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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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慰藉，同时还有实际的帮助。在鲁迅的帮助下，二萧度过了生活的拮据，并迅速进入文坛。我们知道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萧红也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在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对《野草》中许多篇章和名句都能背诵。正如作家孙犁说的，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萧红和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乡土作家，他们笔下都有很多对童年的回忆，都写了很多故乡的人物和文化风俗，在创作上应该不乏心有灵犀之处，这也应该是鲁迅认可萧红的前提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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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鲁迅和萧红的作品的人，不难发现，与鲁迅一样，萧红在创作中不仅书写自己熟悉且情感深厚的人、事、风俗和风景，同时注重思想深度，追求深度写作。她说：“……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创作之初，萧红就将笔触投注于中国黑土地的荒凉风景和苦难人生，用生命贴近现实，不仅“对不幸者永远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人道情怀，闪动着晶莹的“人性的温暖”，同时在丰富的感性描写中蕴含着深邃的理性的省思和批判。22岁写就的《生死场》一经出版，即震撼文坛。她对北方原野上盲目生存，糊涂死亡，没有灵魂，却又是对原始质朴的人与文化的书写，恰如鲁迅说的达到“力透纸背”的效果，
    萧红作品的魅力，不仅限于对故乡记忆的引人入胜的灵动描述，还在于它们的文化启蒙意义，和鲁迅一样写到了灵魂深处。她笔下的人物不仅物质生存极度匮乏，而且精神与心灵世界亦是荒芜、萧索的，绝少意义之光的烛照。“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萧红的深刻，胡风说得最形象，在他看来，《生死场》虽不精致，却是史诗，“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因此人们“看到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其实，萧红本人有着极强的女性意识，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性别意识。她对于男权社会文化氛围中女性的不幸，感同身受，为此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感慨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的几部经典之作，几乎都将表现女性的不幸命运和悲惨遭遇，作为主要描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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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大家都很熟悉，一个花季少女被所谓的规矩和陋俗活生生地折磨致死，种种跳大神、滚烫的水洗澡等情节读来令人揪心，但无论是婆婆还是邻人，他们并没有恶意，都是“为她着想”，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来。这善良的残忍、残忍的善良，最为可怕和难以救药！作品揭露了国民愚昧无知的精神状况，有着深刻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意义。
    在《生死场》中，她通过王婆这一人物揭示了女性普遍的境遇，即“她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作品中，还有一个女性人物的命运给人带来深深的战栗，那就是对月英的描写：“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她家也最穷，在李二婶子隔壁住著。她是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如此美好的女性在乡村极端低下、极其落后的物质文化环境中，很快就被毁灭了。我们看到，鲜活的女性生命在乡村社会从来不被重视，而是任意被摧残、被践踏，无人珍惜。月英被疾病折磨，得不得医治，身体生出蛆虫，身下垫着砖头，每到夜晚隔壁邻居都能听到“惨厉的哭声哀叫声”。那哭声哀叫声“弱得柔惨欲断”，“你……你给我一点水吧！我渴死了！”“嘴干死了……把水碗给我呀！”每每看到此，都不忍卒读，不禁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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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对女性生存不仅有着莫大的同情悲悯，同时还有着强烈的自审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笔下的女性没有自我意识，缺乏人的意识，她们在自然的暴君和男权的暴君双重压迫下，丧失了人的价值，命如草芥，正像《生死场》中写道的：“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萧红是个有思想的作家，她的作品深蕴着文化启蒙的内涵，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着独到的观察和深度思考。在萧红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既是她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尤其1940年1月到香港后，完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百年传世经典，显示其思想艺术的成熟。
   “不以诗名，别具诗心”
   “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才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传世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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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萧红的童年虽然缺少爱，亲情是不完整的，只有关爱她的老祖父。但另一方面她并没受到过多的传统思想的浸染和成规的教化。打个比喻，她好似北方原野上无拘无束、自在随性长大的一株小花草。她的头脑中很少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无论是她个人的流浪生活，还是文学写作有着自己的想法和风格。很多人读了感到内容和写法都不太习惯，但读了又放不下，不由分说地爱上了。她的风格是天然的、有原生态的味道，表现出十足的个人性和个性化，学者们也认为，她是天生的先锋派，常常能别出心裁，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学天分。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创作一般都要先入为主地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但萧红不按这种套路的写作，对于读惯了载道文学的读者自然有些不习惯。当时的文坛不乏质疑之声，说她的小说无论结构还是行文，都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就连对她的文学天分非常欣赏推重的胡风，在1935年写《〈生死场〉读后记》一文中也指出萧红的写作上的弱点，认为“语法、句法太特别了……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对此，萧红有自己的观点，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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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不拘泥的文学风格，在《呼兰河传》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书写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自己的心灵体验到的，艺术上坚持自己的路子，打出了灵动而别致的艺术风格。对此茅盾给予肯定，并说《呼兰河传》关键不在“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的文学直面人类，直面世界，旨在消除愚昧，说出真理，不为任何的意识形态和理念束缚，她的作品中没有丝毫刻板僵硬的概念化和先入为主的主观化的色彩，有的是率真的、透明的、毫无造作的、本真的描写，呈现的是原野上自由自在生长和奔跑的灵魂和生命。萧红的创作采用儿童视角，女学者赵园曾经说过：“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而且那是她作品中最有光彩的世界。”也许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萧红出生在6月1日，就是儿童节的这一天，的确，她的作品呈现的童心和儿童视角，都非常突出而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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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每个人随着成长，都会或多或少渐渐失去可爱而珍贵的童真，更难得保持一颗童心，童心在文学创作中尤为可贵。萧红拥有着宝贵的童心，她笔下的人和事，在透明纯净的童心的烛照下，都是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气一样新鲜。”儿童视角常常带来的是“越轨的笔致”（鲁迅语）。
    萧红的作品蕴蓄丰厚的思想内涵，也葆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英才天妒，“落红萧萧”，作者的生命力和作品的生命力常常是悖论性的。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沦陷后的香港，葬于浅水湾，年仅31岁，可谓“叶落他乡情难酬”。萧红临终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人们不禁感叹，天涯孤女，红颜薄命，空负了满腹才情！她把永远的遗憾留给了她所眷念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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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往事：萧军和丁玲在延安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1942年10月18日在延安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发生的冲突。萧军在会上说:“我这一支笔要管两个党(按: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持会议的丁玲反驳说:“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鲁迅先生对共产党怎么样？他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作为鲁迅的弟子，你一支笔要管两个党？”(陈明:《一点实情》，《我说丁玲》第93页。)王德芬对同一件事的回忆跟陈明颇有出入，即萧、丁当时的分歧并不是集中在“党和笔”的关系上，而是集中在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看法上。据萧军日记，他不同意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帽子，不同意说王实味“有计划、有阴谋”地反党。他认为王实味主观上还是站在革命立场。王德芬将这一场冲突比喻为诸葛亮“舌战群儒”:独战的一方是萧军，另一方是丁玲、柯仲平、周扬、李伯钊、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萧军在延安》，《延安作家》第399至404页。)虽然两位历史在场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承认萧军、丁玲存在分歧和对立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丁玲本人的著作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她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942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丁玲文集》第7卷。)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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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我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同年8月15日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他预言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我认为，萧军要用他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已见端倪。8月16日夜，他们又在河边赏月。丁玲说:“月亮走在云里多不舒服呵！”接着又更正说:“月亮怎么会走在云里呢？它们离得那样远。”萧军说:“文学语言是不能跟科学语言相提并论的。”这是多么抒情而又富于学理的对话呵！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告诉了萧军。丁玲说，他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