一旁有澡堂，

当年情景记心上，

老板几个小孩子，

居然长大也知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