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军的文学世界（转帖）

拥抱快乐

青岛观象一路1号。当年，萧军与萧红住在楼上，楼下是作家舒群夫妇。
    1934年夏天，萧军和萧红从东北冒险经大连来到青岛，投奔好友舒群。两家共同住在观象一路1号楼下的两个房间内。后来，萧军夫妇搬到楼上的两间房内居住。
    观象一路因观象山而得名，是一条环山路，整条路上都是以花岗岩为基、居高临下的德式小楼，路边有石阶通向一个个院落。彼时，萧军与萧红这对清贫伴侣便屡屡在山边和老街上漫步。萧军会在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则总穿着花短褂黑裙子，跟在后面。他们还会逛荒岛书店——那曾是文化人的乐园，如今只存遗址。他们认识了黄宗江，认识了后来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那时，前者是个初中生，后者是个高中生。
    也是在荒岛书店里，萧军向友人抱怨《八月的乡村》无法出版，友人建议他直接给鲁迅写信。后来，恰恰是鲁迅提携了二萧，他们的生活就此改观。可安顿下来的二人，却因性格上的鸿沟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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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内向柔弱，十分依赖萧军，甚至已至病态，但旷世才女如她，又有敏感自尊的一面，决非暴躁粗疏的萧军可呵护。萧军当然爱萧红，但骨子里还有轻视——他们初见时，萧红实在太落魄了。作为拯救者的他，在给了萧红怀抱的同时，也少了尊重。
后来，他们不约而同写下留恋青岛的文字，也不约而同说着依旧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话语。再不久之后，阴阳相隔。
    他们的话很堪玩味，萧军说：“萧红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则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去世，年仅31岁。病危时，她还在幻想萧军能再次来拯救她，哪怕，只是一个拥抱。可是，什么都没有。
    临终时，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那是他们在青岛时的爱情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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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
    对于萧红萧军的事，住在这里的人完全是道听途说 ，2005年6月22日，我站在观象一路1号的石门前。一幢石头基座的二层小楼，外观陈旧。像青岛的常见的老房子，这幢小楼的楼基也是很高的石座。经过东侧一个水果摊，穿过石门，拾级而上，便是一楼。院子里随意拉着几根绳子，晾晒的衣服纠缠在一块，随风飘动如万国旗帜。
    如今，这小院里有几棵松树，小楼并不残旧，看得出曾修葺过。
    楼上传来不太稔熟的小提琴的声音。跟随着音乐声，我按了1号的门铃。一位大姐应门而出。我告诉她我是来寻访萧红萧军的故居。
   “最近好多人来找哦！”她夸张的山东语调，令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景象。这位叫李春玲的文艺爱好者告诉我，这幢小楼里现在居住着七八户。原先简单宽敞的两层楼，被隔断成好多个房间。
   “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 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萧军《青岛怀踪录》)
    我猜测“突出的单间”可能就是李女士家现今的客厅。但所谓的“太极图”山墙，早已湮没在后来几经涂抹的石灰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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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厅里望出去，正对面是收拾得整洁漂亮的一栋栋小楼，一律淡黄色的墙体，在蓝天碧树的掩映下，不真实得像童话世界里的美好国。小楼背后就是观象山。1905年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气象天测所，于是这座小山就有了一个名字“观象山”。
    据李女士说，现在的住户中，这里最早搬进来的是西侧门牌号是4号的“丽莉幼儿园”。对于萧红萧军的事，她完全是道听途说。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石门旁的水果摊原先是个车库，一楼则是佣人房。“他们那时候可是自己住哦，不像现在住这么多人。”我忍住了没告诉她，那是两个穷文学青年，不要说有车有佣人，吃饭恐怕都成问题哩。
    几十年后，重返青岛的萧军寻访旧时故居，在观象一路1号，他说：“当年，每当我写作累了，便从窗口向外探望。”他写下了两首旧体诗《青岛怀踪录》及序。
“夜气如磐怀故垒，青灯坐时细论文”，他们当年一定觉得今生今世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感受了。那只是他们人生中诸多感受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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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忆】
    自己烧饭，做俄式大菜汤，悄吟（萧红）用平底锅烙油饼
    二萧的朋友梅林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们共同的青岛生活：
“三郎（萧军）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萧红）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一个洋车夫，一个村女郎，却在青岛过起了神仙日子。他们徜徉在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午后则跑去海滨浴场，在蔚蓝色的海水里浸泡年轻的身体和快乐的心。
   “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八年后，萧红无助而悲惨地死于香港陷落的炮火之中，听闻这个消息，梅林回忆他们一道在青岛贫穷而惬意的日子。
    三郎和悄吟，两个热恋着文学的青年，在流亡途中开始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悄吟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从事写作；三郎以刘均的名字，在小报《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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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和丁玲的关系之谜：交心互赏还是彼此拒斥？
    最近一个时期，围绕丁玲与萧红的关系，另有一种说法不时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这就是所谓：萧红并不喜欢丁玲。这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说法。
    1938年2月上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位女作家———丁玲和萧红，因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巧遇于当时的抗日前线山西临汾。接下来，她们由临汾经运城到西安，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经常见面，过从频繁的时光，直到是年4月17日夜，萧红告别丁玲和西安，返回武汉。
    对于丁玲和萧红这次烽火岁月里的不期而遇，以往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包括电影编导，多持赞叹与褒扬的态度，认为其“珍贵”、“难得”，堪称文苑佳话。在他们的学术或艺术视线里，丁玲和萧红的相见与相处是愉快的、和谐的，彼此之间也是欣赏的、尊重的。用葛浩文《萧红评传》里的话说：“丁玲与萧红一见如故，她（指丁玲———引者）可能从这位年轻女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战前形象，所以两人很快就成了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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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研究与创作如此评价或表现丁玲与萧红的相逢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研究者与创作者的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这里，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据，无疑来自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这篇作品写于1942年4月25日，即萧红病逝于香港的三个月零三天之后。当时在延安窑洞里的丁玲，正处于极度的烦恼与困惑之中———是年3月9日，她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指出延安妇女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没想到，接下来的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刊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訾议延安的等级差异和缺少民主。这两篇文章在当时的延安引发轩然大波，受到党内高层和有关方面的严厉批评乃至大规模批判。陷入这场风波的丁玲，虽然最终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然而，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复杂的意识流动，却一时无法消弭。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丁玲特别怀念与萧红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尤其难忘萧红那单纯得几近透明的神情和坦诚而率真的言谈。于是，她提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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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很多的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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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对萧红的缅怀中，丁玲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内心感慨，甚至不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然而，她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毕竟是美好与可爱的。尽管丁玲喜欢萧红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喜欢丁玲，只是在丁玲提供的有关萧红的快乐记忆里，不也能折射出萧红对丁玲的善意、敞开和亲近吗？要知道，朋友之间的融洽和友谊，从来就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而必须由双方共同酿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窃以为，以往的研究者和创作者认为丁玲与萧红之间存在真诚而珍贵的友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结论。然而，最近一个时期，围绕丁玲与萧红的关系，另有一种说法不时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这就是所谓：萧红并不喜欢丁玲。这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说法，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当年，萧红从西安返回武汉，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问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回答说：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对此，池田幸子的解释是，萧红和丁玲的性格很不一样，纤细的萧红实在无法适应丁玲身上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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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粗粗听来，仿佛有些渊源，人物关系倒也合理，只是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它实际上破绽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如所周知，萧红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多种材料证明，当年的萧红之所以未去延安，自有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后来的萧红曾在朋友面前，将这种原因归结为不愿意再见到萧军，其实不过是一种貌似合理且只能如此的敷衍之词。她回答池田幸子说，不去延安是因为躲避丁玲，应当也属于这种情况。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较真，更不宜将其作为人物研究的史料。至于萧红和丁玲的关系究竟如何？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材料看，可以证明其有龃龉有芥蒂的，除了池田幸子提供的这条孤证之外，再也不见蛛丝马迹；相反足以说明其相知与相重的，倒是不止一端。这里，我们不妨在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之外，再举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