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1971年 1971年3月22日 禹辰: 21日接到你返回牧区的第一封信,知道你平安地到达了满洲里,更巧的是又赶上了你队的拖拉机,能顺利地搭乘该车归队,我们非常放心。15日你改乘快车走后,天津又下了一场大雪,转天就化了,晴天后气温马上就升高了,棉裤已经脱掉。现在你们那里的气温可能还是很低的,要注意增减衣服,别着凉。 在我们分别的时候,虽然有些难过,但和你第一次走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思想很开朗,心情也很舒畅,你的心愿一定能达到。根据咱家目前的生活条件,我和你妈妈是会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这些你就不必忧虑了。归队后安排好工作,你再详细的告诉我们。 现在知识青年大部分都归队了,火车非常拥挤,票也不好买,陈涛又改变了走的计划,票退了,在津暂时多住几天再走。你二哥由于北京来的伙伴一再拖延日期,不便拒绝,所以只好再等几天,预计26-27日可动身。大伟于21日晚11点动身回去了,杨利生可能在月底也就回去了。 这次在家居住三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感到我们话还没有谈够,记取这次经验,待下次探亲返家时,我们必须好好地畅谈。 现在你母亲精神很好,吃的也比较多一些了,身体逐渐恢复,不要惦念。阳利的母亲在你走后,隔一天就回老家了,现在还没有接到阳利的来信。下次来信把小德子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父字 71.3.22 注:这是1971年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也是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按期返回牧区后,接到父亲的第一封来信。这次回家,父母看到我各方面都挺好,因此长期悬挂在他们心头的担心终于减轻了许多。当然再次离家时,大家的依依惜别、特别是母亲的又一次难过和眼泪仍然是避免不了。悲欢离合、人之常情,在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津期间,我和我的小学好友陈涛、阳利、文奎利用这段难得的相逢痛痛快快的玩了好多天,我们彼此的感情是太深了,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几乎是形影不离。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我家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到陈涛家去看看,他的父母对我也非常好。走到半路,夜色昏暗的灯光下有几个戴着军帽的少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时,天津街头新添了一群15-16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多是干部子女,号称“土联动”(文革期间产生的一种畸胎,一类街头流氓),他们常常背着一个绿军包,而包里面通常放着的是用来打架的凶器——菜刀或铁扳手之类的东西。这天晚上他们恰好准备在这里打一场群架,偏巧我们三个走到这里,所以便上来拦住去路,让我们立正、站好。对于这突发事件,我们只知道是遇上流氓了,虽然我们从未跟人打过架,但是并不畏惧。一时怒起,我一个巴掌打过去,搧了对手一个耳光,他反应也很快,一个铁板手抡过来,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头上,我轰的一下晕倒在地。与此同时,阳利也和对方厮打起来,陈涛趁乱急急跑回我家,偏巧我二哥还有他的几个兵团战友也都在我家吃饭,听到消息他们迅速的赶来,也不过是百米的路程,几分钟的事情,那几个土玩闹,见来了援军,立刻落荒而逃,但还是被阳利死死揪住了一个,当然对这厮的一通暴打是免不了,瞬间便是鼻青脸肿,然后便将其扭送到派出所。此时,我已站起,摸着头部有丝丝的血迹流下来,原来是头顶被他们的铁板手砸破了,但不严重。受伤比较重的是阳利,由于他比较粗壮,所以便有几个歹徒同时向他攻击,他的头部被砸破了好几处,已经血流满面了。我们急忙去反帝医院(现在叫天津医院)进行了包扎、缝合,然后到派出所解决问题。事情很快就调查清楚,原来是由于天黑,他们误把我们几个看成是来找他们打架的对手了,所以才上来挑衅攻击。事后,他们几个被拘留了几天,还赔偿了我们的医药费和损毁的衣帽等物品,这件事,在我们的居民区也曾轰动一时。 还有一件我至今未能忘怀的事情,也发生在第一次回家后,过年后的一天,也是我们几个刚刚从陈涛家出来,偏巧遇上了也是小学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但由于人多,当时我们都没好意思说些什么,只是简单地客套了几句,说有时间出来玩啊,但却总也没有“出来过”。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始终没有见过面,即使是今天虽然已经知道了彼此的一些信息,但也没再联系过,这多少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那次回牧区在满洲里住招待所的时候遇到了我们队开拖拉机的周长富,他是来满洲里给公社供销社拉货的。真是太巧了,否则我得等上几天才能搭乘去西旗的长途汽车到哈拉牛敦(一个中国地图上标有的、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然后再步行几十里到生产队的队部——呜呼鲁楚鲁。周长富是一个很好的汉族社员,为人忠厚,跟我们知青关系不错,利生对他的评价很高。前几年老社员徐金水从牧区来天津探亲,我和利生知道后前去看望,从他口中得知了周长富早已去世的消息,我们为他唏嘘了很久。 我回到牧区后,即被安排到蒙古包,开始了放牧的生活,草原正在迎接春天,接羔马上就要开始了,人们都在全力以赴准备迎接那些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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