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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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成功刻画了安娜丈夫卡列宁的形象——这位丈夫注定了安娜要成为悲剧牺牲者。他们相约三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比如丁玲主张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先具有伟大的人格，而萧军认为作家先要有艺术的感觉，而人格是决定作品感染力的因素。丁玲承认她在跟萧军接触的几个月当中受到了萧军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使她更理性，更坚强，坏的一面是使她对人生更感到虚无。萧军承认丁玲比他待人宽厚，能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但他认为丁玲是个很感性的人，不善于把问题提到哲理层面思考(8月15日日记)；“容易冲动”，“缺乏学习的恒心和热情”(8月25日日记)。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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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萧军说，他们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萧军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虽然可以理解。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感天动地的。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由于丁玲和萧军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跟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跟丁玲和解，“因为她是为人类受过苦难的人，现在她也还是受着……”(8月31日日记)萧军向王德芬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9月16日日记)。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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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日记中有关丁玲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是丁玲在1940年审干期间的真实心态。因为康生1939年在延安散布过丁玲曾在南京“自首”的谎言，丁玲向党中央进行了申诉。194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审查她被国民党绑架并拘押三年的历史。丁玲开始感情很冲动，曾邀萧军一起去找董必武。在找董老的路上，萧军说:“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丁玲说:“是呵！恋爱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也就算了。而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老实讲我快要吃不消了。”“我离开延安……回家去……再让国民党把我捉了去……连国民党的人那次在西安说他们佩服我，说我并没有失掉自己的立场……现在自己的人们却这样磨难我……”(9月25日日记)。9月26日下午，丁玲又去组织部，萧军送她到河边，嘱咐她“心平气和，沉着应战”。晚上，张闻天为茅盾、董必武饯行，陈云作陪，丁玲也去了。回来之后，丁玲心情平和了一些，跟萧军谈起了去组织部的经过。根据萧军的转述，中组部当时批评丁玲说:“冯达写自首书时，你不应该不劝他。你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对你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冯达自首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前途灭绝了，规劝不会有效。二、她没有及早潜逃，是因为逃出来也没有适当工作。问为什么国民党没杀她，丁玲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特殊的人物呵！我虽然是个党员，但是个作家呵！”(9月26日日记)。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委托任弼时同志审查丁玲这段历史。1940年10月，中组部作出了“说丁玲自首并无证据”的书面结论。陈云、李富春在结论上签了名。毛泽东在结论的结尾加了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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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该补叙萧军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会。1984年3月6日，北京举行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年庆祝会”。这一天上午，丁玲在“文学讲习所”作了三个钟头的报告，下午又不顾疲劳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作即兴发言。丁玲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个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要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及时地反映时代，及时地把我们人民要讲的话讲出来……”(《丁玲全集》，第8卷。)会上还有一个插曲:丁玲说，萧军、聂绀弩、胡风不久前照了一张相。萧军插话说:“呵，你的消息很灵通！”当丁玲说到合影的三个人是老朋友时，萧军又插话:“哎，就是没你。”丁玲笑了:“是呵，是没我呵，哈哈……你们三个老人照了一张相，将来洗印出来送我一张呵！”萧军立即答应了丁玲的要求。可见，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磨难，丁玲也回到了作为萧军“老朋友”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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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萧红和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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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曾谈萧红：她称我为“壮牛” 称自己“病驴”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县文化馆借到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读就被这两本书吸引住了。于是,萧红、萧军这对夫妻作家,便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上高中后,我又读了萧红的《萧红选集》、《呼兰河传》和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在我对他们更加钦敬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俩的不幸遭遇:萧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于战乱中的香港；萧军在被当成反动文人屡遭批判后,似乎也从人间蒸发,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就在两萧的名字在我记忆中尘封了近20年后的1979年,我忽然从《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萧军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得知他历经磨难后,已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返文坛。高兴之余,我立即给他写了封长信,信中谈了我对他和萧红作品的喜爱及一些粗浅体会。本来,我对这封信能否寄到并无多大把握,因为从刊物上抄的地址并不太确切。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刚寄出四五天,我便惊喜地收到了萧军的回信。在这封写满五页信纸的长信中,萧军除诚恳地跟我谈了写作杂文的经验体会外,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萧红的作品:“您对萧红的作品如此热爱,这是难得的!您对于她的作品感受和评价我认为也很深刻而正确。严格说起来,她确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诗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丽得一尘不染!从20岁她正式开始写作,到32岁逝世为止,短短十年期间她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衡量,在我国女作家群中(都)是少有的一位。我作为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伙伴,作为她的一个读者,是永远怀念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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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次的真诚交流,我进一步产生了去京面见萧军、向他当面求教的愿望。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就在一个月后的1979年4月25日,我到北京约稿时,专程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鸭儿胡同的萧军家,对这位刚“解放”不久的老作家进行了采访。交谈中,他跟我谈了他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文艺界的斗争情况以及如何读书写作等。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又一次向我谈起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只有十年光景,总共创作了110万字。选集所收的文章,仅占她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她虽然很有才华,但由于贫病交加,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她戏称我为‘壮牛’,称自己是‘病驴’……”他还借机叮嘱我说:“所以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年轻时不注意,年纪大了就容易出毛病……”
    采访中,我也向他提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比如,他们的通信中,彼此常用“小海豹”、“小狗熊”等外号相称,不知有何用意?萧军听后,满含深情地回答道:“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比如,我称萧红‘小麻雀’,是形容她腿肚细、跑不快,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称她‘小海豹’,是说她一害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俨然一只小海豹；称她‘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两只手就左右张开,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而她称我‘小狗熊’,则是因我笨而壮健,像狗熊似的……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因此虽然很穷,但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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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采访中我很想就此问题向萧军请教,但又担心刺伤他的心,所以没有直接提出。只是当我无意中提到那位D·M(即端木蕻良,萧红跟萧军分手后,即与他同居)正写文章大谈当年他如何关心萧红时,萧军立即表现出对此人的鄙视和憎恶。他生气地说:就是这位自称萧红“知己”的人,当萧红生命垂危、孤单地躺在香港的一家医院时,他却弃萧红于不顾,怀资逃之夭夭,让这位女作家孤苦无告,临终前伤心地喊出:“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
停顿了一会儿,萧军又简要地谈起当年他跟萧红的关系:“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可以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谁也离不开谁。正如一首小令所说:‘一块泥巴,捏两个娃,男娃和女娃；又把它们揉到了一起,再捏两个娃,这时候她的身中有了我,我的身中也有了她……’可是,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尽管彼此爱得很深,但我的粗犷、爽直、强梁的个性常使她那纤细、脆弱、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我们俩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这段话,可谓他们共同生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他们悲剧人生的冷静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感情的裂变,早已埋下了种子；而他们痛苦的分手,似乎也在所难免。诚如萧军在悼萧红诗中所言:
生离死别已吞声,
缘结缘分两自明!
早有《白头吟》约在,　　
陇头流水各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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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不忠在先”
    以前大家认为二萧正式分手是在西安，实际上并不是，应该是在临汾的火车站。本来萧军等着萧红跟他说分手，这样一来他就不必背负道德谴责的压力，他说过：“萧红不说分手我是不会主动离开的。”
    但到了临汾车站时，萧军说他要去前线打游击。在战争岁月，日军马上要攻到临汾，萧红的身子还那么弱，在人们都纷纷后撤的时候，萧军这时提出要上战场打游击，是想表达什么？就是想分手嘛！只不过没有把这句话明确说出来。
萧军当时还说：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吧，万一我死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了……
萧红知道离开萧军会受到很多舆论压力，很多人会指责她忘恩负义，没有报恩情怀。但事实恰恰相反，是因为萧军首先在情感生活上不忠实，背叛了他们的爱情。萧红不能忍受死亡的没有意义的婚姻，她的感情观是非常现代的。
　
                                       ——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