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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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海宁：过去没有注意到《东昌张氏宗谱书》上关于萧红祖父八旬寿诞的记载。现在看来，马占山为萧红祖父张维祯祝寿题写“康疆逢吉”匾额的说法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萧红祖父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如果按《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其八旬寿诞在1927年的话，他虚岁在79岁。即使是冲喜，民间也没有提前一年过生日的习俗。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萧红祖父在1927年过八旬寿诞的话，马占山那时还没到呼兰为官，他到呼兰出任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在1928年。
    记者：那么，马占山题匾之说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
    叶君：铁峰《萧红传》中载有：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东北陆军十二旅中将旅长马占山和上校骑兵团长王廷兰，以及呼兰县知事廖飞鹏等亲赴张宅为祖父祝寿。马占山还赠送一块亲笔题词的“康疆逢吉”大匾，真可谓荣幸之至。呼兰县大小官员与富商，都纷纷到张宅为老太爷送礼祝寿。据说那一天，张家是贵客盈门，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在寿宴上，由王廷兰动议，马占山、廖飞鹏等赞同，大家决定将萧红家住的“英顺胡同”改名为“长寿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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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峰的这段言之凿凿的叙述，不知所据为何。不久，他又将之录入由其撰写的《萧红生平事迹考》中。内容大同小异，只不过廖飞鹏由呼兰县知事，改为了呼兰县长；而胡同更名动议者，由王廷兰改为了马占山。
章海宁：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东昌张氏宗谱书》成书于1935年，当时呼兰正处于日伪统治时期，而马占山、王廷兰都是抗日分子。《东昌张氏宗谱书》会不会为避提马占山、王廷兰而故意将萧红祖父的生日提前一年呢。因为，萧红的名字(张廼莹)在《东昌张氏宗谱书》书中也是不提的，过去，我们一直将此解读为萧红的父亲将她开除了族藉，但张氏家族的后人却说，因为萧红当时写了反满抗日的作品，张家受到了牵连，所以家谱故意略去萧红。当然，这还是猜测，研究者还应该就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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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几十年来，萧红传记研究，一些说法辗转因袭，以讹传讹者甚多。稍作查究，铁峰说法就有很多出入，但由于他较早从事萧红传记研究，此说对后来的萧红传记作者影响极大。而这一说法，也更决定了另一更大谬误的生成，那就是萧红与王廷兰次子的婚约。随着汪恩甲的身份越来越清晰，所谓萧红与王廷兰次子婚约之事也不攻自破。
　记者：萧红在同学心目中印象是怎样的？
章海宁：根据萧红中学同学的回忆，萧红在同学心中的评价大致分为两种，她与陌生人在一起时，较为沉默寡言；相处久了，同学会了解，萧红是个倔强有个性的女孩。
记者：许多关于萧红的资料上对萧红离开哈尔滨去北平的原因，都说是为了逃婚，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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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海宁：关于萧红“逃婚”的说法，我觉得这样理解过于简单了。萧红去北平读书，更多的是为了追求理想。萧红当年接受苏联塔斯社重庆分社记者罗果夫采访时提到她中学时期的梦想，就是读完中学后去法国留学，学习绘画。如果她接受家庭的结婚安排，她的留学学习绘画的梦就破灭了。在结婚和求学二者选其一时，她选择求学，而求学就必然要抗婚。很多读者一直不明白，既然萧红选择逃婚，怎么后来又与汪恩甲走到了一起了呢？如果明白这一点，答案自然就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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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萧红的激进思想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受谁的启发？
章海宁：萧红激进的思想，主要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萧红中学时期，受到进步老师的影响，开始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当时鲁迅、郁达夫、茅盾、冰心等人的作品都有广泛的涉猎。她的美术老师高仰山回忆，萧红读过屠格涅夫、莎士比亚、歌德等很多外国作家作品。萧红在自己的小说中还透露，她读过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石炭王》等作品。辛克莱是美国著名的左翼作家，萧红将她阅读《屠场》的经历写进小说里，可见辛克莱对她的影响之深。
叶君：当然，萧红的“逃婚”还有她内心对婚姻的恐惧。萧红的一位小学同学，婚后不如意，抑郁而死。这件事在萧红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所以萧红认为，如果这样出嫁的话，很可能会重走她这位同学的老路。因此，萧红跑去北平，并不单纯是为了逃婚，更多的为了求学，为了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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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读一读萧红的作品
　
    以萧红为主角的电影，这两年接连上演了两部。前边一位主演是小宋佳，后边一位是汤唯，都是大牌影星。去年，小宋佳主演的《萧红》放映的时候，我和太太到影院看过一回，印象很是不错。小宋佳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22届金鸡奖影后等多项大奖，可谓实至名归。汤唯最近主演的这部《黄金时代》，我准备去看时，才发现已经过了档期。汤唯演绎的萧红会是什么样子，只能留待日后再去寻找答案了。
    人们之所以要到影院观看，以萧红为主角的电影，主要原因不外两个：对萧红了解不多的，可以借着电影走近萧红、认识萧红；对萧红已经有所了解的，多半会是想看一看自己喜欢的影星所演绎的那个萧红。然而，如果有谁想要真正了解萧红，只通过影片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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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有认真阅读了萧红的作品，才可能真正了解和认识萧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是史上公认的萧红的代表作。阅读这两部作品，是了解和认识萧红的一个最为方便和可靠的途径。萧红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31个年头。从1933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到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与世长辞，萧红真正用来创作的时间，只有9年。然而，她却以过人的才情，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个性鲜明的文学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小说。
   《生死场》是作者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鲁迅先生亲为作序，胡风为之写了后记。1935年12月，该书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部小说，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了东北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鲁迅先生称赞这部小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的出版，给了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增强了人民大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与勇气，在文坛上引起巨大轰动和强烈的反响，也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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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场》这部作品中，作者把沦陷中的故土，比喻为苦难同胞的“生死场”，把普通百姓的生与死，和民族的存亡结合在一起。作品通过对笔下人物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的痛苦与抗争的描写，表现出了一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生死场》的创作，充分表现了萧红对日寇铁蹄下灾难深重的人民大众的热切关注，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部小说的问世，正是时代的要求。它的出版和传播，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于坚定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生死场》是萧红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她的成名作。而《呼兰河传》，则是萧红在香港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是她后期的一个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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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人在困厄的环境中，最容易忆念过往那平静美好的日子吧。萧红困守在战火中的香港，于孤独无依的时候，经常回想起幼年时代，在慈祥的祖父身边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欢乐日子，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1940年12月完成的这部《呼兰河传》，就是她在寂寞的心境中，对自己幼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一方面是采用了一种烂漫天真的孩童的视角，同时，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温暖而浪漫的语调。而后才从回忆中徐徐展开了对故乡小城呼兰河的描写—一种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对故乡风物和乡风民俗的描写。
    作者为什么要取孩童的视角和温暖而浪漫的语调，来完成这部小说呢？一方面可以是作者为了探索不同的小说写法（她每一部作品都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另一方面，若从创作心理上来分析，该是作者在经过了人生的漂泊与世途的坎坷之后，试图通过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来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力量和情感上的慰藉。因为在1940年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作者的生活正陷入一种极度的困厄与迷茫之中。靳以在《悼萧红》一文中所记述的，萧红在香港给他的信中的几句话，可以证明：“谢谢你的关切，我，我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身体衰弱，贫血，走在路上有时会晕倒。这都不算什么，只要我的生活能好一些，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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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一篇文章，我们还知道，与萧红在香港同居的D，是“一个自私的人”，“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
    或许正是生活的困顿和人生的不幸，才成就了《呼兰河传》这部传世之作吧。然而，我们宁愿没有这部书，如果因此能够换得萧红美满幸福的生活的话。
   《呼兰河传》这部中篇小说，通过对呼兰河偏僻小镇发生的各种事情和形形色色下层百姓的生活的回忆，表达了作者对旧中国扭曲的人性，和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而在艺术上，《呼兰河传》则是采用了散文和绘画的笔法，赋予整部作品一种抒情诗般的基调。让读者能够从作者描写的悲惨灰暗的生活中，时时感受到一种清新明快的色彩。所以，茅盾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人说，《呼兰河传》的成功，并非纯艺术的、技巧上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带有悲剧性的成功。萧红以她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一部作品要获得成功，作者只是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和艺术的高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乃至个体生命的投入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