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萧红与萧军的同居关系维持了六年（1932－1938），正式分手时，萧红已经怀孕，那孩子后来不久夭亡。1939年（一说为1938年），萧红另与端木蕻良结婚，婚姻关系维持了四年，直到她病逝於香港。
    萧红身体的不适引起精神的忧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多愁善感。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无论是早年的汪恩甲、萧军或端木蕻良，都从未想到这一层。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裏，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面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的失败者。弥留之际，萧红终於有所醒悟，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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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读两人的书信写於1936－1937年间，当时相互关系已经生变，两人文艺理念不合，萧军脾气暴躁，又太大男人主义，对萧红拳脚相向，萧红为缓和双方关系，避居日本养病；其间萧军有了外遇，对象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好友，后来萧军又与他人暗通款曲。从萧红在东京所写的信件内容中，看得出一种落寞的心情：“窗上洒著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紧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麼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於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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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写信并不写什麼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麼黑暗……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著自己，但是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隔（1937）年，他俩的关系仍然无法回复，5月2日萧军送萧红赴上海之后，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自己夜归时当街唱著一首诗：
                     “我心残缺！……
                       我不怨爱过我的人儿薄悻，
                       却自怨自己的痴情！”
    5月8日的信中又说：“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是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泉源。也是你的痛苦的泉源。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啮咬著我们，…要寻求…获得一个补救的结果。否则，那一切全得破灭。凡事不能用诗人的浪漫的感情来处理，这是一种低能的、软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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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像是情书吗？绝不！我们可以感到两人关系的冰冷，爱情已经快到终点了。当初是什麼让两人互相吸引？数年之间，起初的爱情已经荡然无存，或许因为个性不合，难以共同生活而必须分离。三毛说：“爱情是彩色气球，无论颜色如何艳丽，禁不起针尖轻轻一刺。”
    对萧红和萧军来说，爱情所受的「针尖」到底是什麼？对萧红来说，可能是萧军的过於自负、暴躁、大男人主义、家暴和外遇，但对萧军来说，可能是萧红的多愁善感、体弱多病和后来的分居。“针尖”太多，不离也难！萧红在31歳逝世，而萧军历经沧桑，垂垂老矣，在1978年他整理注释了萧红写给他的旧信，编选成书，我想他心里深处应该想念过这个曾经共同生活的伴侣。有人可以思念，也称得上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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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恩绝——从“最美丽”到“平常女人”的萧红
   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作家萧红写下这句话时，内心无疑夹杂着阵阵酸楚。但萧红没有想到的是，艺术没有国界，绯闻也没有国界，绯闻的流传，却让更多的人去看萧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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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结束后不久，一个退伍美军大兵听说“中国东北有个‘二萧’，他们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由此对中国文学感了兴趣，并最终成为了萧红《呼兰河传》的英文译者。一九八一年八月，美国加州举行了“鲁迅和他的遗产”学术会议，萧军受邀参加。在会上遇到这位《呼兰河传》的西方译者葛浩文，萧红研究专家葛浩文抓住机会，当面向萧军兴师问罪，说他当年虐待萧红，还打过她！萧军矢口否认，两人几乎吵了起来，著名学者李欧梵作为主人只好劝架，“但心里着实同情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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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着实让人同情的，不仅是她那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惊艳文才，更有那在男人间跌撞的曲折人生。“二萧”恋情一开始，萧军便如英雄天降，陷于困境中的萧红，与萧军宿命般的相逢，让自己在初见之时便献出了自己的身体。从此萧军的横冲直撞和萧红的步步相随，便成了“二萧恋”的主轴。萧红说：“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萧红为爱变得盲目时候，萧军却不断地盲目去爱。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萧红曾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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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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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简介

                         初出茅庐
   1925年，萧军考入“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法律和军事。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萧红萧军意为：小小红军。）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6篇小说。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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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萧军到了延安除了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协力积极开展延安群众性文艺活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一九四一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德、陈云、凯丰、胡乔木、王鹤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于5月15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