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王阿嫂之死》，同年与萧军共同出版小说和散文合集《跋涉》，正式进入文坛。萧红的文学创作历程不足十年，都是在抗战时期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岁月进行的，她克服心灵和情感的伤痛、贫饥和病痛的困扰，创作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为文坛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文学魅力越来越被人们所发现，她的作品经典性亦日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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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懂事很早，所以人们说她有着“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萧红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童年时，萧红的亲生母亲去世，父亲是专制而暴躁的家庭掌门人，在萧红的记忆中，他无论对老人、小孩，还是对女性，都是缺少关爱和尊重，是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人。他们处在两极，永远是对立的。萧红小时候非常活泼，也非常顽皮，这从她对祖母的小小恶作剧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同时，萧红也非常敏感，有着过人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这一点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得最明显。童年缺失父爱和母爱，只有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她说：“祖父，后园，我，这三样东西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童年的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也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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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家。漂泊流浪的人生历程中，她先后到过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像她这样到处流浪，四处漂泊，甚至露宿街头；也很少有哪位作家经受过像她那样的寒冷、饥饿和病痛。就像她在散文《饿》中写到的那样，在她的漂泊岁月中，“只有饥饿，没有青春”，没有哪位作家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同时，萧红一直体弱多病，头痛腹痛等时常折磨着她，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她总是苍白瘦削，早生华发。
    然而，萧红的一生都在追求着爱、温暖、自由和幸福，但却一直得不到命运的青睐，不仅童年充满着寂寞荒凉的回忆，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屡屡受挫。“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过程中，所谓真正的幸福之光，人间之爱，并没照临过她，沐浴过她！”作为叛逆的“五四儿女”，作为一个弱女子，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抗争。我们在同情她的不幸时，更钦佩于她的不屈服，这也是她打动很多中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感受可以借用萧红的一首诗来描述，“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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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的勇敢抗争是双线的、双重的，并在这双线的、双重的抗争中展开了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双线指的是，她的抗争既体现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双重指的是，她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爱和自由而反抗男权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民族而反抗外敌的入侵。先是抗婚，接着是抗战，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旧式的家庭，为了拒绝做亡国奴而出走沦陷的东北。她的短暂一生，无论是现实人生和文学写作，都在寻觅着爱与自由。
   “为了爱的缘故”“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谈到萧红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她和萧军关系是不能绕过的。我认为，正是二萧的相遇，才有后来的作为作家的萧红。也就是说，萧军在萧红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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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天，萧红有孕在身，却被困在当时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家旅馆里，这个旅馆的名字是“东兴顺”，她向当时的一家报纸《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萧军当时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他受到该报的一位副刊编辑的委托前去探望并准备解救。豪侠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萧军被萧红的悲惨处境所打动，更被她的文学才华所征服，决定“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二人的相遇、相知和相爱是有传奇性的，也不乏偶然性，就像萧军所说的：他们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二萧的结合，用今天的话就是闪婚加裸婚。二人在非常状况下闪电结合，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两颗年轻流浪的心的契合。“偶是相逢患难中，怜才济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饥寒日，上海滩头共命行。”这是萧军写的《抄录萧红故信后有感》中的几句诗，非常凝练地描述了当时二人相遇的实际情形。萧红后来在《商市街》和《桥》等散文集中，也写了二人生活的一些片段。在二萧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萧红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因《生死场》而一举成名。
    二萧的爱情故事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同时也似乎成为一段公案。对于他们的分手，很多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写过文章，对分手的原因和应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评判。总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性格差异，二是人生选择不同。我认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两人走到一起；为了爱的缘故，两人六年后分手。萧军在给萧红的信中有类似的总结：“前信我曾说过，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
当然，二萧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有着流浪汉式叛逆的性格，萧军在回忆中写道：“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我们也是共有的。”二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幸福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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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为了赴鲁迅先生的宴请，萧红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钱”从“大拍卖”的铺子里买了一块布，为萧军缝制了一件新外套。对此，萧军回忆道：“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件新礼服”缝好了。萧军感叹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
    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西方有句话说得好，许许多多的时候，生活中的困境，并不是巫婆设下的陷阱，而是相爱的人，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相爱而又有差异的人不知道如何生活在一起。虽然二人对彼此的人品和才学是相互欣赏的，但性格的不同却带来结合后日常生活的矛盾和烦恼。萧红的多愁善感、细腻自尊，特别依赖于爱，这岂是粗犷尚武的萧军所能完全理解、给予和欣赏的！多年后萧军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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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萧的书信中还可以看到，他们也像平常的夫妻一样，为了吃喝拉撒睡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恼以致影响感情。比如，萧红总是“干涉”萧军一些生活细节，她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说：“我告诉你的话，你一样也不做，虽然小事，你就总使我不安心。”对于萧红的关心，萧军并不买账，而是抱怨：“她自己已经如此，却还总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琐事，什么枕头硬啦，被子薄啦，吃东西多啦，多吃水果啦……”“我的灵魂比她当然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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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最后的分开，是在抗战时期人生选择的分歧所导致的。萧军一生不满意于当一个作家，他后来曾回忆,为此他矛盾纠结了几十年。抗战白热化阶段，他笃定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对此，萧红坚持不同意，她认为作家有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在文学事业方面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之感情的不和谐，因此各奔西东。
萧军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一直是强势的、霸气的，也是简单粗暴的，而萧红恰恰是过于自尊。萧军认为萧红自尊心过强，甚至“自尊心病态化”。萧军承认，在二人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把萧红当作“大人”和“妻子”，总是把她当作孩子，甚至以萧红的保护者和恩人自居。这有伤萧红的自尊。甚至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导致二人在婚姻中的不平等，使敏感自尊的萧红无法长期忍受，也是二人分手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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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二萧在文学观上，即作品应该写什么也是有分歧的。萧军在1978年对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对萧红作品并不高的评价。而萧军的这种评价，在和萧红未分开时就存在，而且当时文坛对萧红的作品评价高于对萧军的作品评价，如鲁迅、胡风等都有这方面的评论。这也是好强的萧军不愿接受和承认的。这些问题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难免加剧了不愉快。
    对于萧红的早逝，萧军是怀念和惋惜的。萧红也难以忘情于萧军。据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红的遗嘱里写明了将《生死场》的版权留给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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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对着人类的愚昧
   “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
    谈到萧红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谈到鲁迅。鲁迅与萧红有着令人感动的“伟大的温情”。在萧红的人生与文学路途上，鲁迅可谓导师和伯乐，正是鲁迅的发现和提携，才有了二萧在文坛上的崛起和发展。正像钱理群所说的：“当萧红用她纤细的手，略带羞涩地扣着文学大门的时候，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了。”
    二萧与鲁迅见面的情景，许广平、萧红和萧军分别描述过，“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
   “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