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作者：袁敏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8-27 09:45:28

金火鸟发表于 2014-8-25 12:00
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见笑了。读后感慨，叹息，无语！

那就好好地看下去吧。谢谢阅读！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8-27 09:46:00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8-27 09:4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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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27 09:45 上传

（破败的土墙和绵延的铁丝网昭示了1976年的风雨烟云。）

我爸说，他被关进三台山后并没有像我哥关在“小车桥”那样，遭到非人的待遇，也没有像猜想中的那样被连轴转地审讯，除了关进来的第一天晚上，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问他：有没有见过《总理遗言》；在哪里见到的；从谁手里看到的；有没有再传给别人等几个小儿科的问题，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搭理他。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有人给他递进来一份马马虎虎的饭菜，吃完了，有人将碗筷收走，除此之外，完全与外界隔绝。从5月10日进来，到5月27日离开，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爸除吃饭睡觉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他几次要求派人到家中给他取些报刊杂志和书籍，都被一口拒绝。我后来问爸爸，如此真空绝缘般的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每天拿什么打发这一分一秒的时间呢？我爸微微一笑，吐出八个字：“闭目养神，静心思考。”我不依不饶地再问爸爸，你怎么养神呢？又思考哪些问题呢？我爸说，三台山所坐拥的野趣和湿地生态风貌是西湖风景中独一无二的，若不是被抓来关在这里，你还真没有机会细细体味这样的奇丽景致和境地。此处推开窗子就是绿色，一杯清茶能听树声，树叶落于茶杯旁，一片一片就成趣味了。山风抚吹树声，一段一段，空谷传音，不绝于耳，疑是天上人间。我独隐居于此，此乃养身更兼养神。至于思考问题，那就要沉重得多了，大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当前的局势，中央高层的角逐和较量；小到我和你妈几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四个孩子将来会走如何不同的道路……我想象着我爸端坐在窗前，眼前绿浪翻卷，脑海中云蒸霞蔚，三台山漫山遍野的茶园升腾起温润的土气，清凉沁肺。有茶树生长的山谷是土气最盛的地方，人在其间，不知不觉中变得心平气和，很难割舍。爸爸能在黑云恶浪面前保持如此的心态和境界，这真让我佩服无比，却又自感望尘莫及。

天气越来越热，清凉的三台山也开始被暑气包围。5月27日，我爸被带出住了半个多月的那间屋子，又一次坐上了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这一次，吉普车的左右窗户都被装上了厚厚的布窗帘，车厢内像一屉刚蒸过馒头的热蒸笼，暑热难耐。守在我爸一左一右的是两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显然没有像公安局的便衣警察那样高度警惕和恪守规矩。坐在我爸右侧的小战士看样子热得不行，车厢里又没有任何纳凉的工具，小伙子先是撩起窗帘的一角擦汗，而后又拽着窗帘布忽悠忽悠扇凉。等到对面的另一位年轻战士仿佛突然意识到什么，猛地拍打那个正使劲扇凉的小伙子的手，让窗帘再次垂下来，遮挡住车内人的视线时，一直眯缝着双眼的父亲早就看清楚了吉普车穿过涌金门，开过湖滨路，驶进了杭州火车站。爸爸想，问题看来很严重，事情一定升级了，火车头向着北方，估计自己是要被押送到北京去了。

实际上，和我父亲一起同一列火车押送北京的还有：我哥哥瓜子，我姐姐晓燕；蛐蛐儿和他的父亲李伯伯；阿斗和他的爸爸刘叔叔；这是一节专门挂上去的软卧车厢，每一个人分别由两个8341部队的年轻战士看押，单独坐一个包厢。我爸坐的吉普车从车站边门的另一个通道直接开进车站，一直开到那节软卧车厢的门口才停下来。一切都是戒备森严的，一切又都是井然有序的，从我爸坐车驶入火车站，下站台，上火车，进车厢，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应、引导，严丝合缝。我爸虽然左顾右盼，但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可以让他作出某种判断的人和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也坐上了这列火车。

1976年的北京白云路一带还很荒凉，虽然离着长安街不远，按现在的眼光和地段概念，这里应该算是二环边上，完全是市中心了。可是，30年前的白云路恐怕还不如现在的通县和大兴，大片裸露着乱石的荒地使这里就像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当时很有名气的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就坐落在这里。

为了寻找1976年那座关押我的亲人们的监狱的影子和痕迹，我专门去了中央公安大学。第一次是我哥陪我去的，在大片大片的绿树繁荫中，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拔地而起；林荫大道上，满脸阳光灿烂的年轻学子们来来往往；篮球场内，龙腾虎跃的小伙子们在姑娘们的尖叫和欢呼声中大展雄风！这里哪有半点监狱的影子和痕迹呀？我有点怀疑地看着我哥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记忆产生了偏差，走错了地方。然而我哥很肯定地对我说：我对1976年关押我们的地方是刻骨铭心的，我不可能记错，就是这里。我担心的是，当时关押我们和一批政治犯的那几排平房是不是还能保留下来，现在到处都在拆迁，那些平房都非常老旧，能否得以保存下来，只有看天意了。

校园很大，我们从北门一直走到南门，走了很长时间。就在我们几乎丧失信心，觉得再也难觅1976年关押“总理遗言”重要案犯的旧址时，离南门不远处，有四五排绛红色的砖坯平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哥停下脚步，仔细打量这几排显然翻新过的平房，很久没有说话。他先是绕着这几排平房转了好几圈，然后又推开平房一头的双开玻璃门走了进去。这平房的结构很像一些大学校园里的筒子楼，两边的房子都呈长方形，一间挨着一间，楼道大约两米见宽，在楼道里来回走动，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两边的动静。我哥推开几间房门看了看，又在楼道里来回走了一下，最后他走出平房，大跨步地跃上平房前面的几个水泥墩子，又跃上围墙回望着那几排低矮的平房，肯定地说：“就是这里。”

我承认，这几排绛红色的平房与周围的高楼大厦确实大相径庭，它们的简陋和素朴让其有一种傲视周边的沧桑。虽然那种翻新的绛红色彩有些覆盖这种沧桑，但那些裸露的砖墙，木质的窗框，幽暗的走廊，水门汀的台阶……一切都显露出70年代的苍老痕迹。但要说这里就是当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我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直到我从南门走出来时，突然看到了一堵百孔千疮的土墙，看到了土墙上歪歪扭扭但却绵延不断的铁丝网，我才不得不相信，这里也许真的曾经是囚禁犯人的地方。令我震惊和不解的是，南门之外已是一个漂亮成熟的居民小区，新建的公寓楼比肩继踵，在这一片显然精心规划过的小区里，一切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堵破败的土墙和扎眼的生了锈的铁丝网在这里就像一快丑陋的补丁。拆迁者为什么要留下这块硌眼的补丁我无法知晓，但我更愿意做这样的推断：是哪位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烟云的人有意为之，他一定是希望历史不要完全被岁月洗去痕迹。我不知道这堵尚能供人怀想的土墙和生锈的铁丝网最终是否会被人推倒铲平，我只能庆幸自己还能有缘目睹1976年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最后一点残留的真迹！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相机啪啪啪地拍了一串照片。

当我把这些照片洗印出来拿给爸爸看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认不出来这就是当年关押过他的地方，但他一看到那堵破墙和破墙上东倒西歪的铁丝网，脸上的表情还是起了明显的变化。我爸是个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的人，我知道这些照片触动了他久远的却永不会忘怀的那段记忆。

（待续43）

金火鸟 · 发表于 2014-8-27 13:18:04

等待下文。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8-29 09:00:33

金火鸟发表于 2014-8-27 13:18
等待下文。

再次感谢阅读！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8-29 09: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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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29 09:01 上传

（我爸的入党介绍人陈树谷。）

送到北京，关进中央政法干校后，我爸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首先是被收缴了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皮带、钥匙、手帕、指甲刀、毛票钢蹦儿，一样都没有拉下。他的监号是58，“袁啸吟”的名字再也无人提起，无论是提审，还是放风；无论是开饭，还是如厕，看守人员都是叫“58号”。最初，我爸常常没有反应，当有人高叫“58号”时，我爸总是无动于衷，其实他倒也不是成心抗拒，他只是总也不习惯“58号”就是自己名字的代号。

我爸告诉我，他被关进这里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隔壁关了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虽然他从未和这个老头打过照面，但老头整天骂骂咧咧的声音却成了他最初了解这所监狱情况的唯一信息来源。老头具体都骂什么，我爸说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但他每天拍桌摔凳，撞门踢墙，折腾得整条楼道里不得安宁，我爸却记忆犹新。我爸说他很佩服这老头永不消退的精气神，但他自己却绝不会像老头那样无谓地消耗能量。

对我爸的提审完全是围绕“总理遗言”展开的：

“你看到过‘总理遗言’吗？”

“看到过。”

“从哪里看到的？谁给你看的？”

“就在家里，小鬼同学拿来的，我就看了。”

“你相信这份‘遗言’是真的吗？”

这是一句有分量的实质性的问话，我爸沉默了。

“回答！相信吗？”问话者的态度非常严厉，他们的审讯水平显然比我爸在杭州三台山的那些便衣们要专业多了。

我爸知道自己的回答显然会表明自己的倾向，而这倾向可能就是给自己定罪名的依据。以他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来判断，自己此次入狱肯定和“总理遗言”有关，而“总理遗言”肯定又和儿子及他的那帮同学有关。说实话，他最初从儿子手里看到“总理遗言”时，心情是兴奋和激动的，他不知道“遗言”是不是真的，但他太愿意相信它是真的了，尤其是“遗言”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和希望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等内容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让他看到了某种希望。我爸说，他对邓小平较深刻的印象是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那时，邓小平是指挥这场战役并取得全胜的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的那种大将风度，那种指挥若定，让我爸认定了这是一个具有领袖素质的人物。1965年，我爸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薄一波主持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邓小平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从全国的形势讲到工交战线的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讲到具体的工作方法，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言生动幽默，我爸觉得他水平很高。“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批斗、流放江西，后被解放，出来工作，和“四人帮”较量，最后再次被打倒，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和其非凡的胆识魄力，让我爸对他佩服不已。那时侯，我爸觉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左右已经被“四人帮”包围，邓小平的命运实在堪忧。“总理遗言”中对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让这种堪忧的命运似乎有了某种转机的可能性，他从心底里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但他确实不知道“总理遗言”到底来自何处，里面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我爸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接二连三的审问使我爸逐渐意识到，对他的审问一是想挖出“遗言”制造者的后台，二是要“顺藤摸瓜”。审讯者的兴趣远不满足于他这个“老家伙”，而是要寻找目标向上的突破口。我爸不可能像我哥他们这帮热血青年那样十分直接和沸腾地表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不会像我姐姐那样和审讯者针锋相对地展开激烈的辩论。我爸采取的应对方针是：情况不明，原地宿营。

我爸在3年困难时期生肝病的时候曾经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太极拳，他觉得中国的传统太极中有一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精髓。面对着一排态度严厉的审讯者，面对着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显示出一种淡定和漠然，他经常长时间地沉默，逼急了，他会吐出几个字：“这怎么说呢？这说不好”“这不好说”；或者：“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我没有想过”“我回忆不起来了……”审讯人员气急败坏地说：“58号，你在和我们打太极拳啊！”我爸后来告诉我，以前练太极拳时，他总想追求进入一种无干扰、无欲念的宁静之中，觉得惟如此方能获得清心静气的最佳境地。没想到在北京监狱里时，他对太极拳有了一种更新的认识，觉得太极既是长生之法，又是人生境界，“拳打千遍，神理自现”。人生修为应该宁静闲恬，淡融澹泊，虚怀若谷，大气平和。我爸说，像他隔壁那个未曾谋面的难友，他真的很想劝劝他，如此心火暴躁，气血上头，其实是很伤身体的，既惹看守人员不满，又对自己健康没有好处，得不偿失。可是直到我爸最后出狱，他都没能和隔壁的老头照面，更没有机会和他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此事一直被我爸引为深深的遗憾。

尽管在公安人员的眼里，我爸和他隔壁的老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尽管在丁公安看来，我爸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老运动员，但事实上，我爸也是一介血肉之躯，8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和精神折磨对他同样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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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火鸟 · 发表于 2014-8-29 09:31:34

很耐看，我过去没听说可能是地域的原因，发生在南方的事，流传到北方的相对的少些吧。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9-1 08:36:40

金火鸟发表于 2014-8-29 09:31
很耐看，我过去没听说可能是地域的原因，发生在南方的事，流传到北方的相对的少些吧。 ...

再次谢谢阅读。当年可是轰动全国的“大案”哟！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9-1 08:37:02

本帖最后由大乌珠于 2014-9-1 08:3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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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1 08:36 上传

（“海大王”马青叔叔）

关我爸的牢房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间里有一张小床，一张三斗桌，一只方凳。门上本来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但被厚厚的牛皮纸糊上了，只是又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爸爸知道，小洞后面是一只24小时都不会闭上的监视的眼睛。晚上，一只至少100支光以上的电灯泡对准你的床头，很强的光束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你的脸上，让你有一种在众人面前被强奸的感觉。我爸说，他进去以后就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总理去世，邓小平打倒，老人家病重，“四人帮”掌权，这一切都告诉自己，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而要迎战这种长期复杂的斗争，身体是第一位的。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首先要解决吃和睡的问题。我爸说，他当时吃的伙食标准是15元，饭菜应该说还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一星期能吃一次猪蹄。星期天吃两顿，上午9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我爸虽然常常饿得发慌，但还能扛得住。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所有的菜都放花椒，那一颗颗像小黑虫子似的花椒密密麻麻爬在菜里，咬一口，舌头麻得半天缓不过味儿，根本吃不出菜肴的味道。我爸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对北方这种花椒大料当盐放的做法痛苦不堪，开始他几乎不吃菜，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不行，不吃菜的结果就是缺乏营养，久而久之，身体就垮了。他命令自己和花椒作斗争，先是强迫自己吃带花椒的菜，后来发现如此痛苦的吸收对身体也不好，他就在每次吃饭前增加一道工序：拣花椒。开始一碗菜里的花椒他得挑拣10几分钟，慢慢地，越来越熟练，两三分钟就能挑拣完，没有了花椒的菜虽然味道还是不太习惯，但毕竟可以吃下去了。渐渐地，我爸喜欢上了北京的大白菜，土豆丝，就连被我爸称为“军用馒头”的黑面馍馍，我爸也能一气吃下两个。吃饭的问题还算容易解决，睡觉的难关可就不好过了。我爸在家时睡眠就不太好，总要看很长时间的书报，看到眼睛乏了，眼皮打架，才能昏昏睡去。关进监狱以后，房间里一无所有，只有头顶那盏高强支光的灯泡彻夜照射，还有那个洞眼里让人不寒而栗的瞳仁闪闪烁烁。我爸在床上辗转反侧，通宵失眠。几天下来，我爸就顶不住了，白天昏昏沉沉，晚上亢奋无比。如此阴阳颠倒，人弄得疲乏不堪。我爸知道这样下去身体很快就会垮掉，于是一方面在房间里打太极拳，梳理心气，一方面向公安人员交涉，说家里每月带来的30元钱，除去15元伙食费和1元7角党费，余下的钱要求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以便更好地学习政治，提高觉悟。我爸的要求显然合理合法，让上面觉得无法拒绝。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就出现在我爸的案头，这也成了我爸了解外面政治局势和动向的一条途径。接下来，我爸又要求从家中给他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这个要求也没有人可以拒绝，很快地，毛选也送到我爸手中。

有书有报以后，我爸慢慢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白天，他逐字逐句地学习毛选，晚上，他一段一段地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每一条新闻，《红旗》杂志的每一篇文章，眼睛看乏了，眼皮打架了，他就将报纸杂志摞在一起，厚厚的一叠盖在脑袋上，很快，他就睡着了，而且一睡着就鼾声如雷。最让看守人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整座北京城都弹跳起来，大地像一头浑身发冷的雄师颤抖不已，房间里的暖瓶滚落在地，粉身碎骨；桌子凳子东倒西歪，断手断脚，窗户玻璃桄榔榔四分五裂，整栋牢房里大呼小叫，惊恐声一片，而酣睡正香的我爸却依旧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一个看守的警卫使劲把我爸推醒，我爸还睡眼惺忪地问人家：怎么啦？干吗不让我睡觉啊？弄得看守人员哭笑不得。

当年我爸阅读过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如今已无法再觅踪影，但陪伴我爸度过狱中岁月的《毛泽东选集》却被我爸精心保存下来。当我爸应我的要求从书橱里重新找出这本毛选时，这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翻开书本，发现里面许多地方都用红铅笔画着条条杠杠，显然这是我爸在仔细阅读这本《毛泽东选集》时留下的笔迹。更让我感慨的是，在书的开首毛泽东的画像两旁，我爸端端正正写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袁啸吟敬献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於北京

我想，我爸他们这一代人真是忠诚和执着啊，他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感情真的是至死不渝！无论受多大的委屈，遭多大的劫难，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始终忠贞不二！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老一代人这样的情怀，他们今天崇拜这个偶像，明天追逐那个明星，他们恣意抛撒着青春的热情，一路阳光，一路流水。但是，倘若他们有一天回过头去，看一下自己走过的路上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或许会为自己背后长长的空白感到怅惘！

我将我的感慨告诉爸爸时，我爸说：“我能咬牙坚持走出1976，除了你说的信仰之外，有两个人是我心中的长明灯，一个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陈树谷；另一个是我的老领导马青。”爸爸还专门为此找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光辉的足迹——纪念陈树谷同志牺牲五十周年》；另一本是怀念马青同志的文集《铁马青松》。

我爸告诉我，陈树谷也是浙江上虞人，和我爸是同乡。他16岁的时候，就在邹韬奋先生举办的《生活周刊》营业部当练习生。当时，为《生活周刊》撰稿的大多是一些爱国名人、学者，刊物内容大多是抨击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积极宣传抗日，在全国颇有影响。陈树谷在那里结识了不少革命人士，在他们的引导帮助下，思想有了飞跃，开始向往革命。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以同情革命的罪名通令查禁，陈树谷被迫回到了上虞，但他继续热情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上虞警察局以“共党嫌疑”逮捕了他，并押送到绍兴专署监狱审讯。后因证据不足，加上他父亲变卖家产，到监狱中疏通打点，才被交保释放。1937年初，陈树谷再次来到上海，进了《月报》社任助理编辑。这一次，他结识了更多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作家，如郑森禹、叶紫、骆宾基等。与他们的接触，加深了陈树谷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向往，次年4月，陈树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新四军连副指导员等职。 1943年12月25日陈树谷在一次战斗中被伪军包围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于次年1月8日被敌人活埋，壮烈牺牲，年仅27岁。我爸说，他和陈树谷相识是在1939年1月，陈树谷介绍他入党是在同年2月，也就是说，在他们相识的第二个月，陈树谷就介绍我爸入党了，当时我爸还不满17岁。短短一个月时间的接触和交往，一位忠贞的共产党员就将自己火热的信任交给了一个刚刚靠近党，开始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这事情在旁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入党介绍人和被介绍入党的革命青年之间寻常的一次组织经历，但对我爸而言，陈树谷对自己如此掏心窝子的肝胆信任，却伴随了他几乎整整一生。我爸至今还保留着陈树谷年轻时的照片，只要看到他那炯炯的目光和亲如兄长般的微笑，他就觉得信任还在他的身边，信任并没有离他远去，而这种信任正是他心中永久的支撑。

（待续45）

金火鸟 · 发表于 2014-9-1 16:09:27

大乌珠发表于 2014-6-28 08:29
（当年蛐蛐儿送给J的照片上，透出满满的自信。）　　这一次，蛐蛐儿反应非常迅速，很坚决地摇头。　　我 ...

人间的爱情啊！一言难尽。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9-5 18: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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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5 18:20 上传

（1979年我父亲任杭州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时，听取某项工程项目的选址汇报·右一为父亲。）

说到自己的老领导马青同志，我爸眼里流露的情感便像水一样直泻出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从父母嘴里听到“马青”这个名字，而且知道这个马青伯伯有一个很厉害的别名叫“海大王”。“海大王”在浙东大地曾经威名赫赫，他是原中共浙东工委和临委副书记、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无论在血流如河的战场上拼杀，还是在白区从事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海大王”都是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匕首。我对这位“海大王”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胖墩墩的孩童似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笑眯眯地望着我，似要和我说话。当我妈告诉我这就是马青伯伯时，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有点失望，我想，这位在我爸爸妈妈口中简直就是传奇英雄的“海大王”怎么就像一尊弥勒佛呀？

然而，有一件事情让我对这尊“弥勒佛”刮目相看。那是我爸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打成“有血债的叛徒”后，很少再有人到家里来看望我们，隔壁住着的两家造反派对我们家的一举一动都睁大了监视的眼睛。突然有一天，马青伯伯来了，他拄着拐杖咚咚咚地走上楼梯，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妈惊吓地叫起来：“老马，你怎么来了？”马青伯伯说：“我为什么不能来？”我妈说：“你当然不能来，你来了，不但我要交代，你也要交代！”马青伯伯说：“交代什么？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来看看老袁的老婆孩子不可以吗？老袁我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是叛徒！”马伯伯的高门大嗓像一扇敲得梆梆响的铜锣，他根本不忌讳隔墙有耳。看我妈妈紧张的样子，马伯伯说：“老董，你怕什么？不要怕，你要行动！怎么行动？上访，到北京上访，找党中央，找毛主席！”怎么找？找得到吗？我妈听了马伯伯的话眼睛一亮，但她心里还是发慌没底。北京那么大，党中央那么高，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的冤屈有人会理睬吗？马伯伯说：“写申诉信，递交中组部，我就不信，这个世道就没有天理王法啦？一个没有倒在日本鬼子刀枪下的革命者，难道还要死在共产党的光天化日之下吗？”马伯伯口不择言，毫无遮拦，住在隔壁的“一点头”几次探出脑袋窥视，小眼睛里射出的寒光有一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凛冽。马伯伯拍着我妈的肩膀大声说：“老董，把门开大，让他们听！明人不做暗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马伯伯走的时候故意将拐杖敲得楼梯地板咚咚响，嘴里还直嚷嚷：“老董，过几天我再来看你！”那是自从我爸爸被隔离审查以来，我心中最痛快的一天，很久以来的压抑和郁闷得到一次彻底的释放。

后来我妈妈真的去了北京，真的找到中组部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站递交了申诉信。虽然她不知道这封申诉信最终是否能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手里，但信递上去以后，我妈妈心里就轻松敞亮多了。我知道，那是马伯伯给我妈的力量。事后，我妈妈将马青伯伯的来访和他说的“老袁我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是叛徒”的话都告诉了我爸爸，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是的，马青同志是了解我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爸心中的两盏长明灯虽然早已是长眠于地下的故人，但我爸说到他们时依旧十分动情。我爸觉得与英年早逝的陈树谷和先他而去的马青比起来，能活到今天的自己还是幸运的。1977年1月，粉碎“四人帮”3个多月后，“总理遗言”案关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的涉案人员中有5个被先期释放，他们是我爸爸和我姐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当公安部的同志陪同他们游览八达岭长城时，我爸在八达岭上留了影。距离1965年我爸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后登上八达岭长城的留影，时间过去了整整12年，而这12年是我爸从43岁到55岁，应该说是一个人最成熟最富有工作经验和旺盛精力的阶段，这12年，我爸本来可以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的，然而，这12年我爸却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消耗生命。我为我爸流逝的、不可再来的生命惋惜，但我爸却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珍惜现在和把握未来。老树是可以发芽的，青春也是可以重新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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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 作者：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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