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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辣酸甜

                 四十 四少年记忆-----我在文革初期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里的工人，学生纷纷拿起笔来做刀枪，口诛笔伐“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大字报铺天盖地满大街都是，高音喇叭里不停的广播着两报一刊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歌曲，全国一片混乱。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高年级的一些学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总部。红五类子女们，积极加入其中，我也被批准成了一名红卫兵。我们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班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家庭出身不好和所谓有问题的老师们。开批斗会，辩论会，写大字报，到外校串连，整日忙个不停。运动很快也波及到了小学，弟弟他们班也开始斗老师，几个淘学生，一见到老师就围着老师，推来推去，要过去被没收的书本和笔。母亲不知从哪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她把我们叫到一起，警告我们，没大事，不许上学校，更不许打骂老师，如果让她知道了，绝不轻饶。从此我们姐弟成了逍遥派，很少到学校。我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和楼上几个伙伴在一起。那时候玩的东西很少，几个闺密也都不大爱动，聊天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从学校、同学、家庭、到社会上的所见所闻，几乎无所不谈。偶尔去附近的承德广场转转，看到的也是高喊口号的游行队伍，戴高帽或剃了鬼头被游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还有工厂，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大串连开始了，从小就梦想到全国各地去游山玩水的我，欣喜若狂，我曾去过北京，这次决定去上海。那时各地都有接待站，吃、住不用花钱，妈妈给了我五元钱。列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挨着一个。毫不夸张的说，你抬起脚想活动一下，再放下去，啊，脚没地方放了。只好挤了又挤，才站住了。行李架上是人，厕所里也有人。列车走走停停，我一直站了三天三夜，总算到了上海。下火车时脚肿的老高，鞋已经提不上了，只好踩着鞋后跟走路。参观串连了一个星期，我和同学又杀向北京。列车上的人依然那么多，这次我接受教训，索性在座席下面铺上报纸，躺到里面，虽然很憋屈，但毕竟不挤了。到北京后，我们每天拿着本子到清华，北大去抄大字报，到天安门去拍照。有一天还去一个礼堂参加首都红卫兵批斗国歌作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等人大会。印象中还有周扬、夏衍、阳翰笙。看着他们一个个脖子上挂着牌子，大弯着腰，每个人的双臂都被两个红卫兵反拧着，头被狠狠按下去的样子，心里突然很痛，不由可怜起他们。后来我才知道，田汉68年年底，就背着罪名死在了狱中。一个著名的作家、诗人走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亲友和他告别。当79年为他平反昭雪时，他的骨灰盒里却没有一把骨灰，而是他用过的一支钢笔，一付眼镜和写完的一个剧本。

       文革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它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只能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许多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弟弟因母亲的及时阻拦，文革中才没有做抄家，打砸抢，那些丧心病狂，惨无人道，  伤天害理的事，保住了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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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五少年记忆------看电影

                       

       小时候我十分喜欢看电影，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狂热和痴迷的状态。电影院会把近期要演的影片予告登出来，我就三天两头的往那跑，看一遍，记住了哪天演什么片子，只要一换片子，便早早去了，有股看不见心不甘的劲。那时候儿童票0.15元，大人票0.30元。妈妈虽然每天都给我买菜钱，可是我不敢去买电影票，只能等学校组织大家看电影时看。母亲单位发电影票时，她从来不看，每次都偷偷塞给我，生怕弟弟们看见。我拿到票后，就会心喜若狂的一溜烟似的跑到电影院。后来父亲工作调动，他们单位和一家电影院只隔几个门，很快父亲和电影院的几个工作人员便混熟了，于是他常常以点头票的方式把我送进去。人少时，可以混个座位，人多时就站在两旁的过道上。我津津有味的看着电影，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紧盯着荧幕，心情也随着剧情跌宕起伏。有时我紧张的握着拳头，心象要跳出来一样。有时我哈哈大笑，兴奋的拍起巴掌。寂静的山林、铁道卫士、古刹钟声、马兰花、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林海雪原等都是我最爱看的片子。电影给我的少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邻居杨叔是铁路客运段的职工，每次走完班他都会来我家串门。见我不买票就能看电影，于是说他不认识把门的，也能凭点头票进去。我们不相信，他就到附近的一家电影院一试，我和爸爸在旁边瞧着。只见他面带笑容先向右边把门的点了一下头，说：“今天你当班啊。”把门的啊了一声。然后又向左边把门的点一下头，说：“当班啊。”这个把门的点了点头。然后他就大摇大摆的进去了。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们都不拦你哪？他说；“因为他俩都以为我和对方认识，所以就让我进去了。”我不得不佩服杨叔的聪明和胆量。

        七十年代家里买了电视机，我便很少去电影院了。随着电视的普及，到电影院的人也越来越少。区里的五家电影院陆续关门，留做它用，市里也只剩几家大影院了。时代变了，现在一张电影票要几十元，观众们坐在柔软的沙发里看电影，真是享受。而每当我从过去的电影院门前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往里面看看，怀念那时的电影院，怀念那些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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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 往事如烟忘却难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我放弃去离家较近的老改 农场，却满怀豪情的和同学们一起乘上知青专列，到离家很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列车启动的一刻，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尤其是女同学，有的眼睛都哭肿了。我却不以为然，心想：哭什么，马上就要和解放军还有大批的转业官兵工作、生活在一起了，多好啊！列车慢慢的驶进了北方一个叫双山的火车站。我和同学们拎起提包，陆续走出了车厢，空旷的大地上，传来了一阵阵锣鼓声和欢迎的口号声。只见前面不远处飘着几十面红旗，旗下站着许多人，那是师首长和地方的干部职工来接我们的。短暂的停留后，我们便分别乘上解放车向团里驶去。车队在沙石铺的公路上，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才到我们团的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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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逃票记

       六九年春节前，我为了能够回家过年，元旦前就给大弟弟写信，让他在年前给我拍个电报，就说我母亲病了，我好请假回去过年。几天后电报如期而至，我拿着电报到连长那儿顺利的请了探亲假。简单收拾好东西，准备第二天回家。同宿舍的几位同学见我要走，一下子急了，于是商量也要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可是她们没有假条，怎么办哪？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以送我到车站为由去和连长请假，还好她们都被准了一天的假。
      第二天一早我拎着提包，她们五个人每人背个黄书包，坐上连里的尤特，踏上了回家之路.。到了双山火车站，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生怕连里的人追上来。那时双山站到哈尔滨站的票价是九元三角，那是我们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我们只挣三十二元的农工来说的确很贵。花那么多钱买车票真不甘心，想来想去最后大家决定干脆不买票。列车上的人很多，一个挨一个，根本看不见列车员，我们暗自庆幸逃票成功。可是我们必须得在齐齐哈尔车站倒车，换车时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了，最后还是被车站的工作人员给圈住，办了学习班，并花五元一角钱补了张齐市至哈市的车票。
       还有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春节前，我和几个荒友搭伴一起回家。因为心疼那九元多的火车票钱 ，所以这次回家，依然没买票。
      大家顺利的上了火车，可是我心里却像揣个小兔子，蹦蹦乱跳，坐立不安，生怕列车员来查票。瞧，怕什么来什么，列车才开出几站，列车员和列车长就带着乘警开始查票了。 临近过年，车上的人很多，我们也没顾上拿东西，便往后面的车厢挤去。也不知走了几节车厢，好像快到车尾了，眼看无路可退，列车却突然停下了，广播员说这是临时停车。我到车门往外看看，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商量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马上跳下车。然后在路基旁的窄道上朝车头方向快跑，经过的几节车厢，门都关着，怕车开了被拉下，大家开始向前狂奔。忽见有一节车厢开着门，我们高兴极了，姐几个费力的连拉带拽，总算爬上了火车。那一幕真称得上惊心动魄，以至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谢天谢地一路上他们只查了这一次票，大家总算逃过一劫。
       列车到达终点站，没有车票从车站口出不去，我们就在车站里绕来绕去找出口。好在是家乡的车站，多少熟悉些，不久便绕出来了。到家后我也没敢和家里人说这件事，但从此后，我再也不敢不买火车票了。

                                   跳车逃票为省钱，
                          “傻青”蠢事又一件。
                           只因兜比脸干净，
                       哈哈笑过是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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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偷瓜趣事

       六九年六月中旬，我们菜班正是铲地忙的时候。大家从早到晚要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天气热，可是有时我们连口水都喝不着。又渴又累，真想早点收工回去。可是领我们干活的李大爷偏偏不发话，怎么办哪？这时有个女知青想了个办法，只见王红一只手拿一把锄头，然后对着使劲敲打，铁片处便发出当当的响声。我们见状忙扯着嗓子大声喊，敲钟了！敲钟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表，连队上下班是以敲钟为准的。李大爷听了信以为真，就对大家说收工吧。我们听了喜出望外，拿起锄头撒腿就往宿舍跑，生怕李大爷发现了，再把我们叫回去。不过这种小把戏也只用过两次而已，多了就不灵了。

        七月时节，我们种的香瓜，有的已长的比拳头大了，看了让人垂涎欲滴。可是瓜地里有专人看管，想摘瓜是很难的，于是大家又开始动脑筋了。一天下午休息时，李大爷有事先走了，看机会终于来了，我们赶紧聚集到瓜窝棚前。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几个人围住看瓜的刘大爷，没话找话的和他聊天。另一部分人进了窝棚，爬到那个临时搭的木板床底下，掀起后面的草帘子爬出去。瓜地就在眼前，大家马上分散开高兴的摘起瓜来。我不会挑瓜，只是看哪个大摘哪个，可是一连尝了好几个瓜都是苦的。她们几个也只吃到两个甜的，没办法时间紧迫，我们只好又从原路返回。窝棚外几个荒友正和刘大爷聊的热火朝天，见我们回来了，忙钻进窝棚里。结果一样，他们也是甜瓜没吃着，倒是扔了一地的苦瓜。那几个男生也不示弱，听说他们是半夜时，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去的。摘完瓜后，他们把带去的裤子用绳先将裤脚绑好，把瓜放进去，然后用两只手抓住裤腰处，往肩膀上一搭，便兴冲冲的回了宿舍。怕被别人发现，他们只得将瓜悄悄藏进自己的箱子里。很快丢瓜的事就被连里知道了，女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躲过去了。男生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天夜里连长突然带人对男宿舍逐一查铺，偷瓜的知青恰巧不在，待他们又拿着香瓜回来时，便被连长抓个正着。一通批评和检查是免不了了。没办法，用现在的话说，谁让他们点背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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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备战那年那些事

        一九六九年初正是中苏边境部队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连队虽然离边界很远，但是备战的气氛却很浓。每天清晨五点多钟声一响，我们便急急忙忙的起床了。穿好衣服后，拿起炕边的木棒，就往操场跑。大冬天的又那么早，外面一片漆黑。冷风嗖嗖的直往脖子里面钻，冻得我直缩脖子，两只也在手套里缩缩着，不敢伸开。

      各排分别站好了队，便由排长们组织各排操练。每天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右转、预备用枪、刺等基础训练。有时还会到山坡下，三人为一组，成三角形趴在雪地上。口令一下，我们便左手拿着木棒，用右胳膊一下接一下的向前 爬行，但队形不能变。天实在是太冷了，冻得我们不行了，回到宿舍半天都缓不过来。这可恶的早操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进行着，直到中苏边界两国的关系缓和下来才结束。

      演习是我们兵团的另一种训练方式。记得有一次已是半夜时分，我们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信号弹，接着紧急集合的钟声就响起来了。我们马上爬起来，迅速穿好衣服，打好行李，背上背包，拿起木棒，跑向操场。各排报完数后，连长简短的做了战前动员，就带着队伍向山里进发了。山里的雪很厚，都快到膝盖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才走不远我们就已累的气喘虚虚了。一直走了很长时间，也不知走到哪儿了。这时只见有的战友因为背包没打好，那背包已从肩膀上掉到屁股那儿了，这是行军中，不能随便停下来，所以他们只好用右手托着行李走。还有的战友索性把行李拽下来，抱在怀里走。天亮时我们总算走回了连队，演习结束，大家已累的精疲力竭了。只见知青们一个个躺在炕上，喘着粗气，一动不动的，就像要死了一样。

      事后才知道，这次演习家属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一位家属以为苏联军队打进来了，不敢点灯，只好借着夜光，和面、烙了厚厚一摞饼，准备转移时吃。还有一个家属听到炮声后，吓得赶紧用棉被包起孩子，一溜小跑进自家的地窖。待到要给孩子喂奶时，才发现自己竟把孩子抱倒了，孩子的脸憋的通红，差一点死了。那些事后来被大家当做笑料在连里传来传去，一直说了很久。一次次的捧腹大笑，反倒让我们忘记了演习时的疲劳。     

         备战那段日子，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但是它磨练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我们一生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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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张连长之死

      

       七十年代初的冬天，团里组织各连人员分批上山采伐。于是六连几个连领导开会，在知青中挑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又找了一个会做饭的女知青，派刚刚上任不足一个月的哈尔滨女知青张淑梅副连长带队上山。

        那年张连长二十一岁，她性格开朗、泼辣、能干，连里的知青和老职工都很喜欢她。同她一起上山的知青基本都和她年龄相仿，北京知青小些，才十八、九岁。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出发了，一路颠簸近百里总算顺利到达了双山火车站。谁知在火车进站时，张连长被开过来的火车撞上了。不知当时她是脑子里在想事、思想太集中，还是来不及躲闪，总之惨剧发生了。张连长被火车头巨大的惯力，重重的甩了出去，当时脑袋就摔了个窟窿。列车停了下来，连里的知青忙背起受伤的张连长，马上把她送到师部医院，但是人已经不行了。

        团里为她开了追悼会，那天俱乐部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大家知道他们都是知青。团首长们在台上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听到下面一片哭泣声。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同龄人死，那么年青，死的那么惨，我们都吓懵了，只知道哭。

        张连长的墓地在离连队不远的山坡上，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下葬时的情景。当时她父母伸着双手不顾一切地扑向棺材，嘴里一声接一声哭喊着她的名字，那撕心裂肺的叫声，让我至今想起来还都心痛。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知道了什么是绝望，看到了什么叫痛不欲生。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不幸！那天晚上很多人都没吃饭，往日热闹的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谁也不说话，有的一个人在默默的流泪，还有几个知青抱在一起痛哭，一连几天整个连队都笼罩在悲痛之中。

        张连长走了，她成为那场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个牺牲品。对于张连长的死，究竟是谁的错？那么繁重的采伐工作，交给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验、年轻的、还是一个女同志来带队干，连队那些领导们难道没有责任吗？要知道当时连干部中有三个是男同志，而且都是老职工。他们都有理由不能带队去，其实不过是怕山里苦罢了。

       去年我去大连的弟弟家，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是个私企老板。一聊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团的，而且他还是张连长的老邻居，他告诉我，他曾在二十多年前回团里一次，并且特意从团里赶到张连长的墓地看了看。他说那座坟已经不大了，他用随身带去的工兵锹，为她添了不少土，还拔了坟边的草。听着听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中立刻对他多了几分敬意。

      光阴似箭，一晃四十几年过去了，连里的知青们早已像鸽子似的飞向了四面八方，只有她还静静的躺在那片土地上。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祭扫她的墓地？还有没有人去看她？  安息吧，张连长！  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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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  雨天的故事

       在农业连队时，荒友们最盼着天能下雨了，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牛毛细雨。每到雨天我们就可以晚点起床，然后派一，二个人去食堂买饭，她们用筷子串上馒头，再端上一碗咸菜，算是我们的早餐。雨天连队的安排，基本上是各排分别组织学习，尽管念的人口干舌燥，尽管老排长操着浓浓的山东口音，东一句西一句说个没完，尽管我们要硬着头皮发言，表决心。大家依然喜欢雨天，我们管这叫雨休。

      不过要是遇上阴雨连绵的天，也真够烦的，几天不能出门，憋的真难受。记得有一年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雨点滴滴答答轻轻敲打着窗户。望着阴沉的天，灰蒙蒙一片，没有一点晴的意思。宿舍里的人一个个无精打采，唉声叹气直抱怨。一个知青忽然唱起了白毛女里的一首歌，太阳出来了……，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我们突然精神一振，立刻跟着一起唱起来。接着太阳出来照四方……，太阳啊光芒万丈……，太阳最红…..，北京的金山上……，反正沾着太阳两个字的歌就唱。就这样一首接一首，也不知唱了多少首歌，太阳却还是躲在云里，不肯出来，气的我们恨不得到天上，把它拖出来。 大家放开喉咙高声唱，是在盼着快点看见太阳，盼着能在不大的连队里走一走，而更多的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那种空虚、无奈、迷茫、烦恼的心境，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现在每逢雨天，我常常会站在窗前，望着象千万条线一样飘来飘去的雨珠，禁不住会想起从前，想起雨天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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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荒友晓涛

       晚上连里开大会，照旧又是那些啰哩啰唆的车轱轳话。快散会时副连长宣布宿舍调整安排，我们连务班和畜牧排被合并到一个宿舍。新分的宿舍在连部那栋砖房，右面是办公室，左面是我们宿舍。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忙着搬家，我们宿舍离这个宿舍近，不一会就搬完了，畜牧排的宿舍在山坡上，她们用老牛车拉了好几趟才搬完。
       晓涛是畜牧排唯一的北京女知青，她中等身材，大大的眼睛，略微发黄的头发，松松垮垮的梳着一对过肩的辫子。当时是初冬时节，她上身穿一件烟色条绒上衣，下身穿一条肥大的军裤，脚上穿一双大头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驼色的长围巾，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因为不在一起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认识，彼此却没说过话。短暂的接触后，我发现她是个性格温和、不大爱说话的人。后来时间长了、大家熟了，她的话才慢慢多起来。一天午休时宿舍里没几个人，她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本集邮册给我们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集邮册感到很好奇。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一页一页慢慢地翻着，那一套套五颜六色的小邮票，真是美极了。大家一边看，一边不时停下来，向她提出一些问题，她耐心的为我们讲解着，象个老师，脸上现出难得的微笑。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悄悄把一本外国名歌200首递给我们。这在当时也算是禁书了，所以我们只是偷着看却不敢唱，我在那本书里又看见了《红梅花儿开》、《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名曲。后来她从北京探亲回来时又带来了一个乐器，我们高兴的围坐在她身边，她给我们弹了首每次开会前常唱的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大家听了很兴奋，于是几个知青开始抢着学弹琴，你不弹了、她就弹，反正琴是闲不着。只是练了很久调还不对，但是那把琴却为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带来了欢乐。

      连里来的北京知青是全班端的，可是晓涛除了和宿舍几个人来往外，北京知青只有一个叫张新建的女同学常来找她，我有些不解。后来从别人那里知道，原来她父母是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了，直到现在还在学习班学习没解放。而她从不向别人提家事，只是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着，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年青女孩来说，这压力该有多大呀，难怪她很少

笑呐。或许是我亲属也有这样经历的缘故，从此我俩走的更近了。

       晓涛在畜牧排时有一段时间负责放羊工作，听说她每天把羊赶到草甸子上就坐在地上看初中的课本。晚上没事时宿舍里的知青一般不是到家属区去串门，就是聚在一起闲聊，只有她还在看书。见她这样爱学习，我很佩服她，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回了北京。                       

       八七年我公出去武汉，路过北京时到她家看她，她说她和她爱人每天晚上轮班看孩子，俩人都忙着学习，准备明年出国。现在她们一家三口已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定居生活数年了，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深深的为她祝福！                    

      元旦前晓涛来电话，说她再回来时来看我们，我笑着说:"不用，我们组团去看你。"心中开始期待着这次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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