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上面这个张春桥67-12-6讲话是在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之前张春桥所有反对上山下乡的讲话中最为典型和露骨的！其典型在于他说：
“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

在这里张春桥是否说了实话呢？ 估计当时全国真正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恐怕都不多，就连北京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先驱曲折（当年是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宣传部长）当年都难以忽悠太多的激进红卫兵跟他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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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上山下乡运动前列的红卫兵
2010年10月12日16:12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

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求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当我们在自己的“旗子”上写下‘土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这10个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郑晓东、金昆、胡志坚、高峰、鞠颂东。大家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当我为自己改名为曲折的时候，我确实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

那么张春桥这个讲话中什么是露骨呢？ 那就是他直接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中的“北派”陈伯达等人叫板！他说：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

我查了一下，67年12月6日张春桥讲话的前一天12月5日没有人民日报关于上山下乡的报道，12月份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社论给予支持。下面资料来自上上面人民网曲折上山下乡的同一篇史录：

“继北京首批青年下乡之后，青岛市四中、八中、十三中的一批初高中毕业生，于同年12月13日奔赴山东诸城县贾悦公社插队。行前，市革委会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大众日报》为此发表了“听毛主席的话到贫下中农中去”的社论。”

因此张春桥可能是看了这篇《大众日报》社论，同时北京方面又召开了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有可能是周恩来主持的），张春桥说了一句重话：

“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

张春桥能代表全体中央文革吗？中央文革的人在67年底都象他那样反对上山下乡吗？ 再看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态度。
“红卫兵去牧区插队的消息，在京城风传着。当天晚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小组成员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中学教师代表时，听到了这个消息，陈伯达赞扬这批学生的革命行动，并要求大力开展宣传。他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大量的是到农村去。威本禹说：要搞“斗私批修”，掀起下乡高潮。10月10日上午，首都几家新闻单位迅即派出记者采访。当晚，新华社发出了新闻通稿。11日，京城各报都作为重要消息在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评论员文章。”

因此，张春桥自持毛泽东交给他在上海搞出教育革命样板的重任，公然与“北京方面”对抗，对上山下乡不表态，不发消息，先抓复课闹革命。我们不要忘记，67年10月正是全国开始第二次复课闹革命的高潮期，老三届的出路还没有在中央内部得出共识，最关键的是毛泽东还没有表态，他还在看。

无声

67年底出现了一次中央高层的博弈，不论学界和坊间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给与充分的注意！在这里我们应首先抛弃脸谱化，我们就先看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67年10月全国掀起第二次复课闹革命（第一次复课是毛泽东67年三七指示之后，首先由军训开始），同时67年10月出现了曲折“自发"的上山下乡! 说到这里我一听到文革时期的“自发”就害怕！我的一个亲戚也是曲折的同学，曲折走后不久也跟着去内蒙插队（后来集体转到内蒙兵团）。67年10月北京红卫兵第一波“自发”上山下乡受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戚本禹的支持，接下来又出现“别开生面”的另一波。这一次是由曲折的同学时任北京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冬民（毛泽东赏识的准接班人）向他的一些同学传达了上面要发动上山下乡的指示后，由那些同学“自发”的写了志愿书再由李冬民带他们走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等到会议休息时周恩来上厕所之际把志愿书直接面呈周恩来。

“1967年11月27日，李镇江等55名初、高中毕业生以“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写道：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周恩来当时就在会上表示支持，并在当日做出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红卫兵报》，1968年3月20日。李富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牛连壁均做了批示，并于12月1日责成市计划组办理。

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迷离、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无声

说到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研讨上山下乡需要应用的重要资料太多，传统文字论文的写作通常是引用某作者一句话然后在文章最后资料索引部分给出该作者文章的标题和引句出现在文章中的页数，有时资料索引部分一下子就开列出几十本书，非专业读者不可能去买那几十本书，就是到图书馆查也要费几十天功夫？

因此我在本文开头处介绍了超级链接的方法，这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文章写作的新方法，我将会把本楼文字大大缩减为一篇短文，所引资料都用链接，文章中关键词句也变成链接，例如李冬民，丁国钰等人名都做成链接，让读者能够不用查图书资料甚至不用自己上网去搜索就能一目了然，这是本文的最终目标。

只不过今年12月比较敏感，一些门户网论坛和知青网正在“升级”不让非会员的外人浏览，因此链接都打不开，不知是否过了敏感期会恢复对外开放。国情如此，只能如此，不怕网站暂时打不开，就怕论坛停运关门所有资料都风流云散了！这又是互联网文章和资料储存的短处，但我还是认为出书立说的传统写作方法将会被新媒体写作方式取代，网络文章的好处是可以不断更新，图书要改动只能再版。为了避免网络文字资料的散失可以自己在计算机内存档，也可在多个互联网论坛“狡兔三窟”，这些都是多余的话。

无声

中央党史部门的张化，郑谦这些老知青写的上山下乡历史论文非常重要，中央党校一些非知青写的有关上山下乡的博士论文也很有看头，例如张曙的上山下乡博士论文专著和周全华关于文革中教育革命的论文。张曙在他的论文中提到几乎在曲折“自发”上山下乡的同时有一批北京中学生前往北大荒，他说的这点很重要，曲折的回忆录也提到这批人67年10月“去了东北”。 这批人也是1967年10月出发的，我在网上搜到这批人的很多回忆文章，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珍宝岛战役。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人回忆了67年10月他们去北大荒是北京市安排的，此点可以论证没有曲折的“自发”也会有政府的推动，张春桥改变不了，推动者不仅仅是周恩来，而是大历史大趋的必然的走向！毛泽东有能力延缓这种走向，但最后他也只能顺应“中国式社会主义”在文革特殊时期上山下乡的提速和“扩大化”，张春桥说要把上海90%老三届留下来完成教育革命纯属“螳臂当车”，这不仅仅是从世俗角度来看他不是周恩来的对手那样简单，就连周恩来自己都不可能成为减速和缩小上山下乡的人，在当时中国大时代大背景之下没有任何人能想出比上山下乡更高明的高招来，就算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当年周恩来，毛泽东的位置上也只能如此，这是国家必然的命运，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宿命，除非当时中国共产党能象现在这样改革开放，那就不是上山下乡而是农民大进城了，是也？非也？只好跟着历史老人摸着石头过河了!

无声

入夜已深，今天再把一篇网文贴出供读者思考。67年底为何张春桥那样“猖狂”的反对上山下乡？因为毛泽东还在看，他的理由是刚开始复课，而张春桥的理由也是这点。但是周恩来有些急了！

“屯垦戍边，人生转折”之序曲 （节选）

时间：2011-07-25 13:52:44   来源：荒友网－35团  作者：谷祥 1967年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记事

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年，全国大中学校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广大红卫兵经历了“炮打司令部”、“一月夺权风暴”、“革命大串联”和“复课闹革命”之后，考大学成了泡影，去工厂不能招工，当兵要“红五类”，只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条出路。我作为一名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对当时二龙路中学(教育部试点学校)的无秩序局面已感厌倦，就经常跑去劳动局打听有无招工的消息，得到的答复就是“上山下乡”。

1967年大约十月份，第一批报名去北大荒的知青家庭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某周六晚在北京市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市革委会领导要接见下乡知青，据说周恩来总理要出席并讲话。这可乐坏了大家，早早就积聚在工人体育馆门口。结果是大失所望，此次会见因故取消。这是为什麽呢？我们西城区第一批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有张永祥、吴清萍、李弛、高俊敏和我，商议后决定去找市革委。我们直接找到当时市革委副主任丁国钰，问清了缘由。原来市政府准备借此全面开展上山下乡动员，也报告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的意见是，刚刚进行“复课闹革命”，尚未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安排在1968年。为此，我们这一批就做为先行者，不要扩大宣传了，但特派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小组随我们一同去北大荒，记录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行程。

无声

我看到曲折的一个同学在网上说文革中所有“自发”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曲折自己说他是看到67年夏季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周恩来动员文革前上山下乡回城闹革命那批人回到农村去）的感召才萌生了上山下乡的念头。但是我们看到上面荒友网文章后发现67年10月北京就组织中学生去北大荒了，而且那时北京劳动局给前来询问毕业分配招工事宜的人们非常明确的答复，就是上山下乡。如史料属实，如曲折也了解此点，他的“自发”史录就有些水分了，我的另一篇史料披露曲折走后不久那批北京55人赴云南种橡胶的红卫兵找到周恩来批准也不是自发的，是李冬民透露出上面意图才把这些人激动起来的，这与文革初薄一波儿子薄熙永透露出毛泽东要废除高考后北京四中高干子弟“群起而哄之”如出一辙！ 文革区别于反右就是中学生高干子弟的“自发”，正是他们一连串的“自发”打断了毛泽东文革完成校园教育革命的初衷，说到底这也是天命。。。。。。

无声

我们看到1967年10月曲折“自发”的上山下乡了，同期还有北京一批中学生被分配到北大荒去了，而且据说周恩来要在为他们送行的大会上动员上山下乡，但是被毛泽东阻止。这段时间在中央高层似乎确实在讨论如何处理老三界，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毛泽东曾对他说“你带的兵比我的还要多”，他也是曾经与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共事”很多的一位文革中被看重的“接班人”之一。他的自述中有一段：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大。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题。。。。。。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无声

云赴南的老知青轶事（一）

作者：张达维（张武兵）（原云南蛮老街农场一队知青）

那是1967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很冷。我和另外两位要好的同学（王开平、胡克），在学校（北京25中）的一间小房子里，一边烤着火，一边看着全国地图，认真讨论着刚刚听到的关于毛主席对知识青年所作的最新指示精神。这是当时的北京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我的同学）刚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即刻向我们传达的最高司令部对我们中学毕业生作出的下一个战略部署。

当时李冬民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没有公开发表。我们只知道个大概精神，就是：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几个要好的高年级同学在一起认真讨论起来，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战略部署。我提议先不要急，等我去农垦部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我抽空去了位于西四砖塔胡同的农垦部机关，了解有关全国农场的情况。（当时我父母都在农垦部工作。我父亲是国营农场总设计师，由于留学美国，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特嫌”关了起来）。（平时放学后我就到部机关的食堂吃饭，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我直接去了建设局。正好碰到热作处的运奉时处长在值班。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当时全国农场的基本情况。如果要去农场就推荐我们去云南垦区。说那里是我国准备开发的第四大垦区，主要是发展具有战备物资的橡胶事业。（前三个垦区是新疆、黑龙江和海南，已经基本开发建设完了。）所有这些垦区的总体规划都是由我父亲主持设计的，运处长对此十分了解。因此我听取了他的建议，回到学校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大家。记得当时还有一部电影记录片：“在美丽的西双版纳的密林中”。我们都看过，觉得云南西双版纳的确不错。于是我们几个就决定准备到云南农场去发展橡胶事业。我就开始张罗起这事来，于是大家开玩笑，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张版纳”。我还把此想法告诉了李东民和曲折（也是我的同学，中学红代会负责人之一）。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们的这个选择。

    1968年年初，就在我们开始张罗要到云南垦区去发展橡胶事业的时候，传来了好消息，说中央文革同意我们先组织一少批人赴云南垦区，做试点.

北京知青首赴云南纪实

陈新增

1968年2月8日上午，上午，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从北京饭店西侧的霞公府东城教育局集合，走上长安街，朝北京站东去。队前打着一面红卫兵大旗，仿照《长征组歌》中红军旗帜的样式，旗眉上绣有一行扁宋体字：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白底黑字，分外醒目。我们北京25中的9位同学，走在队伍当中。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五，文革中的春节冷冷清清，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因为远征西双版纳的这一天来之不易。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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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校的“老三届”(特指66、67、68届高初中学生)，经历了文革的狂热造反和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对于高三年级的学生，中学课程早学完了，中学毕业证还没发，大学又不招生，一时陷入迷茫。我们高三二班一些同学，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先到酒仙桥798厂“学工”劳动一阵子，后来骑着自行车，又到顺义城关公社向阳大队，在潮白河边办“学农”基地去了。当年的潮白河，清澈见底，黄沙绿芦，野鸭成群。我们从白家疃林场借来铁锹镐头，当地驻军派战士帮助规划稻田。我和几个初三学生分到老乡家住宿。房东大爷让我们帮他到牛栏山运石灰，就便学会了推独轮车。一天，平整耕地在地头休息，我和一位大爷聊天拉家常，他穿着破烂棉袄，胡子拉碴，支支吾吾，神色不安。队长猛地拉了我一把，低声说：“别理他，他是地主！”我大吃一惊，赶忙躲开。原来村里的老地主“黄世仁”、“周扒皮”就这德行呀？！我们和“四清”队长一起，东家西家轮流吃“派饭”。吃完贫农吃下中农，吃完中农再吃贫雇农，绝不上地富家吃饭。在殷实的中农家，能吃到白面烙饼摊鸡蛋。有些贫雇农家不是全都富裕，吃窝头就咸菜是家常饭。地富家的房子却是破砖烂瓦。在这里我真切地了解到京郊农民的日常生活。

在这期间，班上的曲折（曲玉琴）、鞠颂东（鞠德利）、高峰（高永吉）和胡志坚，正在酝酿到内蒙牧区插队。鞠德利父母不太同意，我们还到他家打掩护，帮他“偷”出户口本迁户口。

1967年10月9日上午，天安门前打起“热烈欢送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横幅，大家为曲折、郭兆英等10位同学送行。他们在金水桥前宣誓后，乘坐大轿车出发到内蒙草原。不久，高三一班的肖平（毛泽东小学同学和延安时代密友肖三之子）、沈祖光和魏文祥等一批同学也远赴内蒙。曲折几人从锡林浩特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带回的信件，信中一声“他赛诺！”(蒙语：你们好)，“毛主席曼托海！(万岁)，“祝毛主席吐姆那斯拉”（万寿无疆），令大家倍感新奇。他们抄录的老红军的诗：“天作帐篷地作床，广阔的草原当楼房。倾盆大雨似淋浴，狂风呼啸我乘凉。”读来真是气势豪迈。还有照片，他们脚踏高腰毡靴头戴皮帽，骑着骏马骆驼，更是威武极了。说实在的，我不去内蒙就是怕冷，冬天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确实受不了。再有牧区挣工分，养活自己不易，担心拖累父母。他们雷厉风行到内蒙插队落户，我从心里佩服草原新牧民的果敢行动。

与此同时，远赴云南边疆种植橡胶也在筹划当中。在金鱼胡同东口东城区武装部，中学红代会的斗批改办公室设在此处。高三一班的苏北海和我们高三二班的凌瑜也在这里工作。经他们介绍，我抱着好奇的心理，走进飘散着饭菜香味的食堂里去开会，想了解赴滇的详细情况。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到云南种橡胶的筹备计划。原来，早在1966年大串联时，65中的几个学生就去过云南景洪考察，第二年又有几个同学到昆明联络。他们拿着农垦部的介绍信，先后向省里有关农垦系统同志说明，北京一批红卫兵决心支援边疆建设，希望去西双版纳种橡胶。可在当时，云南省也像全国一样混乱无序，派系林立，武斗不止。省农垦单位自顾不暇，根本没能力接待。他们又与北京革委会等有关方面联系，也说没有安置任务，难以安排。虽然赴滇筹备计划连连受阻，可报名参加的同学不断增多。于是在相邻的煤渣胡同东城区工会组建了赴云南筹备机构，下设联络、组织、宣传组。好事多磨，尽管处处碰壁，可大家信心十足地准备着。

机会总是偏好有准备的人。1967年11月27日，是我们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10点多，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来电话通知，周总理正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群众组织代表。当时，只有女13中的林力、张春荣和5中的张进辉在办公室值班。他们骑车飞速赶到大会堂南门，李冬民把他们带进湖南厅。周总理在听取群众组织代表汇报。万没想到，他们走时紧急忙乱，写给中央首长的申请报告竟然忘记带来！再去取来不及了，马上赶写一份。字迹要大，简单明了。申请要求全在心头，三人凭着记忆拼凑词句，张春荣掏出作业本，撕下一张纸，一字一句执笔写下了大家的心愿：

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中学生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1967.11.27

报告写完，如何递交呢？这时，李先念副总理走向台边卫生间，一会儿又回到座位上。正巧周总理起身从主席台出去。三人赶忙跑到会议厅侧面门口等待。周总理回来了，他们迎上前去：“总理，我们是中学红卫兵，希望到云南边疆去，开辟祖国第二橡胶基地。这是我们的报告”周总理亲切地问：“就要复课了，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林力回答：“学校已经复课了,军宣队也进驻了学校。可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希望早一点走向社会……”周总理接过那张不大的纸页：“好，我看看你们的报告吧!”

三人赶忙回到会场，目不转睛地盯着主席台。周总理回到座位上，戴上老花镜，看完报告，用铅笔批了字，转身和身旁的李富春副总理低声交谈，并把报告递到他手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三人在台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三人走出人大会堂，夜色正浓，满天星斗。寒风扑面，他们心里一团火热，骑车赶回办公室，把喜讯告诉同伴们，激动万分地叙说着向总理递交报告的情景和每一个细节。
几天后，北京革委会计划组同志来电话要我们派代表去，告诉说周总理在我们的报告上作了指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那张细长的申请报告原件。

申请报告上盖有中央办公厅67年2770号编文印章，列入中央传阅文件，阅后立退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报告上方的几位首长批示清清楚楚：

富春、秋里同志：
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周恩来

国钰同志：此事市革委会如何处理，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李富春
11.28

牛连璧同志：
请就业办公室速同云南联系落实下来，落实将处理情况报告总理和富春同志。
你意见如何，请酌之。
丁国钰 11.30

同意计划组高寒松同志办。
牛连璧 12.1

队友们欣喜万分，周总理批准我们去云南啦！

无声

总之，很多资料证明1967年秋冬北京方面从下到上似乎正在兴起“自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但也有资料证明当时是自上而下的在发动上山下乡，例如李冬民向同学透露了毛泽东说了“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67年10月那批去黑龙江的北京知青也从丁国钰那里听到毛泽东有过这个“再教育”的指示，只不过因为复课闹革命刚开始，所以毛泽东还要等等看，毛泽东还阻止了周恩来要在大会上动员上山下乡。但是要把毛泽东68-12-21动员提前一年说成是毛泽东在67年底在内部就这样说了，对此我认为是回忆者记混了，因为“再教育”这个词最早出现再68年的8，9月间，估计67年底高层不断的在讨论或争论上山是否应发动大规模上山下乡是肯定的。

无声

1967年 周恩来年谱：

10月3日　 致信毛泽东，建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有关学生的一些具体问题。

10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10月13日、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2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967年10月16日 张春桥在上海回复要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 （后来张提出在上海外围地区建立上海建设兵团让老三届不迁户口去锻炼），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出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