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见到你 那天,咱们小学的同班同学还有咱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总共十几个人在位于棉四附近的苏闵酒家聚会,这是毕业后45年来的第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也是半个世纪的师生情啊! 本来听说你也是要来的,但你因故未到。听佩泽说,你姐夫新近被诊断为肺癌,你正忙着找人给他看病,忙于应酬,不能分身,所以觉得有些遗憾。 说句实话,你是我这次最想见到的人,算起来我们也有40年没见了吧?记得那次见面是在1971年的春节以后,在重华大街、小涛他们家门前,我们不期而遇。当时很匆忙,我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好像你还说了一句;有空出来玩啊…..。但我们始终也没有再联系。那次邂逅,让我不能忘记,直至今天,那情那景仍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回牧区不久,我就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那次相遇,“不禁让我掀起心底的浪花……”这句话,也埋在了我心中多少年。 我们是小学同班,从一年级开始,我当班长,你是副班长。我当中队长,你是中队委。我当了大队委员,你又接替了我中队长的位置。六年级时,我当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主席,你又当上了大队委。我们可以说是一对好搭档,是陈老师的左膀右臂。这次聚会时,大家还提到了我们,那时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俩。 儿时的记忆是美好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搞好少先队、班集体的工作。暑假,为了防止那些淘气的同学去河里游泳,我们遵照老师的嘱托一起去小河边巡查,也不管天气是多么的炎热。我甚至还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在过去的工人俱乐部和现在的天津医院附近,那时那里还是市里的周边地区,周围都是开洼野地,杂草丛生,还有小河沟、臭水坑…… 1965年我们一起升入了同一所较好的中学,但不知怎的,我们再见面彼此就基本上不说话了。3年的中学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对面相遇,也形同路人。那时也不知为什么,现在想来,可能就是青春期吧。初中阶段,男女生的界限特明显。当然,中学时的同班同学,男女生在一定场合还是说话的。 稀里糊涂的三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有的造反,有的革命,有的逍遥,而我大部分是随着潮流在玩玩闹闹中度过。虽然那时还小,但满脑子的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已经深入骨髓,所以特想干一番事业,特想成一番大事。当1969年初学校开始动员下乡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牧区,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如是,同年4月25日,我随着咱们学校的63名同学离开家乡,远赴4500里之遥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带队的同学就是后来牺牲在草原、成为了知青榜样并因此闻名全国的张勇。那时离家,没有想到几年后还能回来,以为那就是与家乡、亲人的永别。但当时,乃至最初的几年,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没后悔过。我认为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要对自己的理想负责,要经得起风雨考验,要经得起艰难困苦的磨练。 好像是到牧区后不久,我突然从一位女同学的手里接到一封来信,从她笑眯眯的眼神中,我猜出她知道是谁来的信,而且知道了信中的内容。因为那封信,在经历了那么多天,甚至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才传到我的手中,信封已经磨损的不完整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打开一看,竟是你的来信。在我下乡后,在我们多年都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你竟然在关注着我。后来我想,可能在一起来的同学中,有你们班的同学吧,而且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错。你说,从同学那里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可能是评价我这个人不太合群吧。我还记得你跟我讲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也就是希望我要和大家多接近、多沟通,要搞好关系。的确,那时我很内向,很不合群,除了性格因素外,也有点清高,很看不起那些被牧区的艰苦所吓倒的、最初非常的左、非常的革命而后来变得非常消沉的人们。这些人到牧区后,男的很快就学会了抽烟、喝酒,讲荤段子,女的也多少怕苦怕累。那时自己在困境面前仍然固守离开家乡时的信念;立志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改造自己,并坚信应该扎根草原一辈子。 从那时开始,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但牧区的通讯条件相当地落后,一封书信往来一般也要一个月左右,更难免信件丢失。那时邮递员一个星期才来公社一趟,从旗里将报纸书信等带来,再将我们的信件带回旗里,旗里一个星期有一趟发往满洲里的长途汽车,这些邮件再被带往满洲里发往全国各地。这样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家里的来信,除了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外,到了公社,还要看有没有队里的人到公社去,在公社拿到你信的人是不是知道你在哪,能不能找到人顺路给你捎过去等等。你说,这封信到了我的手里,难不难? 如此,我们的鸿雁传书持续了一段时间。记得我们信中写的都是革命和理想,后来又知道你去了河北农村插队落户。但时间久了,我们相隔千山万水,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所以心里总是空荡荡的,甚至感到有些无聊——我们都在闲扯什么?因此以后渐渐地就不再给你写信,这样我们中断了联系。1971年,我第一次回家,我们在街上不期而遇,因为身边有几个老同学在场,我们没机会说些什么,但内心的激动和不平静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你说,有空出来玩,但到哪里玩,我们没有约定。过年后,我返回牧区,又开始了羊倌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再次收到你的来信;就是那个不禁掀起的“心底的浪花”。这个浪花,让我们又持续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书信往来,自然还是革命理想,相互勉励。每当看到你信的末尾附有“紧握你的手”的时候,难免有一种激动,也难免回复一句;紧握你的手!今天想起来我们的那一段交往,不知是一种纯真的浪漫还是一种苦涩的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区艰苦、单调的默默生活让大家的情绪逐渐地低落下来,最初的狂热也逐渐冷却。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一种这样的生活吗? 渐渐地有人开始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离开草原,或调往他处,或返回家乡。后来有了选调、招工,有些人被选调到旗里、海拉尔、扎兰屯等地上学或当兵。陆续不断地有人走,每走一个人,都给每个知青带来巨大的震动;人心思散,人心思去,人们开始浮躁起来。我也一样,觉得自己初来时所追求的东西遥遥无期,同来的人们,也在一个一个地调走或准备离开,这也让我越发地觉得没了意思。我看不到希望,我觉得渺茫。而此刻,我们还在通过书信漫无边际、海阔天空般地空谈理想和志向有何意义?从那时起,自己常常被一种失落的情绪笼罩着,也不知道我们之间能有什么结果。悲观失望让我选择了放弃,我们再次中断了联系。但说句心里话,在那种逆境中,每当寂寞无聊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你——我儿时的好同学,我们快乐的小学生活,那是我人生的最美好阶段。 1973年秋天,我被选调回城上大学,当时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又成为了时代的宠儿。境遇的改变,又唤起我激情的心,我梦想着要在大学的摇篮里充实、改变自己,满怀理想地再干一番事业。这期间,我也曾想起过你,也曾相会于梦境,但我不知,你在何方?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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