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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辣酸甜

                     四十 二少年记忆------桃花巷五十号

      

       桃花巷地处哈尔滨市道外区繁华地带，五十号是个灰色的二层圈楼大院，木制的楼梯，刷着深绿色的油，扶手是深紫色。那里面住着三十几户人家，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直到结婚后动迁。那破旧的楼房里，却带着温暖的氛围。大院里的长辈和朋友们，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大院留下了我生活的痕迹，那儿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隔壁苏爷爷、苏奶奶，只有一个儿子，他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附近的外县工作。苏爷爷为人善良，性格极好，苏奶奶信佛，待人和气。他们家是我和几个闺密的一个聚集点。他家其实并不大，也就十一、二米，我们一去就把小屋挤的满满的。但爷爷、奶奶很高兴，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告诉我们不要打架，要做个好人，还常给我们讲过去的一些故事。无疑他们善良的品质，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小到大，伙伴们之间从未吵过架，就像亲姐妹一样友好相处。

       院里最勤俭持家会过日子，且干净利落的，数我们楼上的张大娘了。她没有工作，六个孩子，仅靠张大爷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的很紧巴。张大娘揽来了外加工的活，锁扣眼、行棉衣，家里大些的孩子写完作业，也要跟着干。每个月她把家里必须花的钱如房费、电费、粮款等，一份份的都准备好，剩下的钱才是买菜钱。每个月她还要挤出一点钱攒起来，过年时给每个孩子都做上一件新衣服。邻居们又是称赞，又是羡慕。张大娘爱干净，她家的地板没刷油，却刷的比面板还白，进屋都得脱鞋。那时没有拖鞋，就穿着袜子进屋。每次院里搞卫生评比，她家回回都是标兵。她的持家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有些和她很相像。

       多年后的今天，桃花巷面目全非，老院子已拆迁，重建成商业街。连名字也改成南勋街，我们也都搬迁到了别处。院里的老辈人都不在了，一起玩的姐妹，也已各奔东西。有的去了海南，有的去了北京，还有的去了天国，但更多的人留在了这个城市里。大家为第二代忙完，又忙着照顾第三代，朋友们难得一见。我衷心的祝福他们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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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 少年记忆-----吃不饱的日子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是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候我们这里粮食，副食奇缺。除正常的供应，在市场根本买不到粮食，黑市上的粮票三元一斤，可又有几个人能买的起。酱油限量，连豆付渣都只卖给家里有四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当时我正在上小学，每天吃不饱，肚子饿的咕咕叫。母亲用苞米面烂白菜帮子，罗卜缨子做的菜团子，竟成了美味佳肴。每顿饭不管吃的是什么，我们一家人都要分着吃。我发烧了，躺在床上，不能上学，妈妈才给我几块0.56元一斤，粗糙而发黄的并干。过年、过节了才会吃上没有几块肉的饺子，我常常想，等我长大了，挣钱了，就天天吃饺子。

      二姨家的五个孩子都是男孩，粮食更是不够吃。姨夫是南下的干部，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和我们一样，也是吃不饱。一次姥姥蒸了一锅窝头，她把刚出锅的窝头放在面板上晾着，两个大表弟见了，便用菜刀把窝头的下半部分削去，然后把上半部分再摆在那里。他们溜出家门，躲到邻街的门洞里，把削下来的窝头狼吞虎咽的都吃了。姥姥眼神不好，看看窝头还在，也没注意。可是等她去捡窝头时才发现，窝头的下半部分都没了。姥姥气的够呛，罚几个表弟一天不许吃饭。可苦了那几个小的，跟着吃了锅烙。

      那时大姨还住在乡下，他们可以到地里溜点粮食或甜菜什么的，比我们过的好些。母亲隔些天，就利用假日到乡下取点吃的东西。可是车站总有一帮人日夜在查，不让旅客带粮食，搜到了就没收。妈妈就缝了一个细长的口袋，把粮食装在里面，然后系在腰上，外面再穿上件肥大的衣服。还好用这个办法，她每次都顺利的逃过了检查。靠着大姨家的接济，我们总算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或许是挨饿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吧。婚后三十几年，做饭时我都坚持少做，勤做，够吃就行。多年来，很少倒掉什么。我觉得日子过好了，也不能浪费。去年搞的光盘行动，我很赞成。粮食是我们生存的宝贝，真的应该好好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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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四少年记忆-----我在文革初期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里的工人，学生纷纷拿起笔来做刀枪，口诛笔伐“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大字报铺天盖地满大街都是，高音喇叭里不停的广播着两报一刊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歌曲，全国一片混乱。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高年级的一些学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总部。红五类子女们，积极加入其中，我也被批准成了一名红卫兵。我们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班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家庭出身不好和所谓有问题的老师们。开批斗会，辩论会，写大字报，到外校串连，整日忙个不停。运动很快也波及到了小学，弟弟他们班也开始斗老师，几个淘学生，一见到老师就围着老师，推来推去，要过去被没收的书本和笔。母亲不知从哪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她把我们叫到一起，警告我们，没大事，不许上学校，更不许打骂老师，如果让她知道了，绝不轻饶。从此我们姐弟成了逍遥派，很少到学校。我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和楼上几个伙伴在一起。那时候玩的东西很少，几个闺密也都不大爱动，聊天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从学校、同学、家庭、到社会上的所见所闻，几乎无所不谈。偶尔去附近的承德广场转转，看到的也是高喊口号的游行队伍，戴高帽或剃了鬼头被游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还有工厂，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大串连开始了，从小就梦想到全国各地去游山玩水的我，欣喜若狂，我曾去过北京，这次决定去上海。那时各地都有接待站，吃、住不用花钱，妈妈给了我五元钱。列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挨着一个。毫不夸张的说，你抬起脚想活动一下，再放下去，啊，脚没地方放了。只好挤了又挤，才站住了。行李架上是人，厕所里也有人。列车走走停停，我一直站了三天三夜，总算到了上海。下火车时脚肿的老高，鞋已经提不上了，只好踩着鞋后跟走路。参观串连了一个星期，我和同学又杀向北京。列车上的人依然那么多，这次我接受教训，索性在座席下面铺上报纸，躺到里面，虽然很憋屈，但毕竟不挤了。到北京后，我们每天拿着本子到清华，北大去抄大字报，到天安门去拍照。有一天还去一个礼堂参加首都红卫兵批斗国歌作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等人大会。印象中还有周扬、夏衍、阳翰笙。看着他们一个个脖子上挂着牌子，大弯着腰，每个人的双臂都被两个红卫兵反拧着，头被狠狠按下去的样子，心里突然很痛，不由可怜起他们。后来我才知道，田汉68年年底，就背着罪名死在了狱中。一个著名的作家、诗人走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亲友和他告别。当79年为他平反昭雪时，他的骨灰盒里却没有一把骨灰，而是他用过的一支钢笔，一付眼镜和写完的一个剧本。

       文革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它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只能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许多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弟弟因母亲的及时阻拦，文革中才没有做抄家，打砸抢，那些丧心病狂，惨无人道，  伤天害理的事，保住了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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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五少年记忆------看电影

                       

       小时候我十分喜欢看电影，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狂热和痴迷的状态。电影院会把近期要演的影片予告登出来，我就三天两头的往那跑，看一遍，记住了哪天演什么片子，只要一换片子，便早早去了，有股看不见心不甘的劲。那时候儿童票0.15元，大人票0.30元。妈妈虽然每天都给我买菜钱，可是我不敢去买电影票，只能等学校组织大家看电影时看。母亲单位发电影票时，她从来不看，每次都偷偷塞给我，生怕弟弟们看见。我拿到票后，就会心喜若狂的一溜烟似的跑到电影院。后来父亲工作调动，他们单位和一家电影院只隔几个门，很快父亲和电影院的几个工作人员便混熟了，于是他常常以点头票的方式把我送进去。人少时，可以混个座位，人多时就站在两旁的过道上。我津津有味的看着电影，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紧盯着荧幕，心情也随着剧情跌宕起伏。有时我紧张的握着拳头，心象要跳出来一样。有时我哈哈大笑，兴奋的拍起巴掌。寂静的山林、铁道卫士、古刹钟声、马兰花、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林海雪原等都是我最爱看的片子。电影给我的少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邻居杨叔是铁路客运段的职工，每次走完班他都会来我家串门。见我不买票就能看电影，于是说他不认识把门的，也能凭点头票进去。我们不相信，他就到附近的一家电影院一试，我和爸爸在旁边瞧着。只见他面带笑容先向右边把门的点了一下头，说：“今天你当班啊。”把门的啊了一声。然后又向左边把门的点一下头，说：“当班啊。”这个把门的点了点头。然后他就大摇大摆的进去了。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们都不拦你哪？他说；“因为他俩都以为我和对方认识，所以就让我进去了。”我不得不佩服杨叔的聪明和胆量。

        七十年代家里买了电视机，我便很少去电影院了。随着电视的普及，到电影院的人也越来越少。区里的五家电影院陆续关门，留做它用，市里也只剩几家大影院了。时代变了，现在一张电影票要几十元，观众们坐在柔软的沙发里看电影，真是享受。而每当我从过去的电影院门前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往里面看看，怀念那时的电影院，怀念那些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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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 少年记忆-----过年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2015年春节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我既没有儿时千盼万盼向往过年的那种迫切、兴奋、激动。也没有中年时为了过年的忙忙碌碌。脑中仿佛没有要过年了的概念。依旧是一个星期收拾一次房间，家里缺什么，再去超市买点什么。

       东北就这点好，每到冬天，家家都有一个天然的冰箱。我在凉台放了一个大缸，里面有肉、刀鱼、羊肉片、翅中、饺子等。已装了半缸，于是打电话让孩子抽空回来拿点。现在生活好了，吃不愁、穿不愁，想过过年一样的生活，天天都可以过年。而这样的年，比起儿时的过年可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

        说起儿时的年，还真是让人心酸。记得那时过年，市里都发供应卷，每人供应半斤肉、半斤花生、一斤瓜子，每户还供应二两香油。大米和白面供应的也很少。还要排队，等很长时间才能买到。那时候母亲上班，这采购的事就都交给我了。她还会让我买一些，包着花花绿绿纸的水果糖，冻花盖梨、冻大柿子，再爆两锅苞米花，足能装满一面袋子，年货也就基本准备齐了。二十八、九晚上，母亲把花生和瓜子抄好，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分一小堆，剩下的分别装在小布袋里，放在火墙的台上，留着招待客人。我便迫不及待的将所有的花生都扒好，装在兜里，一会儿扒开兜看看，一会儿小心翼翼的拿出一粒，放在嘴里，这哪是在吃花生，分明像是在吃药引子。吃完的那些水果糖纸，我们也舍不得丢掉，小心的、慢慢的将一张一张糖纸捋平，夹在书里，上学的时候女同学们就会拿出来互相比，看谁的糖纸漂亮。包的饺子哪都是酸菜馅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肉。过年 母亲还会给我们每个孩子发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崭新的纸币，二元钱的压岁钱。我因经常帮家里买东西，不觉得什么，弟弟们却拿出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的不得了。那年母亲还破例给我做了一件，红色的条绒上衣，可是我穿惯了男孩的衣服，很不习惯。上学时我穿着走，出了大院我就脱下来，放学回家时，到大院门口再把它穿上。后来母亲还是发现了，见我执意不穿，于是她拿盆子，用染料给煮成了黑色。

        过年时印象最深的是年三十晚上，很晚了也不肯睡觉，一群孩子手提着圆的、方的小灯笼，里面点着小蜡烛。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比谁的灯笼大，谁的灯笼最亮。天刚蒙蒙亮，院里的孩子们，便开始一拔又一拨的，挨家挨户去拜年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女孩子除了那身花衣服，头上还戴着稠子做的头花，小辩上系着红色、粉色的稠子，像一个个蝴蝶。他们喜气洋洋，精精神神，竟没有一丝困意。还有男孩子们放小鞭、哧花的时候，偶尔还会有人放个二踢脚，这时便会围上一群孩子，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炮竹，胆小的此刻也舍不得走开，他们捂上耳朵，继续看着鞭炮点燃，再升上天空。接着院子里便会发出，一阵阵哈哈的笑声和喊叫声。我因为胆子小，怕崩着，就站在他们后面观看，从不敢到跟前。可笑的是一辈子还没放过一次鞭，哪怕是一个小鞭。初五早上吃完了那顿不香不臭的饺子后，家里的饭菜也就“外甥打灯笼照旧了

       下午荒友风荣来了，送给我一件羊毛衫，一条鲜艳的花围巾。说是快过年了，先送过来。从战友那深深的情意中，我闻到了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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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 往事如烟忘却难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我放弃去离家较近的老改 农场，却满怀豪情的和同学们一起乘上知青专列，到离家很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列车启动的一刻，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尤其是女同学，有的眼睛都哭肿了。我却不以为然，心想：哭什么，马上就要和解放军还有大批的转业官兵工作、生活在一起了，多好啊！列车慢慢的驶进了北方一个叫双山的火车站。我和同学们拎起提包，陆续走出了车厢，空旷的大地上，传来了一阵阵锣鼓声和欢迎的口号声。只见前面不远处飘着几十面红旗，旗下站着许多人，那是师首长和地方的干部职工来接我们的。短暂的停留后，我们便分别乘上解放车向团里驶去。车队在沙石铺的公路上，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才到我们团的团部。





       团部不算大，只有几排土房和砖房整齐的排列在那儿，墙上贴满了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等标语。汽车在一排砖房前的操场上停了下来，同学们跳下汽车。上千人聚集在那儿，有的同学走来走去在找人，有的同学在交谈，操场上人声嘈杂，十分混乱。领队大声喊着、叫着，不断发着口令，好不容易才把队伍集合好。这时一位团首长走到队伍前，为我们致欢迎词，接着另一位团领导公布各连队的人员名单。随后领队带我们到团部食堂就餐，一进屋一股浓浓的牛奶味和香香的面包味便扑鼻而来，听说这是他们特意为我们准备的。这东西可是大家在家都很难吃到的，不知为什么，我们却都没吃多少。饭后各连队的领导有的用马车，有的用尤特又将我们送到了各自的连队。
       我们连队座落在山坡的下面，第一栋砖房的右面是连部，左面就是知青的宿舍。一进屋只见那宿舍有二十几米大，对面炕，上面铺着新炕席。过道不大，尽头有一排多层的木架子，那是放脸盆的地方，一盏油灯悬挂在屋子中间。连里没看见来接我们的解放军官兵，再看看宿舍连个电灯都没有，我很失望。或许是一路累了，我们铺上行李，都没洗漱就倒在炕上睡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大家发现彼此的鼻孔或多或少都熏黑了，原来是油灯熏的。
       连队的食堂就在宿舍后面，很大。但是伙食却不大好，很单调。每天的食谱是早饅头、浆子、咸菜。午饅头、汤、隔天有时会有一顿抄菜。晚饅头、大餷子粥、咸菜。面条、大米粥则是病号们的专利。这样的伙食让知青们十分不满，于是不知是谁编了个顺口溜，早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喜洋洋，晚上喝汤照月亮。而我也没想到这套食谱竟让我一吃就是八年多。为了解谗，秋后我们到麦场拿来黄豆，把铁锹放到炉子上，倒上黄豆，拿小勺来回的扒拉。好了再喷上点盐水，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在兵团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活，最累的是夏锄和秋收了。就说夏锄吧，天刚亮大家就得下地了，到了地头一、二百个职工一字排开拿拢，等后边的人拿到拢时，前面的人都干挺远了。那地方拢很长，有近二千米，每人每天要铲好几根拢。一天要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真的好累呀！终于盼来了送饭的老牛车，午饭就在地里吃了，干活快的，吃完了可以躺在地上枕着锄把眯一会儿。干的慢的，就不能休息了，吃完了就得赶快去拿拢，否则就会落得更远了。

      我们各连队之间离的都比较远，有十来里地。因为地处丘陵地带，所以看不远。如果看见大道上偶尔有人经过，我就会放下手里的活，伸着脖子看啊看，直到看不见为止。连队的报纸很少，我们很难看到。若想知道外界的消息，只能通过宿舍的广播。团广播站每天定时播放新闻，各连队的好人好事，生产进度，以及师，团首长对当前各项工作的指示等。连里的文化生活也少的可怜，几乎看不到一本除政治类以外的书，小说类的书就更甭提了。看电影对生活在连队的我们是一种奢望，团放映队一年只下连队几次，翻来复去放映的也只是地道战、地雷战、样板戏这些老片子。但是每次听说放映队来，无论多晚、多冷，知青们依然会早早的等候在操场上。大家冻的直搓手、猛跺脚，但谁也舍不得离开，一直坚持到看完。

      在连队知青们最痛恨的是，每天晚上那没完没了的大会。最初搞斗、批、改，开的是批斗会，批完了原领导班子，批坏分子，知青和老职工们则坐在男生宿舍的对面炕上，听着台上人慷慨激昂的发言，不时还要举起拳头跟着喊上几句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再后来就是开生产会、生活会。指导员讲完了副指讲，连长讲完了副连长讲几句，其实哪翻过来倒过去就那点事。再看下面的职工和知青，大多低着头，闭着眼睛，有的人嘴角已流出了哈拉子。更有胆大者，竟发出了鼾声。

      美丽的幻想破灭了， 这种乏味的生活让我们很郁闷，精神上又苦闷空虚，百无聊赖。所以知青们想方设法要离开那里。后来我们通过转插、病退、接班等方式纷纷回了城。终于如愿已偿，知青们个个高兴的合不拢嘴。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仍会时常想起它，那片曾经让我们，撒过汗水和泪水的黑土地，那个使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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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逃票记

       六九年春节前，我为了能够回家过年，元旦前就给大弟弟写信，让他在年前给我拍个电报，就说我母亲病了，我好请假回去过年。几天后电报如期而至，我拿着电报到连长那儿顺利的请了探亲假。简单收拾好东西，准备第二天回家。同宿舍的几位同学见我要走，一下子急了，于是商量也要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可是她们没有假条，怎么办哪？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以送我到车站为由去和连长请假，还好她们都被准了一天的假。
      第二天一早我拎着提包，她们五个人每人背个黄书包，坐上连里的尤特，踏上了回家之路.。到了双山火车站，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生怕连里的人追上来。那时双山站到哈尔滨站的票价是九元三角，那是我们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我们只挣三十二元的农工来说的确很贵。花那么多钱买车票真不甘心，想来想去最后大家决定干脆不买票。列车上的人很多，一个挨一个，根本看不见列车员，我们暗自庆幸逃票成功。可是我们必须得在齐齐哈尔车站倒车，换车时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了，最后还是被车站的工作人员给圈住，办了学习班，并花五元一角钱补了张齐市至哈市的车票。
       还有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春节前，我和几个荒友搭伴一起回家。因为心疼那九元多的火车票钱 ，所以这次回家，依然没买票。
      大家顺利的上了火车，可是我心里却像揣个小兔子，蹦蹦乱跳，坐立不安，生怕列车员来查票。瞧，怕什么来什么，列车才开出几站，列车员和列车长就带着乘警开始查票了。 临近过年，车上的人很多，我们也没顾上拿东西，便往后面的车厢挤去。也不知走了几节车厢，好像快到车尾了，眼看无路可退，列车却突然停下了，广播员说这是临时停车。我到车门往外看看，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商量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马上跳下车。然后在路基旁的窄道上朝车头方向快跑，经过的几节车厢，门都关着，怕车开了被拉下，大家开始向前狂奔。忽见有一节车厢开着门，我们高兴极了，姐几个费力的连拉带拽，总算爬上了火车。那一幕真称得上惊心动魄，以至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谢天谢地一路上他们只查了这一次票，大家总算逃过一劫。
       列车到达终点站，没有车票从车站口出不去，我们就在车站里绕来绕去找出口。好在是家乡的车站，多少熟悉些，不久便绕出来了。到家后我也没敢和家里人说这件事，但从此后，我再也不敢不买火车票了。

                                   跳车逃票为省钱，
                          “傻青”蠢事又一件。
                           只因兜比脸干净，
                       哈哈笑过是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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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偷瓜趣事

       六九年六月中旬，我们菜班正是铲地忙的时候。大家从早到晚要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天气热，可是有时我们连口水都喝不着。又渴又累，真想早点收工回去。可是领我们干活的李大爷偏偏不发话，怎么办哪？这时有个女知青想了个办法，只见王红一只手拿一把锄头，然后对着使劲敲打，铁片处便发出当当的响声。我们见状忙扯着嗓子大声喊，敲钟了！敲钟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表，连队上下班是以敲钟为准的。李大爷听了信以为真，就对大家说收工吧。我们听了喜出望外，拿起锄头撒腿就往宿舍跑，生怕李大爷发现了，再把我们叫回去。不过这种小把戏也只用过两次而已，多了就不灵了。

        七月时节，我们种的香瓜，有的已长的比拳头大了，看了让人垂涎欲滴。可是瓜地里有专人看管，想摘瓜是很难的，于是大家又开始动脑筋了。一天下午休息时，李大爷有事先走了，看机会终于来了，我们赶紧聚集到瓜窝棚前。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几个人围住看瓜的刘大爷，没话找话的和他聊天。另一部分人进了窝棚，爬到那个临时搭的木板床底下，掀起后面的草帘子爬出去。瓜地就在眼前，大家马上分散开高兴的摘起瓜来。我不会挑瓜，只是看哪个大摘哪个，可是一连尝了好几个瓜都是苦的。她们几个也只吃到两个甜的，没办法时间紧迫，我们只好又从原路返回。窝棚外几个荒友正和刘大爷聊的热火朝天，见我们回来了，忙钻进窝棚里。结果一样，他们也是甜瓜没吃着，倒是扔了一地的苦瓜。那几个男生也不示弱，听说他们是半夜时，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去的。摘完瓜后，他们把带去的裤子用绳先将裤脚绑好，把瓜放进去，然后用两只手抓住裤腰处，往肩膀上一搭，便兴冲冲的回了宿舍。怕被别人发现，他们只得将瓜悄悄藏进自己的箱子里。很快丢瓜的事就被连里知道了，女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躲过去了。男生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天夜里连长突然带人对男宿舍逐一查铺，偷瓜的知青恰巧不在，待他们又拿着香瓜回来时，便被连长抓个正着。一通批评和检查是免不了了。没办法，用现在的话说，谁让他们点背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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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备战那年那些事

        一九六九年初正是中苏边境部队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连队虽然离边界很远，但是备战的气氛却很浓。每天清晨五点多钟声一响，我们便急急忙忙的起床了。穿好衣服后，拿起炕边的木棒，就往操场跑。大冬天的又那么早，外面一片漆黑。冷风嗖嗖的直往脖子里面钻，冻得我直缩脖子，两只也在手套里缩缩着，不敢伸开。

      各排分别站好了队，便由排长们组织各排操练。每天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右转、预备用枪、刺等基础训练。有时还会到山坡下，三人为一组，成三角形趴在雪地上。口令一下，我们便左手拿着木棒，用右胳膊一下接一下的向前 爬行，但队形不能变。天实在是太冷了，冻得我们不行了，回到宿舍半天都缓不过来。这可恶的早操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进行着，直到中苏边界两国的关系缓和下来才结束。

      演习是我们兵团的另一种训练方式。记得有一次已是半夜时分，我们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信号弹，接着紧急集合的钟声就响起来了。我们马上爬起来，迅速穿好衣服，打好行李，背上背包，拿起木棒，跑向操场。各排报完数后，连长简短的做了战前动员，就带着队伍向山里进发了。山里的雪很厚，都快到膝盖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才走不远我们就已累的气喘虚虚了。一直走了很长时间，也不知走到哪儿了。这时只见有的战友因为背包没打好，那背包已从肩膀上掉到屁股那儿了，这是行军中，不能随便停下来，所以他们只好用右手托着行李走。还有的战友索性把行李拽下来，抱在怀里走。天亮时我们总算走回了连队，演习结束，大家已累的精疲力竭了。只见知青们一个个躺在炕上，喘着粗气，一动不动的，就像要死了一样。

      事后才知道，这次演习家属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一位家属以为苏联军队打进来了，不敢点灯，只好借着夜光，和面、烙了厚厚一摞饼，准备转移时吃。还有一个家属听到炮声后，吓得赶紧用棉被包起孩子，一溜小跑进自家的地窖。待到要给孩子喂奶时，才发现自己竟把孩子抱倒了，孩子的脸憋的通红，差一点死了。那些事后来被大家当做笑料在连里传来传去，一直说了很久。一次次的捧腹大笑，反倒让我们忘记了演习时的疲劳。     

         备战那段日子，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但是它磨练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我们一生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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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张连长之死

      

       七十年代初的冬天，团里组织各连人员分批上山采伐。于是六连几个连领导开会，在知青中挑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又找了一个会做饭的女知青，派刚刚上任不足一个月的哈尔滨女知青张淑梅副连长带队上山。

        那年张连长二十一岁，她性格开朗、泼辣、能干，连里的知青和老职工都很喜欢她。同她一起上山的知青基本都和她年龄相仿，北京知青小些，才十八、九岁。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出发了，一路颠簸近百里总算顺利到达了双山火车站。谁知在火车进站时，张连长被开过来的火车撞上了。不知当时她是脑子里在想事、思想太集中，还是来不及躲闪，总之惨剧发生了。张连长被火车头巨大的惯力，重重的甩了出去，当时脑袋就摔了个窟窿。列车停了下来，连里的知青忙背起受伤的张连长，马上把她送到师部医院，但是人已经不行了。

        团里为她开了追悼会，那天俱乐部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大家知道他们都是知青。团首长们在台上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听到下面一片哭泣声。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同龄人死，那么年青，死的那么惨，我们都吓懵了，只知道哭。

        张连长的墓地在离连队不远的山坡上，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下葬时的情景。当时她父母伸着双手不顾一切地扑向棺材，嘴里一声接一声哭喊着她的名字，那撕心裂肺的叫声，让我至今想起来还都心痛。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知道了什么是绝望，看到了什么叫痛不欲生。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不幸！那天晚上很多人都没吃饭，往日热闹的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谁也不说话，有的一个人在默默的流泪，还有几个知青抱在一起痛哭，一连几天整个连队都笼罩在悲痛之中。

        张连长走了，她成为那场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个牺牲品。对于张连长的死，究竟是谁的错？那么繁重的采伐工作，交给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验、年轻的、还是一个女同志来带队干，连队那些领导们难道没有责任吗？要知道当时连干部中有三个是男同志，而且都是老职工。他们都有理由不能带队去，其实不过是怕山里苦罢了。

       去年我去大连的弟弟家，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是个私企老板。一聊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团的，而且他还是张连长的老邻居，他告诉我，他曾在二十多年前回团里一次，并且特意从团里赶到张连长的墓地看了看。他说那座坟已经不大了，他用随身带去的工兵锹，为她添了不少土，还拔了坟边的草。听着听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中立刻对他多了几分敬意。

      光阴似箭，一晃四十几年过去了，连里的知青们早已像鸽子似的飞向了四面八方，只有她还静静的躺在那片土地上。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祭扫她的墓地？还有没有人去看她？  安息吧，张连长！  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