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萧红想象着自己是萧军最爱的人，在信里营造着那份眷恋的情绪，她事无巨细的像爱人倾诉，读来让人动容：“我也没有胖也没有瘦，在洗澡的地方天天过磅。”“西瓜不好那样多吃，一起吃完是不好的，放下一会再吃。”“影戏一共看过三次。任何公园没有去过。”“一天二十四小时三顿饭，一觉，除此即是在椅子上坐着。但也快活。”
    萧红写信让萧军给她寄本唐诗，可能是遭到萧军的调侃，萧红于是回信说：“读读何妨？我就是怎样一个庄严的人，也不至于每天每月庄严到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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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还将自己租住的屋子，画下来，寄给萧军看，然后写道：“这里的天气还不算冷，房间里生了火盆，它就像一个伙伴似的陪着我。”或者写道：“近来水果吃的很多，因为大便不通的缘故，每次大便必要流血。”也将自己去看郁达夫的演讲的感受写下来：“还好，看人还不讨厌。”
    而这一句更让我感到某种女子的柔软、敏感、倔强和调皮：“你说我滚回去，你想我了吗？我可不想你呢，我要在日本住十年。”随后输了一些闲话碎语，又接茬说：“你等着吧！说不定那一个月，或那一天，我可真要滚回去的。到那时候，我就说你让我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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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里，萧红死前的几年，痛着，病着，辗转于武汉、西安、重庆和香港等地，深陷于孤寂。在电影里，萧红和几位男人爱恨纠缠，而在现实中，其中几段故事，至今并不能说太清楚，至少有些当事人是否认的，比如骆宾基，他明确说，当年与萧红，只是爱慕，并未爱恋。
    31岁，萧红就死了。
    临死前，萧红对守在床边的丈夫端木蕻良说，死后骨灰送一些去鲁迅的幕边儿，“我要陪着先生。”而在现实里，萧红的骨灰下落，还是个谜。而电影这样的艺术处理，也把萧红和鲁迅的暧昧之情，又不经意重重渲染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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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日记里的萧红什么样
    从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了差不多六年时间。二萧“浪漫”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以及让人扼腕的劳燕分飞，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萧红的人生经历被一再叙述，初步统计，其传记多达六十余种。拘囿于能够见到的材料，以往人们对从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了差不多六年时间。二萧“浪漫”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以及让人扼腕的劳燕分飞，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萧红的人生经历被一再叙述，初步统计，其传记多达六十余种。拘囿于能够见到的材料，以往人们对于二萧分手前的情感状态，很大程度上充满想象与讹传。近年，《萧军全集》公布了1937年5月4日至1942年底的部分日记。而1937年4月23日前后，萧红自当年1月终结为抚平萧军1936年上半年的情感出轨而带来的情感创痛的东京之旅不久，因不堪再次面对对方更为严重的情感出轨，独自离沪北上，开始又一次疗治心灵之伤的旅行。在萧红传记研究上，二萧平沪间往还的书信（萧红自北平致上海七通，萧军上海致北平四通）素来被人忽视或误解，但却是了解萧红从日本归国后情感波动及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参照此期及以后的萧军日记，则更有助于揭示二萧真实的情感世界，为今人理性认知二萧的最终分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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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渡扶桑，还是北上北平，萧红作为女性之“弱”在于，萧军与陈涓、许粤华等的情感纠葛，不仅给她带来心灵巨创，更扰乱了她作为一个痴迷创作的作家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无情的双重困扰和折磨。每一次逃离是追求“眼不见为净”的自我麻痹；而更主要的却是为寻得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进入写作状态，以达到对现实的暂时忘记。因而，无论东京还是北平，对于萧红来说是逃离更是找寻，伤痛和焦虑始终伴随着她。1937年5月3日在致萧军第三信里，她自述“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同时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1]。
收读前两信后，萧军于5月2日回信提及，送萧红北上当晚回家，日记里记下当时心情：“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2]对比晚年萧军对萧红北上缘起的讳饰（如为了访友、怀旧），青年萧军当时的回信，坦率说出了其内心的愧疚，以及对萧红情感世界的真切感知。他也谈到自身心境烦乱，还有无法开始工作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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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二萧同在上海期间，萧红无法当面向萧军直陈内心的伤痛。一旦时空间隔，萧红再次独自面对自我，终于有机会缕清内心，通过纸笔向对方倾诉。5月4日第四信基本上没有了前三封信里的寒暄，直截表达内心苦痛的深巨。这在二萧往来书信中实属罕见：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作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刻，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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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萧红让长久以来郁积的隐痛，有了一次痛快“说”出的机会，文字因情感起伏而错落有致，但是痛诉里亦充满理性，不再如此前组诗《苦杯》或《沙粒》那般哀怨。这封信是她与自身拉开距离之后的深刻观照。某种意义上，痛苦让萧红对自己甚至女性的命运有了更其深切的认知。这封信似乎逼着晚年萧军无法回避萧红痛苦呼告的根源，1978年9月19日，注释此信时坦承自己爱情上对萧红曾有“不忠实”发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4]他对因此给萧红带去的“刺痛”引为终身遗憾，但随即还是极力对几十年前的逝者，尽可能保持那份道德优胜：“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5]人之晚年，似乎恩怨早该平淡，但萧军却仍力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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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自责中，尽力找到对于萧红的道德优胜，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晚年萧军所谓与某君“恋爱”，虽发生于萧红旅日期间，但后续影响却持续于萧红返沪后很长时间之内。自东京返沪，二萧的生活、写作都陷于巨大混乱，萧红再次离沪其实是他们力图重新厘清头绪，调整生活的努力。作为无辜者，如果说萧红此时是独自品尝伤痛的话；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萧军，则再次陷于“失恋”的苦痛。1937年5月4日萧军日记载有，头天许广平劝其珍惜才华“不要为了爱就害了自己”，应该“把失恋的痛苦放到工作方面去”。对于许的劝告，他亦坦率相告：“我但愿自己渐渐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自己总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热情……”[6]为了让自己早日超离“失恋”的痛苦和人事纠缠，萧军5月5日日记载有其自创的摆脱痛苦的方法：每日晨起告诫自己要“健康”、“安宁”、“快乐”。而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他，次日更反省到自己“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7]。6日，他回复一封长信，将自己所认为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情感变故的态度，介绍给萧红：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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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规训意味浓郁的文字，居高临下地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规训者的情感出轨，对于被规训者同时也是无辜受伤者及他自己这种“从事艺术的人”，都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应该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命令的语气（“好好分析”、“逐日逐时”还带有着重号）和霸道的逻辑，自然让萧红难以接受。这一方面归之于萧军成名后的狂妄、自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源于二萧结合之初，他当年对张廼莹那“爱的哲学”的告知。
    萧军此时的自恋之态常流露于日记：5月15日，他首先对萧红作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认为她“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人将要痛苦一生”；接着更有一段对镜自怜：“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使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晨间在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更是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9]。所谓“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应该是他常常情感出轨的根源所在。可见，青年萧军将自己的多情视为可炫耀的浪漫。渐近中年其心态或许有所变化，1941年4月身在延安的萧军，听说黄源死于“皖南事变”，心有所感在26日的日记里写道：“听说黄源在乱军中死了！不知道是否真确。我对他是抱着终身歉疚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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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狂妄与自恋，萧军无从体察自己给萧红带去的到底是什么。6日信中，在大段规训之后，还有类似“领导视察工作”般的指示：“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指大约两个月后萧军自己也来北平──论者注）我要看您的成绩咧！”
    5月9日在对萧军6日信进行回复之前，萧红述及收读对方两信哭了两回，6日自己也有一封信，只是因为流着眼泪写的没有寄出，怕自己的恶劣心绪影响对方。然而，等到情绪稍稍平复回复萧军此信却是另番滋味。对方的规训、命令，令其大为反感。对于萧军所谓每天看天一小时变成美人的建议，她不无讥讽地回应道：“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有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11]。而对那即将视察其长篇创作计划的“命令”，萧红更是将新旧帐算在一起反唇相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