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由于发现了新的重要资料和重要线索，所以我个人的回忆先放一放。网上做功课或为某些历史专题探讨进行资料准备是对自己非常有新意的挑战。我在本文开头部分对于历史资料的收集梳理给出了范围：

“用文献法为例来看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概貌：

文献法并不是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而是一种研究方式---------既包括资料的收集方法也包括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方法。
个人文献（主要指个人的日记、信件、回忆录及自传等）、官方文献（主要指政府机构和有关组织的记录、报告、统计、计划、信函等）及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指报刊、电影、电视等）三大类。也可以分为原始文献（或第一手文献。指的是有亲身经历某一事件或行为的人所写的资料）和第二手文献（文献学上称二次文献。是利用别人的原始文献所编写或产生出的新的文献资料）两大类。”

二手分析，指的是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
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去分析别人的资料，
对资料的再创造。首先，必须从资料中寻找或重新定义所要研究的变量。
文献法的优点：具有无反应性的优点。
费用较低。
可以研究那些无法接触的研究对象。
适于作纵贯分析。
文献法的缺点：
许多文献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
资料不易获得。
许多文献资料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形式，因而难于编录和分析。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中运用文献法（回忆录，自传）是最“短平快”的方法，但是必须进行二手分析和资料的再创造。在我的实践中就是把那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所提供的同样话题的资料和由别人所完成的文献进行对比，然后完成新的文献。例如我在前面的资料收集和梳理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周恩来侄子周荣庆文革前从北京机关下放湖南后到底是去插队当拖拉机手了？还是到国营企事业单位去了？对此不同来源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这是需要追踪澄清的。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

无声

把上面这些资料的关键句连起来可以看出发动文革上山下乡动机的重要脉络：

“1968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北京，在年底前后将安排近3万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延安去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10月，北京铁路局负责人，也接到铁道部一个同样指令，在年底筹备20列客车，准备自北京到铜川搞专列特运。

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区革委会派出王福海、高明池等63名同志，组成“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直接进京迎接知青。

1968年12月北京市负责人丁国钰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见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并说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

《周秉和谈“我的伯父周恩来”》2012
比较积极的分子（红卫兵），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如果上面这些资料属实，那么1968年9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个新理论就准备好了。1968年9-10月间，国务院已在幕后大张旗鼓的安排北京中学毕业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了，具体到要求铁道部年底筹备20列客车，准备自北京到铜川搞专列特运。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区革委会派出

“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进京，丁国钰说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丁国钰说的是周恩来系统长期以来的共识，以上这些都发生在毛泽东发出68-12-21动员之前，其来源是比较积极的分子（红卫兵）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上面特指的主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国家由谁代表？似乎只能是周恩来而不是张春桥，他请主席发出了那个68-12-21动员（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新理论），这个流程可能就是文革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中关于68-12-21动员之谜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客观事实？

无声

通过这几天梳理周恩来的十来个侄子，侄女和其他亲属的回忆录，似乎补上了多年以来在探讨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流程中的一个缺环。1968年7月到12月是我们这一代命运的“拐点”，从毛泽东7-21指示到68-12-21动员之间还有68年7月27日凌晨毛泽东率领在京所有中央高层大员召见大学五大红卫兵领袖的非常重要的谈话，其中毛泽东有一段谈话很关键：

"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

一个月后的68年8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某省革委会成员谈到学生问题时说：

“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

68年12月丁国钰会见延安来京接受知青的代表团时说：

“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

无声

现在需要把李冬民回忆录中的关键点也找出来弥补“缺环”：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大学，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整个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人考虑这些。虽然我大小是个官，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能有什么作用。

　　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要求去农村呢，是他文革前的想法，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为此，曲折付了很多心血，他们找了市革委会的老赵，文教组的赵唯理，先找的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组织的。没有人给他出钱，也没有人给他宣传，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他们走之前，到天安门宣誓的时候，当时也聚了一些人，应该有几万人，规模挺大。（

注：临行前在市委召开座谈会，丁国钰等领导都参加了）。

　　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可以说这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红代会也不知道，市革委会文教组其实也是不了解情况。曲折他们这种对下乡的探索，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宣传，是瞎猫撞死耗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时，城里大批臭老九，下乡跟这个思潮也有关系。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到了1968年的8月份，就开始轰中学生上山下乡。

无声

最后用周秉和的说法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可以把“缺环”弥补起来了，周秉和谈话吐露出来的文革上山下乡决策过程的信息正好与李冬民的回忆链接起来将“缺环”补齐：

“所以，到上山下乡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你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概1700万左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孩子，尤其“文革”刚开始，有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届的学生，国家那几年攒了好几百万的学生，国家当时困难，单位也不招工，部队能去的是少数。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出路，怎么办？正好那时候，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北京和全国，北京上哪？到东北的最多，大概有几十万。到山西的有一大部分。内蒙古有农区、有牧区，还有兵团这样三部分。还有到云南牧场的，这是咱们北京分的。至于到陕北延安，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只有在延安地区，才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而且只有北京知识青年，没有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部分人大概是2.7万多人，分成多少趟火车，从1969年1月份到2月份之间，一个一个专列，然后就往陕北拉。”

无声

关于文革上山下乡决策环节组成的不同阶段，不应忘记本网顾问顾老提供的那份安置办1968年5月2日给中央打的报告（孤本），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和揣摩那份报告，曾在知青网多次讨论。。。。。。

无声

    接上：

1968年5月2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无声

文革上山下乡决策的“环节”在这里的梳理之下可能越来越接近完整了，我们不掌握看国家档案的特权，我们只有互联网，而且最好依据人民网的资料，原因你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发现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先不急于去思辨。还有一份黑龙江兵团北京荒友的回忆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在文革上山下乡决策的“环路”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需要搜出来放在这里。

待续：

无声

屯垦戍边，人生转折”之序曲 ------1967年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记事

作者: 谷祥   时间: 2009-1-22 09:54  

1967年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首批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序曲。它是自发的，也是必然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北京市共报名两、三千人，第一批只能去一千多人，有争先恐后的气氛。我在西城区劳动局见到了和平农场组织科的李树勋干事和保卫科干事李长德，详细了解了农场的生活情况，下定了迁户口的决心。当时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迁回北京市，实在有点狂热和冲动。劳动局见我对报名工作有热心又熟悉了，希望再义务一段时间，下一批再走。我很坚决的争取了一番，终于挤进了去和平农场的队伍。
1967年大约十月份，第一批报名去北大荒的知青家庭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某周六晚在北京市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市革委会领导要接见下乡知青，据说周恩来总理要出席并讲话。这可乐坏了大家，早早就积聚在工人体育馆门口。结果是大失所望，此次会见因故取消。这是为什麽呢？我们西城区第一批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有张永祥、吴清萍、李弛、高俊敏和我，商议后决定去找市革委。我们直接找到当时市革委副主任丁国钰，问清了缘由。原来市政府准备借此全面开展上山下乡动员，也报告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的意见是，刚刚进行“复课闹革命”，尚未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安排在1968年。为此，我们这一批就做为先行者，不要扩大宣传了，但特派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小组随我们一同去北大荒，记录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行程。这也是对我们的肯定和赞扬。可惜的是，在列车上拍摄的胶片因着水受潮损坏了一部分，剩余的片段被剪辑在1968年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闻片中，传说有的知青和家长看到了。

全文链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20/20/299507_166026984.shtml

屯垦戍边，人生转折”之序曲

无声

出现了一点小耽搁，在别的楼里和一派老知青产生了有意义的争论，其话题也与上山下乡有很大关系。不论哪派老知青，不论无悔有悔，都希望国家从历史中总结正能量的经验和汲取负能量的教训，这也是我们50年后探讨上山下乡历史的最大愿望。老知青之间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历史有不同看法的争论是非常有益的，争论的输赢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促进反思，追昔抚今，给后人留下历史的明鉴！


链接：
1,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总理诞辰120周年与江青派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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