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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我写好了这篇文章的初稿,距与黄宗英那次长谈已有两年整。我当即把初稿寄给黄宗英审校,很快她在十二月六日给我写来一信。信写得坦率而感人,是对这篇文章的最好补充:
我又加上那件保暖睡袍,脚上加双羊毛短袜,还抱着热水袋,坐在还有太阳照射的小书桌前,室内温度是20.05℃,还是觉得打心里冷。我刚才让亦代看看《再》,他一页没看完,就说:“我不要看了!”凡是深知阿丹一生饱受的非人摧残,都不忍“戳心经”。
我把阿丹的“交代”给你时,心里也很嘀咕。当时(一九八○年冬)上海电影局运动复查组交回的两大捆材料上,盖着一张大纸,上书:予以销毁。发还给家属就是表示“不留档案”,由家属亲自销毁。我若仅是家属,当然会销毁吧。毕竟是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阿丹若活着,他会怎样对待这两大捆交代?!我想不出,赵丹不是邵燕祥。请你设想阿丹在九天九地看了《再》,究竟会是什么表情?我心忐忑。虽然阿丹生前曾说:“我以后写回忆录,一定写真真实实的自己和身边的人,决不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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