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拥抱快乐

                                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内容提要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从而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使小说取得另一种特殊意义的存在。萧红小说正是以其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的文体风格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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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导言和三章组成。
　　导言：回顾和评价了萧红创作和萧红研究的概况，指出以往萧红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即历来的研究者总是习惯于以左翼文学的标准来考察评价萧红的文学创作，而较少顾及萧红这一独特创作个体的精神特质。这一误读最终削弱了萧红小说的审美意义和丰厚意蕴。鉴于此，本文拟定把这位自传型作家的生命活动和创作内涵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读，以期真正挖掘出萧红小说的美质。
　　第一章：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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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坎坷曲折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的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是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因。与其他现代女性作家不同，萧红创作伊始，便以先觉者的焦灼姿态去观照现实的苦难人生。萧红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她笔下的乡土世界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重复并加固着传统习惯的积淀，世代延续中看不到生命的流动和发展，更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改革和创造，而是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命状态。萧红紧紧抓住乡民们对生与死的极度麻木与轻视的态度进行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一方面，萧红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另一方面，则从**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可以说，作为萧红对人生的整体的悲剧性体认的结果，悲凉犹如一层淡淡的色彩，浸润着她众多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事实上，悲凉感已成为萧红把握、理解世情的独特方式。她不但抒写了美好短暂和人生悲凉空落的永恒轮回的悲剧，而且还把这种悲凉感写进了笔下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从而传达出了对于人类生命的一种普泛而深远的悲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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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萧红以她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自传式叙事方法。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自传式叙事方法是她自觉的审美选择与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它们给萧红小说带来特殊的艺术效果，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容量；散文化的文体结构。萧红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故事情节的方式，而代之以对于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的细腻描写。萧红对于时间因果关系的有意淡化和空间化结构形式的突出展示源于其独特的情感心理和创作意图。她的小说在开放中仍有紧凑的结构性，贯穿其中的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作为潜隐的情理线索，赋予了小说内在的秩序和结构；㈣诗化的风格。萧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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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破碎的国版图上，日伪统治阴霾笼罩下的东北，那条流淌着泪水与叹息的美丽而又忧伤的呼兰河，哺育了一个寂寞而早悟的精灵－－萧红。 　　萧红（１９１１－１９４２），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县人。曾用笔名悄吟、萧红等。笔名萧红始用于其成名作《生死场》，与萧军合称“二萧”，据说取其“小小红军”之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的短命女作家。她仅以三十一岁颠沛流离、短促悲凉的生命，留下了卷帙可观、风格独特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短短九年的创作生涯（从１９３３年５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十一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字，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早在三十年代，萧红就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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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位“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的研究，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冷热变换、褒贬不一的漫长过程。１９３５年，萧红发表其成名作《生死场》时，鲁迅和胡风曾分别为之作序和跋，这“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由此萧红蜚声文坛。可是随后的《呼兰河传》与《马伯乐》，却给批评界带来难堪的沉默与惊诧。于是，人们将其创作分为前后两期，试图作分别的描述和评价。建国后，在“左”倾思想干扰下，萧红研究一度成为空白，只是到新时期，萧红和她的创作才成为海内外一个研究的热点。
　　综观萧红研究的这一曲折过程，不难发现以往的萧红研究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历来的研究者总是习惯于以左翼文学的标准来考察评价萧红的文学创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于《生死场》的评价，几乎都是从“抗日文学”这一角度加以肯定，誉之为“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以致不少现代文学史稿本干脆将萧红表述为“抗日爱国女作家”。有的稿本对萧红的评价更为简略，只在“东北沦陷区文学”一节里对《生死场》略加描述，提到《呼兰河传》时，也只说它是萧红个人寂寞情怀的写照，其余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几乎只字不提。称萧红是“抗日作家”，固然揭示了其部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精神实质的某些方面，但这一界定是不恰当的；而且这种界定本身依据的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作家必须表现出战士的姿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必须为抗日服务，“革命”、“进步”与否，以及是否表现工农大众的“火热斗争”，就成为评价作家及其创作的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于是，萧红大量并不直接反映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仅被完全忽略不提，而且不断受到有意无意的误解和误读。如《呼兰河传》由于题材与抗日无涉，描写的人物又缺少“进步”色彩，就被认为是萧红创作“不可否认的退步”，是她“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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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萧红本人的悲剧命运，则归因于她陷于狭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无力自拔，认为“在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这一误读，无疑削弱了萧红创作的审美意义和丰厚意蕴。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自传性很强，溶进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愈是在个人感受与生存幻觉的迷天雾地中，就愈能充分地发挥她的天赋才华与独特个性。萧红创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艺术感觉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捕捉情感记忆中富有韵致的人事景物，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怀。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均无不灌注了性灵智慧的生气，仿佛从心底流淌出的歌，诗意蕴藉、凄美动人。其中尤以小说的艺术成就最高，最具内在的意蕴与生命的质感。因此，本文在这里集中地研究她的小说。而研究萧红的小说，又不能不联系她的悲剧人生，只有把这位自传型作家的生命活动和创作内涵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读，才能充分了解其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蕴及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真正挖掘出萧红小说的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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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萧红：一个被放逐的灵魂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象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在她内心深处，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的一生，既经受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又饱尝了寻找家园的坎坷、屈辱与悲欢，她在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失去之后，又满怀希望地探索寻求，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的一生，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真诚地融入笔下的艺术世界，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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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受伤害、被遗弃的过程，尽管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相应的精神家园。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
的！”，她父亲“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的神情，在她童稚的心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童年的萧红是寂寞而又孤独的，除了得到祖父的爱抚和后花园的陶冶熨帖之外，她那颗稚嫩的童心几乎是冰冷一片。父母仅仅因为她是女儿便对她轻视和无视，“女儿”作为一种性别原罪注定了萧红在父母之家的地位，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专制放逐的命运。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童年经验为萧红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如《蹲在洋车上》、《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呼兰河传》等，都是以回忆童年生活为主的散文和小说。在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萧红以艺术的形式观照与咀嚼自我的童年，抒写着发自内心的隔膜与疏离感。“家族以外的人”不仅仅写有二伯，实际上也包括童年的萧红自己在内；所不同的是，有二伯是在物质上，而“我”是在精神上被排斥在“家族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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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寂寞中悄悄长大的萧红，幸运地受到了现代文明洗礼，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其他许多现代知识女性一样，她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反抗也是从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开始的。为了恋爱自由，为了寻求温暖与爱的家园，叛逆的萧红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然而，尽管她不算困难地走出了“父亲的家”，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的阴影。
　　萧红刚步入社会就遭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冷漠、欺凌。迎接这个“娜拉”的是上当受骗被弃于旅馆，在凌辱中成为“女人”，身怀六甲而无分文，陷入生存绝境。是萧军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在萧红面前，将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但拯救的同时“伤害”也开始了。两萧的冲突不全是情感冲突、个性使然，而是一种“情”所无法左右的冲突，即女性与主导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冲突。萧红后来所欲离异的也不只是一个萧军，而是萧军所生活的男权社会，以及它带给一个新女性精神上的屈辱、伤害及被无视的实际处境。对于敏感的萧红来说，萧军（包括后来的端木），他们肆意嘲讽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这是超乎寻常的伤害行为。这不仅因为她是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还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一种男女两性争夺话语权的文化意味。“看”与“书写”都是富于主体性的活动，象征着对客体的支配关系。女性从来都是被笼罩在男性的目光之下，被男性的笔固定为文字。当她能够看世界、看男性并加以言说书写时，她实质是在要求获得主体性的地位。男女两性的对视必定发生碰撞冲突，而且女性往往付出惨重代价。所以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里不仅指肉体的易受损伤，更指精神发展的难以维进，它道出了觉醒女性夹缝生存的事实，现实没有给萧红提供一个关于拯救的承诺，萧红的全部人生理想和追求，恰恰是当时历史的匮乏。正如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所分析的，一个想在社会关系上获得自己独立性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支持者，“现在，社会已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梦想的人，却只有希望于将来”。正由于这种历史的缺陷，萧红的悲剧沿着她生活的每一转折、每一抉择而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