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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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这二十三位同志被枪毙后，足足有两天没有一个人讲话。整个监狱静得连掉下一枚针的声音也听得见，大家连一口饭也吃不进。在那里坐牢的同志，一提到这事，还有说不出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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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24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王振南“军法司司长”的顶子。两个月后，王振南又在自己的罪行录上大书一笔。1931年4月27日，叛徒顾顺章出卖了当时已被捕入狱但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和《中国青年》杂志创始人之一恽代英（化名王作霖）。28日，王振南手持恽代英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任教官时的照片，亲赴伪“中央军人监狱”指认恽代英，许以高官厚禄，劝诱恽代英背叛革命，受到严词痛斥，王振南向蒋介石报告后，蒋介石当即下达了杀害恽代英的手令。29日，恽代英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唱国际悲歌，怒斥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屠杀人民群众，已成为历史罪人，国民党反动政权也难逃灭亡的命运。临场监斩的王振南见状，暴跳如雷，急令开枪，又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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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土匪出身的奉系“胡帅”张作霖，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悍然践踏国际公法，派军警搜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建筑，破坏了当时正在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兵营中的国共两党北方组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6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员不幸被捕。在狱中，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横眉冷对，奋勇抗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最后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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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9日《晨报》），张宗昌急电张作霖：“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青年党头子曾琦无耻地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指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何丰林为主席法官，颜文海、王振南等为法官，于上午11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仅70分钟的“法律”过场后，即于12时10分判处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死刑。12时30分以6辆警车将李大钊等押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由奉军宪兵队营长高继武（以后下落不明）监斩，血腥的屠杀自下午2时起一直持续至5时。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李大钊和其他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李大钊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连续受刑3次达40分钟，“神色不变，从容就死”（1927年4月29日《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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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位烈士中的唯一女性、国民党左派妇女领导人张挹兰最后一个就义。当她在暮色中走向绞架时，敌人犹存幻想，对她说：“现在还来得及，他们都死了，没人知道”，张挹兰一言不发，继续前行，站在绞架下大喝一声：“行刑吧！”在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时，20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距38周岁尚有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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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终必覆灭”，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迎来了李大钊预言的“青春中国”。在胜利的时刻，党和人民更加怀念用鲜血和生命开辟道路的李大钊等无数革命先烈，誓言为烈士报仇雪恨。党中央决定将李大钊被害案作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指定彭真和罗瑞卿负责查办。罗瑞卿在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中央国家各机关、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中指出：“运动查出了十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已经混入党内的有五千多名，混入共青团内的有三千多名。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刽子手，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就查出了二百二十多名，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同志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学习》杂志195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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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中国成立时距李大钊等被害已22年，奉系军阀覆灭后，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们纷纷投靠蒋介石，继续为非作歹，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中一些人又卖身日寇沦为民族败类，对祖国和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知罪不容诛，纷纷化名隐匿。茫茫人海，何处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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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镇压反革命、给先烈复仇。新中国公安人员以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侦破，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提供线索。经过周密侦察，在北京居民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吴博斋”的人，经反复核实，“吴博斋”真名吴郁文，曾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正是“四六”大逮捕的主犯，以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了张作霖的“文虎勋章”。奉系军阀覆灭后，吴郁文又任蒋军中央宪兵教导总队上校总队副等职，参与镇压“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在华北汉奸伪政权中历任“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侦缉总队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长”等职，继续反共反人民20余年。侦查确定后，于1951年6月20日缉拿归案，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鉴于他在被捕时已身患重病，经批准判处死刑后不予执行，继续治疗，1953年6月17日病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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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郁文落网的10天之前，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打开信封，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映入眼帘：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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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如此十万火急要案，北京市公安局岂能怠慢，当天便紧急上报彭真、罗瑞卿和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原中共辽阳县委书记、与李兆麟同为辽阳第24路义勇军主要领导人），遵照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严密查询“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