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人 【转帖】

拥抱快乐

  我们的少年时光  
　　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也生在天津。我们兄妹成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童年冯喆在汉口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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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三代红顶花翎，出过战功赫赫的武将，也出过被光绪皇帝赐封的孝子，并被列入《孝子传》。我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左传春秋，因他天资聪颖，智商过人，又勤奋好学，小小年级就能写诗词，所以有渊博的古文基础，随着祖父弃官经商，定居于武汉，父亲便入读了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开始接触西式文化的影响，17岁高中毕业考入上海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学的官费，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适逢当时清朝政府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卖国条约，他认为“弱国无外交”便退学转读哈佛大学商务管理和铁路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因学习速度快，成绩又卓越拔群，毕业时间较官费提供的时间提前不少，便又选读了体育的硕士学位。他回国以后便以所学的先进铁路管理学识报效国家，一生从事中国铁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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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是学校的女低音组歌者。这两个受过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亲出洋留学前奉双方父母之命，按照传统的包办婚姻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母亲在美先学音乐，后因生了大哥改学家政，他们回国时，大哥已经五岁。
    我的父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父亲严肃，刚正，耿直，好学不倦；母亲则温柔，善良，和蔼热情。也许他们的性格相辅相成，使他们相敬相亲，我们得以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幸福家庭。
    由于父亲是做铁路管理工作的，决定了他工作的流动性。我们的家也跟着他的工作调动，沿着中国铁路主管线上的城市不断迁徙。每次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多个用铁皮包角的大木箱，母亲总是对下人千叮万嘱要重点保护，成为我们家贵重财物的这些有着各种版套的古籍书，大厚本洋装书，在书房只允许儿子们去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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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喆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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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重礼仪讲规矩。比如要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教我们念：“立如松，坐似钟，卧如弓”。听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过去问：“有什么吩咐？”分食物时给我们读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岁让梨”早已印进我们的小脑瓜。饭桌上规矩也不少，不管吃中餐西餐，刀叉、筷子碗都得轻拿轻放，嘴里不能嚼出声音，桌上不准掉米粒，饭碗里更不允许有剩底。因为我们都背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日常生活也有洋礼：父亲每次出差离家一定会和母亲拥吻告别，也要拍拍我们的头稳我的额头。回来时候也一样，还会给我一个小礼物。
    虽然当时家里仆人不少，但父亲规定两个哥哥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盛饭。他认为男孩子不能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我们最后定居武汉的时候，两个哥哥就被送进一家教会学校去住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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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有随和的时候，有时休息日他也会在花园里教哥哥们打网球，有时会在书房指着地图给哥哥们一张张讲珍藏邮票的常识，引得哥哥们集邮的兴趣。后来母亲有时晚饭后安排全家听音乐唱片。父亲高兴起来会邀请母亲和他一起翩翩起舞，我们大家哈哈大笑，都跟着跳。
    记得那是在武汉的时候，哥哥们都上了中学时，有个星期天，父亲把他俩叫到身边说，你们都长大了，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冯家孝子的故事。听说是讲故事，我也赖在一边不走。父亲说：“你们的高祖父在清朝时做大官，因为官清廉，得罪了不少贪官。你们知道官场是十分黑暗的，就此被贪官诬害被打入监牢后发配新疆。那时交通不便是要一步步走去的。你们的曾祖，他的儿子随同前往。到新疆后，高祖对曾祖提出要求：回去发奋读书，参加考试，等中举上榜后，再找能主持公道的人重审这起冤案。你们的曾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回到广州考中科举，当上了官，找到了可以为他父亲重审冤案的途径，终于使案情大白，洗脱了冤枉，可以平反出狱。谁知曾祖长途跋涉把这好消息带到新疆时，高祖已经冤死狱中。他便又千里迢迢，再步行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广东，并把父亲在狱中的诗画裱了，请名家鉴赏。这件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许多著名画家为他们父子俩的无畏精神，写诗题字加以歌颂，这件事情很快传到光绪皇帝耳中，皇上大悦，说难得本朝有这样的清官，这样的孝子，对孝子要加封，就授为孝子吧，列入《孝子传》。”这可以说是父亲的一次家训，告诫我们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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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喜欢我，妈妈偏疼大哥，因为他是长子且生在国外，又和她一块回来。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旧衣服，连过年都是，可二哥一点也不计较。三个孩子偶尔出点矛盾，挨说的总是二哥，“你为什么不听大哥的话！”“你为什么没让着小妹！”……二哥挨了说从不顶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当时寄居在我们家由我们父亲供养读书的几位堂房姑姑常常夸二哥最乖最懂事。
    二哥喜欢狗。今天回想记忆犹新。那是九一八抗战开始，父亲的工作从唐山转移到通辽，（今属内蒙古，当时可能是察哈尔）是个很小偏僻的小城市，土匪猖狂，我们家离火车站不远，为防土匪家里养着狗。一条母狗一次生了十只小狗，我们全家每人分了一只。二哥对分给他的那只小狗不仅十分疼爱，常省下自己的糖果点心喂狗，小狗也听他的话，他竟教会了小狗许多“本领”。而我养的狗 “小胖”什么也不会，我不依不饶，哭着去告状，二哥又挨顿说，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训练“小胖”。
    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温暖和睦，无忧无虑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完全不识人间疾苦，不知国难已当头。

拥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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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忧：挑起家庭的重担  
　  及至“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他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 父亲应宋子良之邀去西南战区主管铁路运输线。记得临行前父亲除了要我们照顾好母亲，语长心重地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你们现在都长大了，要有自己的志愿，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一定要做好！”
    我们一直住着铁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处处都是人，孩子到处跑，很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周末从学校回来他们一块儿在弄堂溜冰，我也跟着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场，二哥教会我花样溜冰，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