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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炮六十二师援越抗美纪实（一）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阮文绍反动政权的垮台，出动了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在越方的请求下，我先后有几个高炮师入越参战。为了做到心中有底，1966年1月，沈阳军区抽调了全区高炮营团干部65人，组成了一个赴越战地见学队。由高炮六十二师师长袁守范同志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高炮六十二师去了23人。在军区三所进行短期集训时，军区陈锡联司令员及曾绍山、吴席智、江拥辉、李伯秋等首长接见了我们并作了指示，交待了任务；军区反突袭办公室李主任和炮兵杨处长介绍了越南情况。
5月2日，从昆明乘于3月11日正式通车的贵昆线火车到重庆。贵昆线的开通结束了进滇难的历史，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极重要作用。在重庆，五十四军为我们组织参观了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展览馆，目睹了国民党灭绝人性的刑具，也感受了先烈们为了信仰——共产主义视死如归的情操。 5月8日回到沈阳，5月10日向军区作汇报。那天军区曾绍山政委说：“你们讲讲见学情况吧。”袁师长说：“先由我们史主任讲吧。”由于我有些紧张，讲得很快，可能首长不会满意。接着袁师长又做了补充。但讲完后，曾政委说：“你们讲得不错嘛！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见学任务。” 受到军区的表扬，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地了。 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掀起，“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陆续发表，红卫兵们大串联，全国形势越来越严峻。就在这时，9月24日，我师入越参战的命令下来了。 我正在军区总医院住院。9月30日，军区组织部副部长王吉道同志来看望我说：“你们师要入越，因为你身体不好，可能要另配一名主任，不让你去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我亲自去越南战场见学过。”虽说我当时的血小板由2万5恢复到7万，连医生也坚持不让我出院，为此事还出现了一点小风波，但我还是坚决要求出院。回部队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备战工作中。随后，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艾福林同志、军委炮兵作训处长杜常青、参谋裴景峰同志先后也来师部驻地丹东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协助入越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们对美空军在越南的活动规律以及越南的天气、地形、人情都摸得比较清楚，相传中的蚂蚁、蛇、虫如何厉害，天气如何酷热难熬，美国空军如何嚣张不可对付……我们根据见学所掌握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有力地消除了紧张、恐惧情绪和心理。当时，部队虽然处在祖国大动乱之中，各种思想异常活跃，但由于部队基础好，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深入细致，因此由平时到战时，由国内到出国的弯子转得比较顺利。当时师党委集中抓了思想发动工作，如忆苦思甜、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还认真地抓了健全组织、调配干部、补充兵员、补充武器、发放物资等工作。军区从各部队抽调老兵骨干1150人，从军区各医院调入军医主要是外科医生16人，组成了一个加强师。师下辖六O二团（100炮）团长赵福堂、政委郭秀成；六O四团（85炮）团长殷云彩、政委李志刚；六O五团（单管37炮），团长孙风松、政委徐柏林；六二O团（双管37炮）团长刘爱民、政委王志民；十六军高炮营，营长扈春生、政委晏洪钧；三十八军高炮营，营长孙玉堂、政委范章华；三十九军高炮营，营长张光发，政委石玉华；五十军高炮营，营长徐短评，政委李文熠（以上各营均为单管37炮）；第一二一野战医院，副院长邱凤林、政教朗益华。各部分别由辽宁省丹东、甘肃省玉门、青海省西宁乘火车南下。入越后又有探照灯二团二营配属，再加上广州军区为我师服务的后勤人员，共计达到10512人。 1966年12月15日，全师集结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境内，沈阳军区工作组和炮兵副司令员艾福林同志率领的军区炮兵工作组，也来指导工作。随后广州军区相主任率工作组也来到了崇左。不久，广州军区机关被冲击，相主任被勒令回去接受批斗。这次集结，虽说是正逢红卫兵大串联期间进行的，但由于思想工作细致，组织工作严密，又因是援越抗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从头到尾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和其他较大事故，受到了沈阳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表扬。在崇左集结期间，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崇左县曾先后派慰问团来部队进行慰问，对部队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部队各高机连又换上了我国刚出厂的双管高射机枪，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练兵活动。在师党委的主持下，在崇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集结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布置了入越作战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师党委向全师发出了号召：首战一定要告捷，为越南人民报仇！为“五个伟大”争光！这一口号很快人人皆知，纷纷上书要求早日出国作战。 当思想、物质准备就绪后，换上了由我国制作的越南人民军式样的军服和人民军式样的汽车牌子，番号改为后勤六十二支队。支队长袁守范、政委张克里、副支队长续志达、林殿卿、副政委任培堂、孙玉林，参谋长封爱民、主任史新德、副参谋长王世恒、康之河、郭守凯、副主任胡鹏举、孟宪儒。 部队于1967年1月18日由崇左出发，19日到凭祥。当部队到达宁明时，受到宁明人民的热烈迎送。在凭祥市，由南宁市来了27名大中学校红卫兵，强烈要求随部队入越参战，虽然给他（她）们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但执意要去，无奈，经韦国清同志请示周总理，同意编入我部。当时向他（她）们提出了严格要求：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正式的军人了，要严格遵守军队纪律。入越后，不准在国外搞串联，不准强迫人家接受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勇敢参加战斗，不怕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一一接受后，10名女的安排在师宣传队和医院，17名男的分别分到6个战斗连队。他们在入越作战中尽管表现很好，但还是在初期提出了越轨要求，男生提出：“红卫兵应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战场上”，并单独出了3期“红卫兵”战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加上女生的反对和他们向中央文革写的信也未得答复，于是转变了过来。 1967年1月23日下午4时，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至友谊关，分别由各团领导在友谊关前率部高举拳头，向祖国宣誓。师直是由我率领宣誓的。 下午5时，在越南人民军联络员引导下，部队徐徐开进越南境内。中越两国的边境线十分明显，我国一侧山是光秃秃的，清朝时代留下来的古炮，赤身蹲在友谊关的山顶上；越南一侧，山则是林木葱葱。当我们进入越南后，好似钻入森林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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