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文革初（67年1月）出现了一阵红卫兵私自出国跑到越南参军参战的风潮，首批被周恩来批准，后期抓住全部遣返。战时出现踊跃参战解放全人类的个人行动，平时呢？文革走后门当兵运动和反走后门当兵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文革前后在这方面的“周恩来思想”，周恩来长侄回忆录披露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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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出现短暂自发的红卫兵要解放全人类越境参军参战被周恩来批准，后来被叫停，抓住的全部遣返。平时呢？文革走后门当兵运动和反走后门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动员周秉钧放弃考大学去当兵并号召高级干部送子当兵是在1961年，到了1962年“周恩来思想”起了变化。

周恩来与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史--人民网

首次将知青下乡纳入国家计划

　　众所周知，知青下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工作的开展，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1962年，为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3年多的失误，中央实施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把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作为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1962年10月，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国务院农林办第一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周总理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总理说：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要下乡安置，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当然就找到了农、林、牧、渔场，我们要为今后若干年内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打好基础，所以说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总理还说：安置到农村去的学生，一般要求年纪要到18岁，再小了下去不能参加劳动。城市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是当兵，可是入伍后5年又回来了，还得安置。大家来开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不然，把18岁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变成闲散人口那就不好了。城市工业能吸收的人总是有限的，今后几年不可能增加太多。我们安置城市下乡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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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当我梳理资料时看到周秉钧当兵的历史资料产生了困惑，当时看到的回忆周恩来在60年代初让他去当兵的那篇回忆文章和现在看到的非常不同。记得那篇文章是周秉钧的姐姐写的，篇幅比较简单，只说周恩来让周秉钧去当兵，我不记得周秉钧姐姐说周恩来不让他考大学以及周恩来说为了发展农业要在城市多征兵和要在农村少征兵，更没说周恩来在那时鼓励高级干部的子女去当兵。我当时的困惑是周恩来一方面培养树立邢燕子，候隽这些上山下乡的典型，一方面在明明知道当兵五年复员回城的情况下却不让周秉钧上山下乡（不易回城）而是让他去当兵（容易回城），这似乎显示周恩来也不愿子侄上山下乡？

当我在写这楼文章的同时发现了周秉钧的回忆录时才在心中解开了困惑，当然前提是周秉钧的回忆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周秉钧回忆说周恩来动员他去当兵是在1961年，而大张旗鼓动员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是在1962年。今天刚在网上搜到一篇过去没读过的2006年发表的文章 “遍地青年下夕烟”，感到资料和立论都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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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青年下夕烟 （节选）

2006-06-19 09:48  

导语：刚刚过去的高考日，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1000万年轻人走进了考场。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长22%。

新知青，老知青   

刚刚过去的高考日，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1000万年轻人走进了考场。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长22%，但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比去年实际就业减少22%，教育部和发改委说，从二季度开始，总量矛盾将集中显现出来。尽管教育部负责人呼吁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但是可以想象，他们会比我们更紧张地关注着大学生们的成长与变化，并为此不断探讨，试图改善目前紧张的就业形势。
    此前不久，我国启动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从今年开始，计划五年招募十万名大学生服务农村，以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服务西部、服务基层。“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限一般为2-3年，工作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费用由地方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和中央财政予以支持。

    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张柏林表示，“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现实意义”，“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充满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去，是大有作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将以其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载入人类的历史，这中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是一场延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走向高潮，70年代末才近尾声，足足延续了20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浪潮席卷下，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和边疆，这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和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不寻常的事件。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又是20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下放”到“下岗”，就是人生的主旋。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青运动的兴起
（1962-1966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62年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而它的缘起，却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当局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进城就业道路越来越狭窄，同时也由于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回乡务农就成了这批青年的必然归宿。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但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是指城镇中的初高中毕业生。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即，把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到城市。

    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为了鼓动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官方从一开始就把这宣传为一件很光荣的事。为此还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下放到农村去的青年，大部分却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资本家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属于这种情况的就占70%。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官方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请参看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一书，对此问题有集中的披露）。
   

遍地青年下夕烟（一） - 经济观察网－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 经济观察报

遍地青年下夕烟（二） - 经济观察网－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 经济观察报

遍地青年下夕烟（三） - 经济观察网－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 经济观察报

上面引述的文章在经济观察网发表时没有署名。我最近在梳理毛泽东那句著名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所谓“最早的上山下乡号召”时发现毛泽东当时是针对农村刚刚兴起的合作化运动中需要会计和记工员时所说的，针对的是农村去县镇以读上小学和中学的农民子弟（即后来命名的回乡知青），与62年以后发动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读了上面没属名的文章才发现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而且还给出了详细数字 “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这让我感到震撼，毕竟3000万农村回乡知青比1700万城市下乡知青的人数要多出很多，而且这些人回乡插队时间不算工龄，更不算“农转非”，只算“农归农”，悲催啊！这和1960年以后中央命令2000多万“农转非”的“农民工”取消城市户口回乡务农如出一辙，从来就没有平等，真的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新中国和旧中国差不多，分等级。最后我在上述文章结尾发现了脚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来是社科院研究上山下乡的专业学者刘晓萌，似乎他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遍地青年下夕烟”是在1998年版《中国知青史——大潮》和2004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之后写就的一篇补充文章，更详细的阐述上山下乡的历史。书本出版物不象网络文章可以随时删改更新，作者有了新的资料和思考与新论就只有写单篇的文章给与补充，因此读者就需要随时跟踪作者新的动态，对专题研究有兴趣的读者要随时掌握专业研究方面的最新动态就会比较累，但也没有办法，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一样，专业学者的实验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你不随时了解科学进展而总是因循守旧的坚守永不改变的历史结论确实省力省心但从客观事实真相的角度来说就只能属于“沉舟侧畔千帆过”，仅此而已。。。。。。

话说回来，对于周秉钧的例子我现在比较理解当初周恩来为何让他去当兵而不是让他上山下乡，因为62年以前国家主要是发动农村户口外出求学的中小学生回乡，62年以后才发动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因此周恩来62年抓了不在城里考大学而是主动上山下乡的候隽为典型，自那时起才真正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2018年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提出“新的资料，新的视野”一点没错。在上山下乡动员方面周恩来严于律己确实让江青都挑不出毛病，毛泽东的女儿不下乡的后果是不让她们出席1964年由周恩来安排的邢燕子，董家耕出席的毛泽东生日宴，但是周恩来得知侄子女们上山下乡后去当兵后严令他们返回农村，这在中国上山下乡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南京一位老红军子弟上山下乡后参军上大学，后来在“反走后门运动”中主动退学回到农村继续插队。

我们探讨历史不应用刻意找来的需要的“事实”去满足自己心仪的结论，我们必须用客观的事实去改变刻板的结论。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客观真实的历史说明周恩来所具有的人格缺陷，我一定不会在历史探讨中回避，因为只要是人都不完美，毛泽东有错误，周恩来，邓小平也一样。“一分为二”不可能因为敬仰或鄙视而出现例外。同理对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过度抹黑我也不赞同，就如建国以来在党史中把所有在党内高层斗争中的失败者都说成叛徒特务或大坏蛋一样都不符合历史逻辑，研史的大忌就是“脸谱化”!

另外，周恩来在上山下乡方面严于律己和上山下乡本身的评价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做普通人的伟大就说上山下乡伟大，同理也不能“否定之否定”。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检验结论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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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另一个侄子周秉华在文革前参军的背景与上山下乡就有紧密联系了，为何周秉华去参军不去上山下乡找邢燕子和候隽？在这里一定需要对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背景进行资料的梳理才能看出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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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1965年五一节，周秉华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得知周秉华即将高中毕业，马上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周秉华说还是去年那个想法没有变，准备和班上几个同学一起去山西插队落户。周恩来对这个回答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支持你去农村插队落户，做一个农民。”不过周恩来似乎还有一点儿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你敢向我保证吗？”周秉华说：“当然敢，我保证毕业以后去农村。”

        周秉华满怀信心地开始进行去农村插队的准备，却不料随后的一次全市征兵任务把他的计划打乱了。凡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无论你是什么志向，是考大学还是去农村都得先去参加体检。周秉华也去参加了体检。他从小在八一学校练出来的那副好身板一下子就被西城区武装部相中了，不多久，一份入伍通知书就直接寄来了，于是去向伯伯、七妈告别。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秉华，原来你跟我说要去插队当农民，我是很支持你的。现在又要去入伍，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周秉华把毕业生去向的原则简单介绍了一下，周恩来听后想了一下，说：“我知道了。既然组织有这么个要求，你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过，你想当农民，将来从部队复员以后还可以去农村，实现你的理想。当兵是很艰苦的事，特别是到陕西。今天我和你七妈请你吃二米饭，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你到了陕西，那里没有那么多细粮，你可能一开始不适应，你得慢慢适应起来。”周秉华表示自己能适应，并请两位老人放心。

        告别时，周恩来拿出一套毛选甲种本（上下册）送给周秉华，说：“现在全国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和你七妈送你一套书，毛选甲种本。你到部队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做个五好战士。”如今，周秉华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他感觉伯伯对他没有能去成农村，很有点不甘心的意思。后来，周秉华说，他自己特别能理解伯伯对六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寄予了那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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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不同知青网对周秉和参军后被退兵的原因有不同猜测，有的说是反走后门，有的说是家庭问题，现在周家姐弟出来说明了：
资料：

“志在延安”

        1969年初，周秉和作为北京知青（67届初中毕业）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刚过17岁。

        插队的第二年，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枣园村只有周秉和是唯一体检合格的人，于是他满怀豪情身着军装踏上了新的征程。

        1971年初，到了新疆南疆军分区目的地，周秉和赶忙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首先报告二老一个好消息：我参军了，我将在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炼颗红心，为保卫祖国站好岗放好哨，等等。另外提请七妈不要再向陕北农村汇生活费了，随信还寄去了自己的戎装照片。由于邮程远和其他原因，周秉和收到七妈的回信时已离三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束期不远了。

        这是一封犹如巨雷轰顶的回信，邓颖超在信中说：秉和，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参加解放军，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你伯伯专门查阅了国家征兵的有关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你父亲现正接受审查（注：周秉和的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到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况属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你伯伯已经向送你参军的陕西省和军区领导交代了，让他们派人去接你，还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了，让他们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脱去军装复员，继续回陕北插队当农民……

        周秉和说，伯伯、七妈肯定知道我刚刚当了三个月的兵，好好的又送回农村插队对我是多么大的打击，“让我回农村当时真是难以接受。所以七妈说：秉和，你要坚强，想开些，还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农村当农民吗，对你的困难伯伯和我仍会继续帮助解决，但违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这是我和你伯伯对你最起码的要求……”周秉和说，自己当时必须得想得开，伯伯和七妈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从小就习惯了，那时又是非常时期，伯伯的日子很不好过，文化大革命将他置于极其艰难的处境，更有人在他背后捣鬼，整他的黑材料。“我很难，伯伯比我更难。我很庆幸最终战胜自我，按照伯伯的要求，回到陕北继续插队。”

        1971年4月，当周秉和按照伯伯的要求和安排重回延安后，很多人也就知道了周秉和与周恩来的这层关系，知道总理有个侄子曾在延安插队后当兵现又被送回来了。上级领导为使周秉和继续安心插队不受干扰，防止周秉和与总理的亲属关系被周围的人们知道后会影响他的正常插队生活，因此将周秉和调到了延安县的另一个公社———河庄坪公社落户。为了保密，还建议周秉和另起一个名字，于是周秉和就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听起来很革命、叫起来很响亮的名字———周志延，意为“志在延安”。

        由于刚刚从环境比较优越的部队回到条件艰苦的陕北农村，伙食相差很远，农活消耗体力很大，周秉和的身体一时适应不了这些巨大变化，加上心情不顺，刚刚下农田干了三天的农活儿就累病了，连续发高烧做噩梦吐鲜血，后来还昏迷了，幸亏新落户（石窑村）的知青同学们和老乡发现后将他用驴车连夜送到延安城里的医院，住院打针吃药治疗很多天才好———医生说是大叶性肺炎，如治疗不及时再晚点儿送来会有生命危险。“病好回村后，队里给我分配了一个轻体力活的工作———在电磨房里磨面碾米，这还是原先干这活的一个女知青同学主动给我让出来的，她自己则去田里干累活去了，这件事我至今都很感激她。于是，我的身体慢慢恢复过来。”周秉和在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在医院治疗期间，周秉和给伯伯和七妈写信汇报：“我又回陕北农村落户了，换了个村，改了个名，就是身体不济生了病，但现在已稍好，请二老放心。”周秉和说，但二老看来是见到自己的来信并不放心，他们肯定是从来信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不太好，从部队回农村对自己的打击不会很快恢复过来，自己的病情也让二老惦念，于是七妈亲自操笔给他回信，她在信中说：“伯伯和我觉得能有你这样的侄儿和小六侄女而非常高兴！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后身体怎样？我们都在惦着。希望你接信后先来一信告知，以慰我念……”当年，周秉和手捧这封特别的家书，泪流满面。

        1972年，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周秉和听说招生政策里有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审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较好的孩子）也允许上大学。经过报名申请，贫下中农推荐，领导批准，周秉和于当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

        5月的一个星期天，周秉和时隔三年又在西花厅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和七妈。伯伯显得更老了，更瘦了，但精神还是那么好，眼睛总是那么有神。周恩来问：“秉和，你这次上大学在家庭出身上虽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没有走什么门路呢？”听到周秉和说是贫下中农推荐、招生单位审核批准、正规录取上的大学没有走门路的回答后，周恩来放心地笑了。"

无声

在探讨历史问题方面还应该对资料进行反复比较，例如对于周恩来将周秉建，周秉和退兵回农村的事到底是周恩来带头反后门还是因为周恩来将自己的弟弟逮捕入狱的关系是需要厘清的。据人民网2017年发表的《亲情家事里的周恩来》一文中周秉和的回忆，邓颖超给他的信中说“秉和，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参加解放军，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你伯伯专门查阅了国家征兵的有关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你父亲现正接受审查（注：周秉和的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到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况属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你伯伯已经向送你参军的陕西省和军区领导交代了，让他们派人去接你，还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了，让他们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脱去军装复员，继续回陕北插队当农民……”

如果2017年人民网这份资料是确实的，那么同是人民网2010年前后发表的《超越亲情，大爱无边：周恩来总理的亲情世界》里所说的另一版本就需要商量了，原文如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入伍了，总理听说后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就派乔金旺和赵炜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问北京军区机关的招兵部门，都说没有首长打过招呼。又去新兵团找到秉建，秉建说：“并没有人打什么招呼，是我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乔和赵说：“你伯伯的意思还是让你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怎么办？”秉建说：“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乔和赵又问：“你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吗？”秉建说：“那我得听伯伯的话。”乔和赵回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坚持让侄女回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乔金旺同志后来回忆说：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样子，拿那里当跳板；二是为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如人民网注释中所说的周秉和，周秉建的父亲当时正在狱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认为他们的父亲正在拘禁审查中所以不符合征兵政策（即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这显然是严谨的，这也是周恩来特色。那么周恩来退兵到底是因为他弟弟受审问题还是反走后门似乎有些复杂，因为如果周秉建和周秉和参军通过了政审就很不寻常，当时他们的父亲正在狱中啊！是否周恩来对此有双重顾虑呢？对侄子女当兵周恩来开始时不知情，但军方是否知情呢？我在知青网几年前的讨论中曾猜测过可能是军方给总理“下套”，意在把总理上山下乡的两名侄子女通过违反政策的通融招进军队，为更多当时处于逆境的老干部的子女当兵打开大门。在没有更多的军方内部资料解密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军方是否在周恩来不知情的前提下破例为周秉建与周秉和打开后门，但是我们知道了周恩来强令军方退兵。而且我们还知道是周恩来命令把自己的弟弟逮捕入狱，因为江青抓住周恩来弟弟和王光英曾有过来往而向周恩来发难，这里面的纠结就比较复杂了，但是再复杂也不应回避，否则如何探讨历史真相呢？

在人民网2017年发表的《亲情家事里的周恩来》一文中有段注解：

“（注：周秉和的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到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对这段历史是需要梳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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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周恩来为何批示逮捕亲弟弟？
章敬平

2012年07月12日10:56  
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结束了长达7年的监禁，悄然回家。此时，他的亲哥哥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而他却不能亲往探视。因为，他是一个被控参与组织反革命、被哥哥亲笔批示拘捕的人。

此前7年的某个子夜，凌晨一两点，一名首都卫戍部队的军官带着几个军人来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读了拘捕令。

根据他女儿的讲述，作为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姑娘让他饱尝失恋之痛，他可能不会脱离革命的道路。失恋了，他跟上级请假去了外地，原则性很强的哥哥误以为他擅离职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是因为性子倔强受不了哥哥的责备，也可能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周同宇脱离了哥哥终生为之奋斗的组织。

脱党后也为中国革命做过一点贡献的他，在哥哥入住中南海的日子里，并没有显赫起来。从北京市直机关到国务院直属机关，他始终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干部。由于身体不太好，被捕时他已经提前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在中共培训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政协委员的周同宇与同为政协委员的国家主席的某个妻舅，以及两个教授相处甚欢，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祸根由此种下，至于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我看到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连累了他。周恩来的政敌希望借此攻击周恩来，就无限上纲上线，弄出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把他弄成涉嫌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坏蛋。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主席的妻舅连累了他。国家主席被打倒后，他的妻舅受到株连，被抄家了，审查者从其家中的请柬中，发现了周同宇等人的名字，红卫兵怀疑他们从事特务活动，就将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来。风声鹤唳中，一位老教授自杀了。死人了，问题大了，材料很快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
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的结果都是将周同宇交给了周恩来。可能是为了避嫌的原因，周恩来还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交给红卫兵，一是交给首都卫戍部队，控制起来后再由组织查证，并坦言自己倾向于交给首都卫戍部队。当主席请周恩来酌处的时候，他给公安部的两个负责人写了张批条，请他们命令首都卫戍部队，连夜将周同宇拘留审讯。批条上，周恩来还用蝇头小楷注明了弟媳和六个侄儿侄女的姓名，末尾还不忘写上弟弟家的住址。

依照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一则大义灭亲的故事。

要说周恩来完全没有保护无辜的弟弟，也与部分文献的记载不合。据说，周恩来向主席报告之前，曾找首都卫戍区的将领商议过，对方建议周恩来，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把他交给军队，用拘捕的形式把他保护起来，与部长以上的高官关在一起。这就像独木舟拴在大船上，惊涛骇浪中，固然险滩不断，但船翻人亡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失去自由的周同宇保住了性命。

周同宇被释放回家，不过半年，哥哥就溘然长逝。举国哀悼中，7年未曾见过兄长的周同宇却不能出席追悼会，因为他还未彻底平反。他只能自设灵堂在家祭奠。当时的他可能并不知道，哥哥在临终前依然惦记着他，拜托夫人照顾他。（据《经济观察报》章敬平）

无声

上面这篇文章是我今天搜来第一次读到当年毛泽东也牵涉到周恩来弟弟的“案件”之中，但是该文有两点含混不清，一是没说中央文革哪位成员把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周恩来弟弟的罪证批给了周恩来，二是没说那位军方将领给周恩来出主意对他的弟弟进行拘捕审查（实则保护）。在我记忆中看过的资料中说是江青借机向总理发难，我还记得是杨成武给总理出了主意用拘捕的方法把他弟弟藏到卫戍区保护起来。不论怎么说周恩来是文革中不倒的台面上第二高位领导人物，自己的弟弟竟然被无中生有的罪名由自己送入狱中长达七年！贵为总理也遭受如此厄运，更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了！

抄家发现罪证？如果抄江青的家会发现什么？我们听说文革中江青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红卫兵在上海文化人家中抄出来的她的历史资料和照片统统送到北京当着她的面销毁，如果这是真的就说明江青这个文革“旗手” 实在太可怖了！文革抄家在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是个什么性质？你没有任何罪证就用暴力打开人家的大门冲进去翻箱倒柜搜集人家的“罪证”，如果这就是文化的革命也算是史无前例了！过去打家劫舍的强盗就是为了钱财，水泊梁山最多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文革抄家如果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找出反动证据把人打入死地，那就不是“替天行道”而是无法无天了! 这样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吗？跑题的思绪就此打住，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

无声

又在网上搜到一篇文章，也是第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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