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除了“没情趣”，起初萧红对她的未婚夫汪恩甲并无特别的恶感。她一度跟他通信、为他织毛衣。汪父去世，她曾以未过门的儿媳身份穿重孝，得到200块钱赏钱。发现汪吸大烟，萧红的态度激变。为退婚，她曾被家人软禁七八个月，痛打责骂，几次出逃，几次流落街头，孤身一人，冻馁慌张，被路边的洋车夫当成暗娼嘲笑：“冻得活像个他*的小鸡样……”她想过去工厂做工，或者缝穷挣钱，但都没有实现。最后不得不投奔汪恩甲。
    汪恩甲是一个谜。季红真认为他和马占山旗下的陆军少将王廷兰有亲戚甚至血缘关系。九一八之后，王廷兰被马占山派往齐齐哈尔，与国联李顿调查团会面，被日本特务抓到殉国。与王廷兰有关的人很可能受到牵连。另一种解释也有道理：汪恩甲是一个新旧交替中的小知识分子。萧红几次出逃被汪家视为伤风败俗。在爱情和家族尊严的撕扯中，汪恩甲选择了就地蒸发，弃萧红于东兴顺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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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天，大雨连下27天，哈尔滨泡在了水里。23.8万人受灾（当时哈尔滨人口38万），大雨过后，两万多人丧生。
    萧红困在哈尔滨大水中的那个夏天，曹禺和友人在山西、内蒙一带旅行，亲见妓女被关在牢笼里，“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来，招徕嫖客。”这件事刺痛22岁的曹禺，“情感上逼得你不写不行”。1936年，曹禺写出《日出》，回应的是鲁迅在1925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以曹禺的经历作参照系，萧红的逃离也许并不像电影表现得那么浪漫——一个文艺女青年披着长发、抽着烟，她推开一扇窗，纵身一跃，跳进一只路过的小船（许鞍华《黄金时代》）；她的爱人驾着诺亚方舟前来搭救（霍建起《萧红》）。恰恰相反，萧红出逃是乱世里的仓皇和偶然，是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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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怎么避孕怎么生孩子
     把镜头再推远一点。1932年哈尔滨的大水又算什么？历史学者杨奎松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里写道：从1927年到1930年，动用兵力总数达到10万人以上的各种内战有20次左右，从1928年到1934年，各种水旱灾害遍及全国，灾民数千万，全国因饥饿而死的难民将近700万。
     所谓乱世，人的生命、阅历都被急剧压缩。当萧红说“成千上万的孩子死了”，那不是假话。一个亲眼见过成片死亡的人，跟我们从纸上阅读乱世的人对生死的判断，会不一样。男人无力承担时代的苦闷抛弃女人，女人生存都成问题。舍弃孩子，这是乱世的残酷真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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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考的人会接着问：就算萧红第一次弃子情有可原，第二次呢？既然她并不喜欢孩子，为什么一生再生？
     查孙沐寒著《中国计划生育史稿》，1930年2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节育指导所“北平妇婴保健会”。从1930年3月到1933年2月，“保健会”每周开诊一次；1933年3月到1935年2月，每周开诊两次。接受节育者以教育、学术界人士居多，其次为行政公务人员，一般民众的比例极小。在1933年之前，节育方法有两种：子宫帽和子宫塞。子宫帽售价大洋八角，子宫塞价格低廉，但需用市场上买的醋浸泡，而醋的质量不一，避孕效果没有保障。1933年之后，避孕手段进阶为金鸡纳霜和被称作“如意袋”的避孕套。节育指导机构曾商请上海的工厂生产节育用品，但由于避孕药具量小而价高，一般人用不起。
    李开周在《蜗居于上海三十年代》中援引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计月报》：1930年第一季度，上海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0.6%。迫于生活成本，全市超过45%的育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孩子。可见当时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不止萧红，而避孕手段相当有限。
    萧红和丁玲在一起，她曾有机会成为“左翼的旗帜”，但最终决定远离政治，“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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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秋,萧红生孩子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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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走”和 “安安静静写东西”

   

   历史学者王奇声在《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分析国共两党党员构成说，升学就业无

门，“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使他们（青年）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乃至带有乌

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

   

  萧红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成为左翼的旗帜。电影《黄金时代》

中，诗人聂绀弩启发深陷感情泥沼的萧红：你是《商市街》和《生死场》的作者，你

应该往上走。可是萧红说，我对政治十分外行，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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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里，萧红说她没有朋友，她的朋友都是萧军的朋友，他们都是“萧军党”。也是在这部电影中，鲁迅和二萧第一次见面，谈的主要话题是“左翼”的内斗，有人在左右之间投机。
    萧红或许没有鲁迅的洞察力，她对“组织”的逃避近乎本能。你记得她这样描写老家的后花园：“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都不结，一朵花都不开，也没有人去问它……”
    人们说萧红天真。这就是她的天真之处：在一个国难当头、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她想迈开天足，按照天性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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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黄金时代》，有些观众不满足：为什么电影里看不到萧红的作品和她的时代？为什么演到文化人的交往都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编剧李樯的表达很漂亮：“人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流逝的……你窗边革命洪流过去的时候，可能你正在剥一颗鸡蛋。”
    在《黄金时代》里，萧红和时代的关系是简单并置的。这无可厚非：一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容量有限；艺术家可以裁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素材，突出一些，淡化一些。
    有趣的是，责问创作者为什么把萧红从她的时代中剥离的观众，在解读萧红的时候，第二次脱离历史语境。于是，“二”、“贱”之类的神评出现了。
    事实上，理解萧红必须回到她的时代，尽管这样做老套、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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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把萧红放回她的时代，又会觉得很尴尬。中国的历史是政治史。社会史、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在大众媒体上流行的同时，在不久之前，还被精英史学界视为末流。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面对的要么是碎片要么是空白。
    萧红是幸运的，她身后有七十多本传记。其中用力最深者，收集梳理散见各处的萧红亲友的访谈，极富史料价值。然而，再精细的传记都会留下真空地带，尤其当我们希望在传主的“自历史”之外，在历史长河中为她/他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坐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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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苦闷加诸一个女子身上是怎样的情形？娜拉们出走之后，都是怎么办的？乱世当中，女人们如何安放自己的情感和身体？除了死亡，战争带给中国家庭的离心力有多大？
   在历史的亮光照不到的地方。要求人们有历史的同情，实在是强人所难。
   好在，历史亮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文学。如果我们选取一个稍微有些纵深的参照系，大概不会得出萧红二或贱的结论。就算我们只盯着萧红的绯闻，我们何妨自问：我们是否走出了萧红式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