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初一(8)班是个团结的集体,尽管它从未受到学校的垂青。
然而好景不长,初一下学期,学校让政治教研组长夏琬兰取代武老师出任我们的班主任,试图彻底改变我们班的现状。
夏琬兰是根正苗红左得出奇的现役军官家属。上任伊始,便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搜集登记全班同学的家庭出身和背景资料,以此决定对待不同学生的不同嘴脸,毫无半点掩饰。
此人不余遗力推行极左的“阶级路线”,戴着有色眼镜评价学生,根据“家庭出身”的好坏决定对学生的好恶,我不幸成为她推行“阶级路线”的牺牲品之一。
当我有幸在同学们民主测评时高票通过,获取三好学生资格时,却生生被她“集中”删掉。
令夏琬兰始料不及的是,我们班的顽主根本不吃她那一套,不论出身好坏一律不买她的账。以前他们仅仅逃不喜欢的课,如今干脆来个老王不会面——逃学,让她干瞪眼。
夏琬兰的班主任工作以失败告终,灰溜溜回到她的教研组。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升上初二年级。原初一(8)班被学校撤掉,升级的同学与原初一(5)班的同学合并组成初二(7)班。班主任是和蔼可亲待人如姊的王崇安老师,整个上学期师生关系融洽,彼此相安无事。
初二下学期,王老师受学校派遣带领首批(六四届)下乡同学到市郊插队落户,我们班不幸又落到夏琬兰手中。此人故伎重演,而且变本加厉,于是班级管理又回到一年前的老样。
初二(7)班半年后彻底瓦解,全班同学除留级的以外全部打散分配到初三年级的七个班里。
我被分到初三(7)班,依然躲不开政治老师夏琬兰的歧视和刻意刁难。初三上学期期中考试时,作文和政治试题碰巧出现相同的内容:举例论述“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的作文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并作为范文在班上点评;而相同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在夏琬兰老师的评判下却勉强及格,此人的心智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无厘头的歧视让我对政治厌恶之极唯恐避之不远。
此时该班同学除我之外全部是共青团员和入团申请人。为了达到全班一片红的目的,团支部书记、委员及团员中我的好友轮番找我谈话,愿意做我的入团介绍人,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均被我婉转谢绝,成为他们的遗憾。
每当课余时间老师宣布“团员和申请人留下开会”时,只有我独自收拾书包起身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教室扬长而去,毫无半点愧色。
出于同一原因,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和派别,成为地地道道的逍遥派,成天到南明河钓鱼打发时光,直到下乡。
……
如今回到学校,一切似乎既熟悉又陌生,我居然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教室,看不到熟悉的老师,昔日的同学也都毫无踪影。
教学楼仿佛爬不到顶,好不容易进了教室却找不到座位,四周全是陌生的面孔。慌乱中总算在墙角找到个空位坐下,陌生的老师就开始在黑板上出题测验。
黑板上那一串串莫名其妙的代数式让我一下子傻了眼,宛如天书一般令我内急,狼狈不堪……
“老王!老王!出工了!”
有人一边高声叫喊一边用力拍打我的门,将我一下惊醒。
见我一脑门子的汗水,世枚惊奇的瞪大眼睛:“你困午觉做噩梦了么?”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惘然若失。赶紧胡乱擦把脸扛了锄头跟着他上山……
知青岁月,我不止一次做同一个梦,梦回母校,梦回课堂。学殇——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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