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分享】萧红和萧军(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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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的三十年代”，萧红虽然已成为一个进步阵营中的作家，却还是一个未被阵营承认的女人，一个被时代和历史所放逐的性别代表。对于萧红来说，火热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的大天地固然广阔，但女性的天空却是狭窄的。那儿护卫作为进步作家的萧军，也护卫作为进步作家的萧红，但是不护卫女性。面对主导文化阵营与女性自我之间的抉择，萧红选择了后者，她没有去西安，也没有去延安，而是随端木南下，离开了主导文化阵营。同萧军分手，南下专心从事创作，是萧红作为女人和作为作家的决断。她通过这一选择向历史和社会要求着女性，要求着人的尊严和独立。然而悲哀的是，萧红这一次又遇人不淑，她用重大代价换取的爱情实际上是在绝望反抗中捡起的一个破碎的梦。就女性而言，她发现自己仍然没有摆脱从属和附属的身份，她再一次被当作朋友们和端木共同的“他者”，依然孤独寂寞，走不出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的巨大的阴影。病弱的身躯背负着民族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双重包袱，在被日寇侵占的国土与被击碎的爱情中流浪，直至寂寞地死在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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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向历史和社会的反抗注定是一场孤军奋战，这个被放逐的灵魂以个人的孤独承受并昭示了整个女性群体那亘古的孤独，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的生命烛照着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结构性缺损。“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萧红临终前的这句沉痛的遗言道尽了作为女性的寂寞与悲凉。正是基于这一切身的女性遭遇，萧红创作起始就充满对妇女命运的思索和妇女自身生存境况的叙写。从早期的《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萧红绝大部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妇女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萧红小说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味，向着被男性所控制的言语世界发动了强烈的冲击。
　　综观萧红命途多舛的一生，实质是遭受封建父权专制和外族侵略双重放逐的一生。这个寂寞孤独的灵魂，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萧红创作了《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大量怀乡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借助对故乡的诗性回忆，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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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指出，一部小说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主题是否深刻，而主要在于是否具有深广的情感容量，特别是作家是否表达了属于他自己的最独特的人生体验。任何一个作家，即使是天才作家，也只能在他体验最深的生活领域中，产生对人生独有的感悟，找到新的发现，从而在整个文学的坐标系中确立个人价值的坐标点。萧红正是这样一个注重情感体验和生命体悟的自传型的作家，她的绝大多数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回忆和表现。因此，只有从生命和情感的角度来解读萧红的艺术世界，才能得其真味真意。萧红被放逐的灵魂饱受悲凉和苦难，她把自己深刻的悲剧体验融于艺术性的思维和语言中，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质地丰厚的悲剧意蕴。那种来自人生的刻骨的悲凉成为萧红小说潜在的情感基调，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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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样一种悲凉之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风格的形象写照。“悲凉”作为美感特征，它的客观现实性内容，即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本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灾难性和艰巨性给人以危机感和焦灼感，它是“悲凉”这一美感特征形成的外在因素。“悲凉”是对现实的一种沉重的心理反映，历史的灾难性和艰巨性压迫着贴近现实的作家的良知，于是作家们便形成了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一悲剧意识获得了普遍的认知，使悲剧成为艺术思维的中心内容，悲剧观念成为作家观照和把握现实的基本观念。萧红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坎坷曲折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是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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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她短暂的一生“尽遭白眼冷遇”，受尽了家庭、社会、个人的屈辱磨难。这样的个人经历加剧了她的悲剧感和人生忧患，所以她笔下的故事大都是满含苦难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总体感受。萧红写自我却能超越自我，不局限于自怜自哀，而是以自已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冷静地观照自已熟悉的生存环境，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萧红的小说，在情感的流动中潜藏着她对我们这个民族、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的一种通达的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慨叹，潜藏着她那难以言说的对人生、对历史的苍凉感。然而这种慨叹和苍凉感又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超越自我属于时代的，这就使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萧红创作的伊始，便以先觉者的苦难焦灼姿态，呈现出与其他现代女性作家的迥异。“女子文学的主要对象是‘爱’，因为女子是比较富于感情的，所以写出来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是每多富于感情成分”。现代文学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从亲情、**，以及由此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尽画了“五四”初期的青年心象；冰心于“五四”爆发当年登上文坛，捧献的是《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几乎都是探索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而她的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超人》则集中地演译了她的爱的哲学；稍后出现的庐隐抒写的是**的苦闷惶惑，从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到代表作《海滨故人》都执着于穿着恋爱的外衣去探索人生；发韧于２０年代中期的有中国曼殊斐尔(英国女作家)美誉的凌叔华，“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的苦闷与幽怨，尽现了“世态的一角，高门望族的精魂”；凌叔华的好友、“珞珈三剑客“之一的苏雪林，她的《棘心》、《绿天》描述了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交替时期女**恋生活与爱恋方式；以《梦珂》、《莎菲女士日记》饮誉文坛的丁玲抒写的则是现代女性的精神困境、内心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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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文坛崭露头角的萧红，没有重复她前一代和同时代女作家的创作老路，她严格回避了令她吃尽苦头的婚姻题材，也不想让文路囿于知识分子群的小世界，更没有效法某些青年左翼作家“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如白薇)，而是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现实的人生世界。萧红最初几篇小说的题材几乎全取自社会中最卑贱者的痛苦遭遇。第一篇小说《弃儿》抒写了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忍痛弃子的苦痛，个人的悲苦直接促成了萧红的创作，但萧红并没有长久地沉浸于个人的苦涩而不能自拔。从第二篇《王阿嫂的死》开始，她很快地调整了创作方向，开始观注周遭世界中同样不幸的受难者。农妇王阿嫂丈夫横遭荼毒，王阿嫂和她的婴儿残死在地主的脚下，孤儿小环颤抖凄厉的哭声包围了养母黄土坞包；孙女小岚遭女工头毒打而死，孤寡的哑老人于贫病中葬身火海（《哑老人》）；广告副手芹被厂主解雇，与爱人蓓力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广告副手》）；小黑狗的被轻贱与抛弃暗喻险象环生的人生（《小黑狗》）……萧红按照自已的悲剧观念去结构她的故事，从而使她笔下的人物和人生都是苦难型的。她由个人的不幸升华开去，将笔触伸向底层劳动人民和时代主潮，关注的是社会中最普通、最卑贱者的命运遭遇。因此，与其他现代女作家相比，萧红的小说具有一种真正来自生活最底层的气息，具有更深广的现实意义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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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红的上述早期小说中，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亦即“贫困”）被表述为这些不幸者的最大不幸；地主、厂主一类人物被指认是劳累、饥饿、伤害和血泪的制造者与罪恶之源。如果说这一系列创作显示的萧红的反压迫、反剥削还偏于物质层面的关注，作家愤激与悲悯的眼光更多的摄取还是生活表层的惨状的话，那么自《生死场》开始，萧红的小说则显现出对于“心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探索。作家由单一的愤激和怜悯转向更深意义上对人的思考，对民族的、人的命运的重新审视，笔触开始深入到整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写出了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坚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普遍而久远的悲剧。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生命哲学的本体是人，生命之于人类是一种能量的运动体系，是一个在文明与野蛮的对峙、搏击、融合中不断追求、扬弃、自我完善的运动过程。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生命，它由生命意识、生命形态、生命的元气与活力合构。由此来观照萧红笔下的乡土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命沉睡图。在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有着个性人格和价值尊严的个人。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重复并加固着传统习惯的积淀，世代延续中看不到生命的流动和发展，更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改革和创造，而是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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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乡村社会农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混沌、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貌似平淡的生存面纱后隐藏的正是“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骇人图景。“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中一再出现的人与动物生殖的对照性描写，意欲揭示的并非人的生育与猪、狗的生殖的“共时性”，而是二者之间的“同质性”，是人的生育的非人性和动物性。如果说这同质只是一种出乎本能的结果的话，那么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这一壮举则充分表现了生育过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除了描写这种动物式的生以外，萧红还突出地表现了生命死亡的普遍性和对生命毁灭所持的惊人的麻木态度。王婆干农活时，三岁的孩子不幸摔死在铁犁上，可是在她当时看来，麦田的价值要高于孩子的价值，“孩子的死，不算一回事……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金枝娘的表现同样如此：“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民对土地、粮食、牲口近乎变态的热爱包含着人对自然、对环境的臣服与依附，人不再是环境的主人，而是奴仆，是被吞噬了主体性的环境的囚徒。他们因此而忽略人的生命意识，轻贱人的生命价值，消解人类生与死的严肃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人的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悲剧。劳动、创造对人的进化作用一转而为异化，深入人心，并且是被异化者本人继续强化着这种异化效果。萧红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可悲：“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一句点睛之笔，活化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的许多细节，倾注了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沦落的无限悲叹与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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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怀着深重的悲悯情怀描写着这群“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的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麻木与轻视，展现了一片赤裸裸的生与死的荒原。这种生命的麻木状态在萧红的精神体验中被赋予悲凉的色调，它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被作家以象征性隐喻的手法一一点出：“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这里显然不是关于形体丑恶的描述，而是指涉着人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生命的特征；“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被折磨到臀下蠕动着白色的蛆虫，牙变成绿色，这里同样不仅是个人悲剧的描写，而是某种“生命溃烂”的象喻；“老马走进屠场”，这里意味着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过程，即人（两脚行走的动物）的命运和归宿正如同那走向屠场的老马一样，“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人的百年孤独的生活的洞门是“斑斑点点的血印”，人们正从这里出出进进，老王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正因为她感着了这残状，才在其后显出不同于别人的冷漠、怪异，这是感悟了生命残酷的自我放弃与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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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通过生与死相亲相伴，相克相生的哲理性表述，体现了她对人类生命脆弱、不堪一击的悲剧性思考。在她笔下，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难产、衰老、疾病、瘟疫、饥饿、自杀等一系列形式的死亡；似乎死亡才是他们的目的，坟场才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与家园。而生，只是为了死，为了继续扩大那片坟场与荒山。“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十年前，河水静静的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时间的不确定意味着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滞重与不变，意味着乡土社会生存状态的永久性循环与重复。正因为此，《生死场》的悲剧意蕴得以超越特定的时空而达于深远。
　　如果说《生死场》“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大胆裸露生命的躯体，让它在纷扰繁殖的动物和沉寂阴惨的屠场与坟岗中舞蹈着”，那么，《呼兰河传》却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