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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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写道：
    一个个都放出去了，惟独还关着我。为什么党对我就如此苛求？为什么毛主席的思想的恩庇、党的政策就是照临不到我的身上呢？难道我和党真的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吗？难道这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弄到末了，原来就是弄倒我一个人?！查出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罪魁祸首”？是我一个人制定的修正主义的黑线、黑纲领吗？果真如此，杀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请乞诛之！为革命的利益，这是太合算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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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晚年的周恩来形象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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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交代中，赵丹索性指责对他实行专政的人，要他事无巨细地反复交代历史，完全是一种“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做法，天真的他还在和他们讲道理：
    我又进一步想：一个人几十年的事，难道就是要一件件一茬茬都记忆得清清楚楚，一丝也不能差错、遗漏才叫做彻底坦白吗？这样，反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
    所谓“彻底”总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只要是自己的重大的罪行，已落实的，详尽地（尽可能的）交代了，这也是彻底坦白了，或基本上彻底坦白了，而也只有这种坦白（关键性人物，抓关键性的问题），才是实质的彻底坦白，其它的那些支支节节，半大不小的（既不涉及党的组织路线，又不是党的机密），即使再多增加些，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最多也只是个人的当时的反动思想，或贪生怕死，所招致的过错与罪行罢了！（但我作为个人也是不能等闲视之，要认真对待检查的！）但终究也不能变易原有的性质。除非是真的还有比我现在已交代的更为严重更为重大的政治问题隐瞒着，然而这，我是决不糊涂的，自己干的，这类大事，当然是不可能忘掉的。可这是绝无仅有的！
    当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才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赵丹。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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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与黄宗英谈赵丹，我总感到自己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回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就这一个话题进行了长谈。
   “想到赵丹的事情，心里就发冷。”第一句她就这么说。然后，又去拿来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紧紧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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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书画展在他去世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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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主要谈赵丹这批交代材料保留下来的情况——
    这批材料是“文革”后发还的。“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上面写着“属人民内部矛盾，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说：“你们说哪句是错话，哪件是错事？立案是为定叛徒罪，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签。”来人说：“已经是内部矛盾了，你就签了吧，将来使用起来，还是要查档案的……”
    赵丹猛地一拍桌子：“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我会让他使用？！”
    我也对他们说：“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你们先拿回去，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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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说：“你要不签,别人怎么使用?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
    事情弄僵了，赵丹补了一句：“我不是针对你们。复查政策应准确。我不是针对你们。”
    他们走后，赵丹又嘀咕开了。他说：“我这样发脾气，他们还会整我。”晚上他老叹气，做噩梦，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是“犯小人”，担心不放过他。他问我说：“是不是还是签了？”我劝他：“忘了它！找你再说。”“忘了它”，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我们不是史学家、政治家，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和老百姓一样，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过下去。他说：“要是关在里面，有这个结论也就签了。”他老是这样，一下子发火，然后又会嘀咕。
    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是在他去世之后。
    赵丹在北京医院去世之后我收拾东西回到上海的家中，一看阿姨把所有带红色的东西统统取消，在赵丹的照片前点着蜡烛,素洁得可怕。我躺在床上想,家不能这样。我对阿姨说：“这个样子怎么活下去？不可以一家败下来。赵先生的魂要是回来,会不放心的。”我让她把好看的东西翻箱子找出来放,我出去买花,赵丹喜欢菊花。要热闹一些,要家里温暖起来。
    过了一些日子，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带来两大包东西,说:“我们把赵丹的一些东西送回来。老早就应该送来。”两摞材料上写着：赵丹交代材料，应予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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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复查组重新讨论了,结论也重新写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他们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他们说现在只有你来签了。我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他生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决定他的事情。还是请你现在签了吧。”
    我不能签。我说：“你们调查的是他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的事情，那时我还在上初中，有什么资格签？我不能签。”我很有抵触情绪。“要是不签，就会成为历史空白。”他们说。
   “这空白不是我留下的。”后来,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这就是说,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我还对落实办的人说：“原谅我激动。我是不能签的。我不是跟你们发脾气，如果他不死，是不是还要留尾巴?！”赵丹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象，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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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晚年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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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儿看到了这些材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难道这就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一生吗？”
    过后我再也没有看，把它们包了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拿出来看了一下，心里真难受。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就要他每天干这个。我很冷静地给袁鹰摘了几段滑稽的，像关于演刘少奇、二分钱的交代等，交《散文世界》发表。另外，还提供给写《赵丹传》的作者参考。所有人都说我应该写写这些，可是我要写就一定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赵丹的这批交代材料能够保留下来，是值得庆幸的，它们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它们不仅仅能从不同角度补充人们对赵丹人生的了解，从那些历史细节回忆中，感受他的复杂心情。同时，它们更为“文革”研究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到，在那样的日子里，居然会有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自我贬斥的形式。读它们，我相信人们会透过赵丹为自己涂抹上的丑陋色彩，看到那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家在历史风云中的活跃身影。而这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