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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一位孤独的老知青 (知青纪实文学)
付晓峰
去年一个早晨,我到家门口附近的小公园散步,我常看到一位白发瘦高的老人独自直楞楞地站在墙角逗留半天,一直默默无言。一次,我又询问几位熟人,他们告诉我,多少年来,这位老人到公园没有与别人交流过,大家没有听过他说过一句话,大家在背后说他是一个怪老头。这个沉默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种好奇的心里驱使我走近了这位老人。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小公园的一个角落遇到了他,我主动地走过去与他打招呼:“老人家,您好!”只见他瞪着一双大眼,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我,迟迟没有吱声,让我感觉到很尴尬。但我没有离去,我又一次地鼓起勇气微笑地对他说:“老人家,您好!您每天早晨来公园走走?”他还是没有言语,我彻底失望了,我正要转身离去,只听见后面甩出一句话:“我没有听错吧?是您与我讲话?我的耳朵和眼睛不好使了”“是的,老人家,是我与您说话”。我很认真地回复。此时此刻,我欣喜万分,这位孤独的老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就这样我与这位老人认识了,我走近了他,才发现他那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副很严肃的没有表情面孔。那天经我的热情友好的主动下,他竟很吃力地用一口生硬的湖北方言对我说:“这十多年来,你是这个小公园里第一个与我说话的人。”我听罢感慨万千,是的,在这十多年来,这位老人在这个小公园竟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是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对于这位孤独的老人,我应多陪他说说话,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事。
几次见面,拉近了我与这位老人的距离。每次到公园遇到他,我都是主动地向他打招呼。他似乎感觉到我的善意和友好,于是这位孤独的老人向我敞开了封闭与沉寂多年的心扉的大门,向我讲述了他的人生。
他叫杨义兵,今年79岁。他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7师5团12连的一位普通的老兵。1962年,25岁的杨义兵怀着对新生活美好的憧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湖北老家赴新疆支边。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三年学。那是一个火红的生气勃勃的年代,新疆建设兵团乃是一座红色的大熔炉,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知识青年充满着奋发向上的朝气。杨义兵虽然文化水平低,但他有一个壮实的身板,平常他不善言语,连长很喜欢这位来自齐岳山下的乡村的朴实勤快的小伙子,认为他是一棵好苗子,为此连长分配他当了一名铁匠。60年代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杨义兵出身好,工作又吃苦能干,年年被评为连队的五好战士。就这样,杨义兵象一棵胡杨扎根在戈壁滩上,在风沙暴雪中茁壮成长。
1964年,12连来了一批支边知青。其中有一个漂亮活泼的天津姑娘——16岁的刘晓兰,她能歌善舞,是连队的活跃人物。那时候,连里好多男知青追求她,可谁能想到,这位漂亮有文化的大城市姑娘偏偏地爱上了比她大十岁的只读三年学的湖北大哥——杨义兵。刘晓兰出身富商家庭,当时作为资本家的子女的她很有些自卑,倒是这位有技术并出身贫农家庭的朴实憨厚的杨义兵铁匠成了她一生所依靠和能为她遮风挡雨的大树。那时候爱情很简单,老实腼腆的杨义兵也想不到爱情来的这样快?大城市的姑娘竟能爱上他这个农村人?于是在夜晚,他俩在常到连队营房外的胡杨林里约会,他俩恋爱了。一时,在连队流传着一段湖北铁匠哥哥与天津小妹妹的浪漫爱情故事。
2年后,杨义兵与刘晓兰结为秦晋之好。接着渐渐地他们夫妇有了三个娃,二个女娃,一个男娃。结婚后,由于文化水平和性格的差异,他们夫妇之间慢慢地出现了矛盾,三天二头两人发生口角,他们夫妇一直过着争争吵吵的日子。
1979年,华夏大地刮起了知青大返城的风暴。新疆建设兵团的大部分知青都开始蠢蠢欲动,通过病退、困退等形式办理回城。刘晓兰不愿放弃这次回城的机会,她毅然和丈夫杨义兵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天津。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娃回到娘家,过着多么艰难的日子,真是不易啊!独身的杨义兵继续扎根在新疆建设兵团的这块土地,他节衣缩食,每月将积攒的钱寄给他的三个娃娃,供他们上学。几乎每天夜晚,他遥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思念着远在北方那座大城市的三个娃娃……杨义兵独自又在戈壁滩的风雨中守望了17个春秋,直到1996年到了60岁退休年龄,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已扎根34载的天山脚下的戈壁滩,奔赴到天津这一座繁华而又陌生的大都市来投奔三个娃娃。
杨义兵来到津门与儿女团聚,结束了他在新疆兵团的漂泊生涯。刚回来的他,对新生活又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可等待他的是晓兰的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茫然了!也许他这棵胡杨树永远属于千里的戈壁滩?那时候他心里有重返新疆兵团的念头,但最后他还是被对三个娃娃的真情地牵挂而留下来,只能无奈地在异乡苟且偷生。杨义兵把每月新疆兵团寄来的2千多元工资全部交给晓兰,他没有啥花销,他不看报,不上网,甚至他还没有手机,他确实把一切看的很淡。三个儿女也逐渐都成家立业,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他们之间不说话不交流,属于冷战状态停火局面。杨义兵记得他刚回来一次开口说话,就立刻遭到了刘晓兰的破口大骂:“这辈子,我算瞎了眼,找了你这个土包子,我们俩没有嘛话可说的……”打那以后,杨义兵在家里不开口说话了,在外面也不言语了,他给自己的嘴吧上了一把锁。
我关注到杨义兵老人家磕磕巴巴很吃力地给我讲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患上生理性的失语症。我对他说:“您在回来的19年没有说话,您的发音区域全部枯竭,这样就导致生理上的失语症。”他含泪很吃力对我说:“我在白兰家,不允许我说话,也就说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忍耐和沉默,需要填饱肚子,我还能够活几年。”我问他:“您可以到儿女家生活?”他苦笑地说:“现在的青年人都爱清静,我更不能给他们添麻烦了,他们也管不了我们的事,有时候我到女儿家吃一顿饭就回来了。”我告诉他:“我也在内蒙兵团呆过,我们都是兵团战友,我们日后多交流吧。”老人家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好!我们是兵团战友,你是个好人,几次都来主动地找我说话。”
那天早晨在小公园,我与杨义兵聊了很多很多,我感觉到他老人家也爱说话了,尽管他说话还很吃力。他还向我讲述了几年前他回了一趟新疆的情景,特别是他与连队30多位老战友重逢的难忘的场面使他激动流泪了,离别时,他又到连队营房外的胡杨林走走,他又不禁回忆起已逝去的那一段苍凉又温暖的青春岁月,他轻轻地抚摸着那棵苍老的胡杨树干,他又一次地落泪了…….说到赴新疆之行,他那苍老皱纹的脸上舒展开了,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不知不觉地我们聊了一上午,我该回家了,走出很远很远,我又回头望着公园角落寒风中的杨义兵那苍老的身影,他仿佛是挺立在寒冬里一棵顽强而孤独的胡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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